明神宗處理了張居正，開始親自執掌大權。但他不久就對朝政失去了興趣。萬曆十一年（1583年），皇帝以「偶有患病」為由，傳令暫免朝講數日。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以後，明神宗他不斷以有病為由，停止視朝和講讀。他的理由十分冠冕：生病。所以大臣們也沒有辦法，總不能不讓皇帝生病吧。但他雖然對朝政不感興趣，卻對一件事情毫不放鬆，那就是斂錢。史學家孟森曾評價這位皇帝為：「怠於臨政，勇於斂財」，「行政之事可無，斂財之事無奇不有」，「帝王之奇貪，從古無若帝者」。
有道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堂堂天子居然是個財迷，總有些讓人不可思議，於是就紛紛尋找原因。給張居正作傳記的朱東潤先生曾經從神宗皇帝父母的血統入手分析，認為朱元璋從貧民起家為皇帝，神宗的父親這一系就算是出身貧農；而他母親李太后也來自於平民家庭，是一個小農的女兒，則他母親這一系也算是小農。這樣貧農的後代，小農的外孫，恐怕就會帶點狹隘短視，所謂「小農意識」，對金銀財寶之類的便會看得格外重些。這或許也有點道理，但人總是複雜多變的，根據血統來確定一個人終身的性格行為，恐怕不會那麼準確。西晉的王戎，乃是竹林七賢之一，出身鼎鼎大名的魏晉高門琅玡王氏，但卻小氣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家的李子生的好，怕別人買去得了種子，居然不嫌麻煩的把每顆李子都鑿了核再賣。由此可見，這血統什麼的實在靠不住。大明天子貪財的原因，還是要到別處去找。
或許這和當年張居正對他的管束有關。張居正教育小皇帝，作為賢明的君主，要重視糧食蓄積，而不能把珠玉之類的奢侈品看得太重，因為百姓靠糧食生活，而珠玉則飢不能食，寒不能衣。對於小皇帝逢年過節的花費和對宮裡人的賞賜，他也勸皇帝要竭力儉省，於是小皇帝給宮女們的賞賜從來都很寒酸。但是，在受過了這麼多正統的節儉教育之後，小皇帝終於開始不耐煩了，尤其當他面對張居正的抄家清單時，更強烈地感受到了這位昔日老師的言行不一。哪怕是作為報復吧，都會讓他對錢財的愛好變得不一般起來。所以，他一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
但對於神宗皇帝來說，查抄的這些家產不過是點小錢，遠遠不能滿足他對於財富的渴望。於是他想來想去，終於找到了一條生財捷徑，從而也帶來了明代後期最大的弊政之一——臭名昭著的礦稅。
其實，皇帝想出這個斂錢的招兒也挺不容易的。田賦是不能再加了，否則只好讓老百姓喝風；商稅所得有限，而且零零碎碎的，收起來也太麻煩；傳統的專賣，則品種固定，數額也基本穩定，估計再榨不出多少油水。而且，很重要的是這幾種收入都是要上繳國庫的，也就是說，屬於國家財產，未必容得他隨心所欲的花。至於抄家，只能偶爾為之，總不能作為一項經常收入吧。所以，最後他就打起了這開礦的主意，繞開各級政府官員，只讓自己親信的太監前去辦理，得到的好處，也就統統算做皇帝個人的私房錢了。
當然，開礦能變成一種生財之路，也是當時的科技水平有所發展的結果。開礦要上稅，始於南北朝時期，那時就是一種應付財政收入不足的手段。以後的歷朝歷代，礦稅都要算得是政府的一項收入。起初，礦稅所得在政府稅收中只佔很少的一部分，但隨著科技的發展，大量礦藏的開發，這筆收入漸漸變得可觀起來，到了明代，徵收的範圍更是擴大了許多。但是，由於開礦要鑿山挖地，總被認作是一種破壞「風水」的事情。所以當時的政府對於開礦也有所限制，有一套嚴格的審批程序。但是，一心斂錢的明神宗現在顧不了這麼多了。再加上，當時對寧夏、朝鮮和播州先後用兵；乾清、坤寧兩宮及皇極、建極、中極三殿連遭火災，早就把以前張居正攢下的一點家底弄得精光，國庫也變得空虛了起來，皇帝就更需要找到快速生財之法。於是，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起，府軍前衛副千戶仲春奏請開礦，打破了以往對開礦的嚴厲禁限。自此每遇奏報開礦，皇帝就派宦官前往監督。到了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又開始派宦官到各地採礦和徵稅，濫肆搜刮。搜刮的錢財自然都上供到了皇帝這裡來，於是，嘗到甜頭的皇帝就更加樂此不疲，終萬曆一朝，礦稅一直為害極大。
