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把讀書的樂趣融於人的歷史。在所謂人的歷史中，讀傳是條捷徑——傳記「濃縮人生精華」。你甚至只需幾個小時，就能把一個人看進了墳墓，想像他在墳墓中仰卧起坐，唉聲嘆氣。塋墓之外，我們在逝者的影子下完成對社會的回憶與改造，完成對往屆社會優良品質與智慧的追索與繼承。
坦率地說，是黃仁宇讓我重拾對歷史的興趣。我是說，我從學術上看出了歷史的樂趣。這位國民黨軍官在美國寫了《萬曆十五年》。用他的話來說，他研究的是大歷史（Macro-history），這個詞很玄乎，我倒寧願把它想成「隨心所欲讀歷史」。黃仁宇的學問的確是做得很好，也很中立，因此也給了我們讀者一次換個角度讀歷史的機會。黃仁宇和周恩來同是南開校友，遺憾的是，南開大學沒有把肄業生周恩來的禮遇分給肄業生黃仁宇一點，但這並不影響黃仁宇聲名遠播。
讀了黃仁宇的歷史書，我開始對海外的中國史家產生了興趣。作為旅美學者，唐德剛自然成了我書屋裡的貴賓了。雖然直到今天，唐德剛的書我只看了兩本，一本是《晚清七十年》，另一本即是我這裡要介紹的《胡適雜憶》——嚴格地說，還有《胡適口述自傳》，收錄在《胡適文集》中。對於胡適的追尋，大概就是從這本書開始的。
唐德剛是胡適晚年的入室弟子，曾親自錄製並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被公認為海外論胡允當者。唐之「胡說」不辱大方，意創筆隨，明珠走盤，的確是些好書。唐德剛在《雜憶》書尾稱：「關於了解胡適，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要了解胡適，我個人的看法，最可靠的兩部書，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適口述自傳》。」在我看來，《雜憶》是可以和上述兩本比肩的。在該書中，唐德剛對胡適沒有太多的隱諱，儘可能地做到客觀（當然，也有些看法和讀者大相徑庭）。
在雜憶胡適時，唐德剛並未因為是胡適的入室弟子而像羅爾綱寫《師門五年記》《胡適瑣憶》時那樣畢恭畢敬，更多是尖刻、風趣與超脫。比如談到胡適與政治，唐德剛說胡適是「不要兒子，兒子來了」；胡適容忍，是「愛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語）；搞政治胡適後天不足，「在主觀條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與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作政論家的眼光」；胡適被杜威老師牽了一輩子鼻子，做了幾十年齊天大聖，最後發現自己不過是個癩和尚的保鏢；老頑童甚至向讀者回憶起胡老師擠上公共汽車時的情景，「一個瘦骨嶙峋的脊椎動物」。
當然這些並不影晌唐德剛對老師的正面評價：胡適是「近代中國唯一沒有槍杆子做後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胡適的確是個聖人，在他身上，全然沒有兩千年來無數鄉愿、學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僕們自閹精神的「繼往」，更沒有極端年代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閹他人的「開來」。
對於「五四運動」，唐德剛與胡適的觀點並不一樣。胡適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對政治，另一方面，卻又做了一輩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對五四運動的。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夭折，便是把五四運動政治化的結果」。唐德剛後來解釋道：「新文化運動這部列車，被這批小夥計板錯了方向盤，就橫衝直撞起來，結果，目的熱，方向盲，列車出了軌、翻了車，弄得傷亡遍野。可憐的老胡適也被弄得教授當不成，新文化運動前功盡棄，而跑到紐約來落草。所以他反對五四運動。」
對於五四運動的是非褒貶由來已久。胡適的觀點是：「新文化運動才是那害了兩千年癱瘓病的中國固有文明的對症良藥，是當前救國救民的唯一道路。」胡適的理想是在一個非政治化的環境下投身文化與科學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國的文藝復興。折騰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沒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僅靠幾個先知先進帶著群盲打打殺殺瓜田分地殺資本家，僅圖一時一勢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會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業，而不只是解放豬圈裡的牲口，讓它從張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廚房。
歷史車輪鬼打牆。轉到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到處都是「人文關懷」。除了賣豬飼料的，什麼樣的企業都開始將「以人為本」的招牌掛上了大街。當然，以人為本並非舶來品，甚至可以說是中國的國粹。中國從來就是以人為本的。只不過，中國的人本是以鉗制人為本，而西方的人本卻是以尊重人、解放人為本。關於這一點，胡適在一次出遊東北時有所感悟：中西方文明的區別是，前者是人力車文明，後者是摩托車文明。所以胡適要在思想上解放中國，再造文明，要實用主義，要杜威哲學，要全盤西化（後措辭為「充分世界化」）；因為要自由，所以要容忍。胡適說的容忍並不是菩薩說的容忍。
胡適一生奉行多研究些問題，少談點主義。唐弟子給胡老師的「輓聯」卻是，「多研究經濟，好研究問題」。
