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雖然重用佞臣搞得國勢衰弱，但作為正史的《宋史》卻給了他很高評價。這是因為宋理宗在位，對理學大力推崇，這樣，以表彰理學為第一要務的《宋史》，就要拚命給他說好話了。他死後的廟號是一個「理」字，據說也和他推崇理學有關。可見這推崇理學，實在是理宗朝的一件大事。
說到理學，可能會讓人想到這是「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思想」。但事情並不這麼簡單，理學固然有維護封建統治的一面，但也對民間社會的整合和維持起到了很大作用。事實上，自南宋之後，理學對社會的影響就是全方位的，其長遠深刻之處，或許現在也不能忽視。理學又稱道學，始創於北宋時周敦頤，又經程顥程頤兄弟加以發揚光大，到了南宋，在朱熹手中集於大成。理學在一開始並不是官方的學派，只是在民間流傳，影響也有限；自宋朝南渡之後，才漸漸流傳開來。特別是朱熹，對於提高理學的影響力起了很大作用，他所著的《四書集注》在之後就慢慢取代了五經的地位，成為了科舉考試的出題範圍。
韓侂胄由於結黨營私，驕奢淫逸，很讓「滅人慾」的理學家們看不起，便把理學定為「偽學」。規定凡是「偽學」中人，一律不能做官，大小官員在寫述職報告時，還要多加上一句「不是偽學黨中人」，此事稱為「慶元黨禁」。後來，韓侂胄被史彌遠設計殺掉。史彌遠對於理學也沒有太多心得，不過本著「敵人反對的都要支持」的原則，就對理學家頗為照顧，提拔了不少人到朝中做官。但後來他廢掉濟王，又把他害死，這些理學家就不買他的賬，紛紛上書為濟王伸冤。史彌遠看到他們如此不識抬舉，便很生氣地又把他們趕出朝廷。等到史彌遠死了，理宗皇帝親政，他為了勵精圖治，便又把這些理學家召回了朝廷，在朝野上下掀起了一股尊崇理學的風氣。對於那些已故的理學大師，如程顥、程頤、朱熹等人，都賜給謚號，請進孔廟。皇帝自己也很認真的研讀理學經典，一時間「周程張朱呂之說，家傳而人誦之」，理學一下子由「偽學」變成備受推崇的「正學」了。
只是理學家學問的要義，在「存天理，滅人慾」，不僅是對小民，就是對皇帝，也是要他們「正心誠意」的。而所謂「人慾」，自然是「萬惡淫為首」了。所以程頤若得知宴會上有歌伎，就看也不看一眼，當下拂袖而去。義士胡銓，因上書彈劾秦檜被貶到海南，等他晚年回來的時候，有一次看到一個歌女臉上的酒渦很可愛，便不禁讚賞了幾句，朱熹卻為此特地做詩一首：「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卻有情。世上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覺得忠臣義士老來為一個歌女動情，忘了國家大事和君臣大義，實在是修養不夠，「人慾」滅的不徹底。理宗皇帝既然提倡理學，在這上頭就應該作出表率。可他倒好，不但不「清心寡欲」，還把妓女召到宮裡來。
這件事出自奸佞董宋臣的慫恿。宋理宗晚年喜好女色，三宮六院已經不能滿足他的私慾，善於奉迎的內侍董宋臣看到了，就給他想了一個尋歡作樂的方法。於是，便在一個元宵佳節里，召來了臨安城的名妓唐安安。
唐安安既然是臨安的名妓，那容貌歌舞，自然精彩絕倫。於是皇帝一見便捨不得丟開，就把唐安安留在宮裡，寵幸非常。唐安安也仗著皇帝寵愛，過起了豪奢的生活。家中用具，上到妝盒酒具，下到水盆火箱，都是用金銀製成的。帳幔茵褥，也都是綾羅錦繡。珍奇寶玩，更是不計其數。理宗皇帝自此也就經常召一些歌伎舞女，演傀儡戲的優人之類的進宮。有大臣看他太不像話，就上書勸諫他，道是如此胡作非為，豈不敗壞了陛下三十年「修身」的效果么。理宗看了，倒也知道不好意思，於是囑咐他不要把奏本給別的大臣再看到了，但也不捨得就這麼放走美人。那個大臣知道是董宋臣把妓女弄到宮裡來的，就又給皇帝獻上了一幅高力士脫靴圖。董宋臣看了大怒，就在理宗面前告狀，說那位大臣詆毀皇帝。理宗倒也不惱，還笑著說：「這個是在罵你，並不是在罵我呀。」董宋臣趕緊解釋：「這傢伙把皇上比成明皇，閻妃娘娘比成楊貴妃，把臣比成高力士，他自己倒以李太白自居，實在狂妄。」閻妃是皇帝最為寵幸的人，於是理宗也就不高興起來，疏遠了這位大臣。
皇帝跟妓女勾勾搭搭，本來就不是什麼體面的事情，還要堂而皇之地召進宮裡，就更加駭人耳目。宋理宗的祖上徽宗皇帝，是有名的風流胡鬧，可他看上妓女李師師，也只敢挖條地道通到她家，偷偷地鑽來鑽去，不敢召她入宮，看來宋理宗的膽量倒是比宋徽宗大多了。只是一提起徽宗皇帝，人們都知道他是浪蕩天子，胡鬧的亡了國；可對於這理宗，還誇獎他崇尚理學，端正人心呢，這也真夠諷刺的。不過後人也有冷眼看破的，做詩道：「宋史高標道學名，風流天子卻多情。安安唐與師師李，盡得承恩入禁城。」便點出了這位推崇理學的皇帝，本質上跟他那位胡鬧亡國的祖宗，也沒什麼兩樣。
由此也可以看出，理宗皇帝對於理學家的那一套，並不是真心信奉，只不過是用來遮掩耳目，就連說他好話的宋史，也指出他「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他肯聽理學家說些什麼道德性命，不過是為了顯示一下自己的聖明而已，所以，當那些理學家真的教訓起他來，他也就頗不耐煩。但他也聰明，知道這些人名聲很大，萬一貶斥他們，就會引起朝野很大反應，到時候勸阻的奏章雪片般的傳到他跟前來，豈不更煩。於是就反而給那些人升了官，但不讓他們管事，免得整天在自己耳朵邊叨叨。而這些理學家們，講起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來是一套一套的，可到了治國平天下，卻拿不出什麼像樣的方略。著名的理學家真德秀，在朝野都有很高的聲望，理宗召他入朝，大家都洗耳恭聽他的大政方針，他卻在奏章里勸了皇帝一大通正心誠意，不免為人嘲笑。對於當時對財政匱乏，軍事敗退，這些理學家們也沒有應對的辦法。以至於當時的伶人都笑話他們：什麼大學中庸，不過是白吃了許多酒食。朱熹曾經說過一句很深刻的話：「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在局勢危急之時，正是需要有豪傑一般的人物來大力整頓國政的，可是那些理學家卻沒有一個人能做到。他們給理宗的勸諫，也多是在個人小事上做文章，這般「聖賢」功夫，也太虛了一些。老生常談，千篇一律，也難怪理宗會煩，覺得這些「聖賢」們還不如他那個鬥蟋蟀的小舅子賈似道，還能想辦法弄到錢來給他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