按說，政府鼓勵開礦應該是發展經濟的好事，去收稅也是天經地義的。但是，明神宗派出去主持開礦和收稅的卻是身邊的太監，而繞開了各級政府。本來，有明一代，太監的勢力就頗為強盛，權閹輩出。這些大公公們仗著自己是皇帝的親信，對於那些官兒根本看不上，而且這幫人素質不高，沒有什麼責任感，一切以斂錢為第一要務，什麼國計民生，百姓疾苦，統統不放在心上。於是，他們每到一地，就撇開地方官府，另建稅署，專摺奏事，直通皇帝。對不屈從於他們的地方官，更是上奏告密誣衊，皇帝當然不會懷疑自己的大公公們，總是立即下令逮捕治罪，有的地方官甚至被活活打死。而且這些大公公們所到一地，只顧搜刮金銀，有礦無礦倒不放在他們心上。有時見良田美宅，就胡說地下有礦，藉此敲詐或強行霸佔。他們不但收礦稅，還把手伸得很長，在交通要道也遍設稅卡，稅額苛重，極盡敲骨吸髓之能事。往來的客商可就糟了殃，往往被迫把貨物抵作稅款。而且，這些公公們胃口還很不小，連一些零零碎碎的小錢都一併笑納。老百姓買只雞，帶捆菜都不肯放過，也得上稅。甚至於根本沒有開礦，卻把虛擬的應得「收入」分攤到百姓身上，號稱「包礦」。如此大肆搜刮自然成果豐厚。僅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一年，由這些礦監們運到北京獻給明神宗的就有白銀九十餘萬兩、黃金一千五百七十五兩，還有大量的珠寶。這些大公公在給皇帝效力的同時，當然也不會忘了自己發財，於是大量的搜刮成果便直接裝入礦監、稅使的私囊。如礦監陳增搜刮的金銀，進奉皇帝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十分之九卻落入了他的腰包。
如此胡作非為，自然引起了民間的極大騷動。商旅蕭條，百姓失業，就連那些地方官也受不了了。再加上這幫人及其爪牙無惡不作，如湖北稅監陳奉，縱容手下的爪牙強搶民女，直接掠入稅監署中，地方官也無可奈何。礦監陳增在山東益都，每天都要徵集上千人鑿山開礦，為督促工期，打死了許多工人。陳增的爪牙程守訓等人到了江浙地區，揚言奉密旨搜金寶，誣陷那些大商巨室私藏違禁物，破滅了百餘家之多，甚至於當眾殺人。這樣的貪殘暴行，引起了社會的各個階層的痛恨，於是民變連連，連當地官員都暗暗站在了這些「暴民」的一邊。
不但百姓反抗，朝中官員也紛紛給皇帝上書，勸他廢掉民憤極大的礦稅。勸諫他這礦稅不但令貧者斷絕生計，富人也蒙受其害，這樣下去，勢必激起「大亂」，一旦土崩勢成，眾心齊倡，「至於揭竿」，皇帝的天下就會「大潰」而無法挽救了。到了那個時候，皇帝就是有黃金盈箱，明珠填屋，也沒人會給他看守。但是，「皇上視財太重，視人太輕；取財太詳，任人太略」，任憑大臣們苦口婆心，諫書日進，皇帝卻一概不理，統統束之高閣。後來，這位皇帝大人因為立太子的事和大臣們鬧彆扭，躲到深宮中「罷工」，朝廷萬務，全部不管，卻唯獨放不下這個斂錢的礦稅，凡是有關的奏報，都批複得特別快。一次，明神宗生了大病，覺得自己快死了，就召來內閣首輔沈一貫，說要廢除礦稅。沈一貫一看皇帝終於明白過來了，十分高興，當天便票擬好廢除礦稅的諭旨進呈，皇帝看後同意，也在當晚就回覆。可到了第二天，皇帝不僅沒死，還奇蹟般地好了，他第一個反應便是馬上派太監傳令內閣，要追回那道廢除礦稅的諭旨。因為自己死不成了，如果斷了財路，那不等於自殺嗎？沈一貫不管，仍然要把昨晚的諭旨發下執行。太監叩頭懇求，額頭都快流出血來。沈一貫無可奈何，只好把諭旨發還。於是，皇帝有生之日，礦稅徵收依舊。
皇帝搜颳了這麼多錢，卻捨不得花，全都在府庫里屯著。後來朝廷要用兵，國庫沒錢，朝臣們苦苦相求，他才拿出一個無濟於事的小零頭，但這些銀子竟然因為窖藏太久，已經變黑髮霉，腐蝕得快不能用了。到了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皇帝病死，這禍國殃民的礦稅才算宣告停止。但是，幾十年來礦監稅使的橫徵暴斂，對社會經濟，特別對工商業的發展已經造成了極大破壞，致使國家正賦減少，財政發生危機，城市民變屢屢發生，各種矛盾日益激化和擴大。在礦稅停止後二十四年，明朝也就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