「胡先生告訴我，他在康乃爾讀大學本科時，對經濟學就沒有興趣，未嘗先修有關經濟學的科目，因而他一輩子對各種經濟學也很少涉獵。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談政治問題的致命傷」「胡適之先生對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雖然生死以之，他卻始終沒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論來。不是他無此才華，而是他在社會科學上無此功力！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來對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國政治經濟的演變做一番通盤的了解，而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去搞一點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扶得東來西又倒。」
胡老夫子如果知道他的入室弟子這樣給他蓋棺定論，定會氣得從棺材裡坐起來。生死以之，忙了一輩子竟然被弟子說成了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江湖郎中。
胡適生前建樹頗多，也因此被「我的學生毛澤東」（胡適語）組織了大陸學界搞了數百萬字的批判。
胡適膝下有二子，長子胡祖望，得名於胡母馮順弟，有允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適親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達了他對老師的敬重之情，更含著他一生對自由主義的豎定信仰。1949年後，胡適去了美國，祖望繼續留在美國，而思杜卻留在了大陸，並於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改造。1939年6月27日，性格潑辣的江冬秀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小三（胡思杜）死沒有出息，他要學政治，日後做狗官。」其實在那樣一個政治壓倒一切的年代裡，即使胡思杜當年不問政治，政治最後也是會問到他的。
「不要兒子，兒子來了。」胡適曾說，「思杜是我創造的」。大意是說中國該選擇杜威，更要一代代「思杜」下去，但他怎麼也不會想到，他的兒子竟會朝他飛來投槍，稱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國青年》上發表了《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他對反對派的赤膽忠心，終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敵的頹運，全國勝利來臨時，他離開了北京，離開了中國……今天，受了黨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歷史上的大山，敢於認識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秤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性……這一系列反人民的罪惡和他的有限的（動機在於在中國開闢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封建的進步作用相比，後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經過長期的鬥爭，我以為在階級上大致劃分了敵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許多不能明朗割開的地方。除了自己隨時警惕這種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並要求自己樹立起工農大眾的感情來。」
對胡適的批判，我在《胡適日記》第八卷（1950～1960年）里能找到不少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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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寫過《為國家求饒》的王芸生和儲安平一樣，都是舊中國了不起的媒體人士。然而，相較而言，儲安平保持了自己的風骨。儲安平的《觀察》變成了《新觀察》，但是儲安平卻是舊人一個，保持了自己的人格，所以他能批評「黨天下」。王芸生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抗戰一勝利王芸生就表示：「我們建議政府要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聞檢查，開放言論自由。」（《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1946年9月18日）當《大公報》記者因採訪學潮而被逮捕時，他義正詞嚴地抨擊了國民黨當局的暴行，並尖銳地指出：新聞檢查不僅有「掩飾罪惡，包庇頑邪」的作用，而且還會「使政府與人民都受了蒙蔽……使報紙喪失了信用」；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撒謊欺罔的責任」就只能「由執行新聞檢查的政府一肩承擔」了（《逮捕記者與新聞檢查》，1947年6月）。然而解放後，雖然《大公報》沒有改為《進步日報》，但是1949年到1952年，《大公報》的發行量從16萬份急劇下降到6萬多份，廣告收入減少了60％。王芸生以階級鬥爭的理論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