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衝擊法國。它不僅在極短時間內席捲了法國的各所大學，而且迅速擴大到工人階級，引發了全國性大罷工，並最終導致國會改選、總理下台。而這一切，事先似乎毫無徵兆。政治觀察家們認為不可能在西方國家出現的「古典意義上的革命」，在不可能的情況下爆發了，而且這一次又是在巴黎。
一群在戰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起來反抗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這是人們關於「五月革命」的粗略印象。至於這場「革命」有何意義，那個五月到底發生了什麼，四十年來，即便是當年親歷其中的「六八分子」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針對這場「革命」的抵評與記憶，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斷裂。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法國，正處於戰後重建的「光輝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1945～1975）」的中途。五十年代「歐洲經濟共同體」削減關稅，擴大市場，法國成為世界第四大出口國，進入了空前的繁榮。貨幣堅挺，經濟年增長率保持在5％上下。國家結束了殖民戰爭，並且扭轉了工業化和城市化落後的局面，農村人口向城市外流已接近完成。
然而，在「經濟繁榮、政治安定」的表象之下，法國同樣面臨著一場「物質上升，信仰下降」的危機，彷彿社會在懵懵懂懂的富裕中丟失了理想。與此同時，馬爾羅、加繆、薩特、福柯等人的思想，戈達爾的電影敘事等等煥發張力，一切有關人的意義的詢問也為這場社會運動打下了「造反」的底色。簡而言之，1945年戛然而止的災難與現在的豐衣足食形成了一個鮮明對比，當有關人類命運的宏大敘事漸漸讓位於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時，這一代法國人對目前的庸碌生活表現出了一種非同尋常的不安。關於這一點，在「五月革命」即將發生前的一個月，戴高樂甚至也在不同場合這樣吐露心聲：「如今再沒有什麼事要對付了，也再沒有什麼英雄業績可創造了，我反倒覺得沒勁。」
不可否認，法蘭西有著舉世無雙的創造力。在很多方面，如科學發明，人道主義、自由、平等人權觀念，法國當之無愧是人類的進步之源。不過，儘管法國歷史上發生了許多革命，但是「不自由，毋寧死」並不足以概括法國人的特性。在我看來，更準確的概括當是「不創造，毋寧死」。正因為此，法國在任何時候都會表現出一種特立獨行的行事風格，安於錦衣玉食、隨大流顯然不是法國人的性格。烏托邦在這片六角形的土地上永遠不會褪去油彩，當有關生命與生活的意義探尋開始發酵時，一個響亮的口號立即開始流行——「要麼現在死，要麼永遠不死。」
歷史將這一任務交給了大學生。這是一群出生於1944年到1950年之間，從未經歷過飢餓與貧困，未體驗過「戰鬥到一無所有」的人。然而，充沛的精力、不可一世的理想主義，以及不斷穿梭於家庭、社會與學校等種種束縛之中的他們，卻有著超乎尋常的敏銳。
處於一片安定繁榮之中的六十年代，來自各階層的孩子越來越被中學會考和上大學所吸引，加上戰後法國人口快速增長，大學生人數從1958年的20萬增加到1968年的50萬。然而，大學教育卻對生源膨脹裝聾作啞，不思改革，以至於在學生眼裡，大學變成了一種「只談存在，不談意義」的社會結構，一個「無用知識的自動發送機」和「畢業文憑製造廠」，這種填鴨式教育使他們患上了「知識不育症」。
如此危情，早在1964年哲學家保羅·里克爾在《精神》雜誌上就發出瞥告：「如果國家不採取適當辦法解決大學的發展問題，將會招來釀成全國性災難的學校大爆炸。」而事實上學生們的確正在做這方面的準備——不能說眼下這個世界十足糟糕，有時它甚至是美好的，但是，為了一個更好的世界，一個有麵包更有玫瑰的世界，法國需要一場運動。
1968年5月，學潮從南泰爾蔓延到索邦，憤怒的學生佔領巴黎大學，導致警察干預，繼而形成一種「反抗一鎮壓一反抗」式的循環升級。應該承認，對於這一事件，起初政府表現得有些過於自信，以至於人們譏諷它在風暴來臨時更像是一個「聾啞政權」。它墨守成規，支支吾吾，既想平息事態又不想向「街頭壓力」讓步，甚至異想天開通過抓捕幾個搗亂分子實現對學生的分而治之。直到5月中旬，運動演變為一場全國性的危機，總罷工擴大到所有部門，到5月24日，法國已經陷入癱瘓狀態。戴高樂的講話變成了國民的耳旁風，這下輪到反抗者裝聾作啞了，一切理性的聲音都被淹沒在運動的節慶聲中。
的確，似乎沒有比這更美好的時刻。年輕人沉浸在「同仇敵愾」織起的團結、友愛中，在幻象之網裡一起衝鋒陷陣。面對牛氣衝天的街頭運動，許多起先彷徨的人也加入其中。就像那些經不起同伴熱情忽悠的中國人，會在滬指六千多點時慨而且慷地殺進股市。1968年5月，許多法國年輕人相信，如果不去大街上走走，不去拉丁區的巷道里撬起幾塊鋪路石，人生可能會因此黯淡無光——法國人不怕錯過賺錢的機會，怕的是錯過一個改天換地的時代。
「同學們，向前跑吧，舊世界就會被拋在腦後。」至於跑到哪兒去呢，人們並不清楚。四通八達的大街，被街壘分割成一個個舞台，也像是一架架巨大的跑步機。顯然，在這裡真正上演的更像是一場場革命的戲劇，它讓每個人有機會相信自己會走上時代的風口浪尖。如果說過去是平庸的一群，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堪稱「偉大」「頂天立地」。雅克·本尼特在《紅與黑的春天》里這樣描摹：「從今以後，我們有節日可過，有創造奇蹟的時間，有自由講話的權利……人從新石器時代過渡到雅典式的民主，奴隸少了，但多了成千上萬的廣場！驅走了黑夜，戰勝了權力，生活將會改變，終於可以活得自由、平等、博愛、幸福了……」而且，相較於法國大革命時期羅伯斯庇爾的「你不想自由，強迫你自由」，「五月風暴」似乎甚至有些清高與孤芳自賞；「如果一個人不想通過奮鬥取得一樣東西，那麼你給他東西也沒有任何意義。」「不要來解放我，我負責自己解放自己。」法國著名思想家雷蒙·阿隆在《費加羅報》上提出了自己的批評：「大學生和工人們將又一次對這些日子的罷工、節慶、遊行、無休止的討論和暴動留下美好的回憶，彷彿日常生活的煩惱、技術和官僚主義所造成的窒息感需要時不時地突然宣洩一下；似乎法國人只有在革命（或者假革命）的心理劇中才能使孤獨感得到解脫。」
當然，事實值並非全然這麼糟糕。不管怎樣，這只是一群共和國的孩子。他們有熱情、有責任心，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一個能協調法律和自由、勞動和平等的美好社會，一個真正享受博愛和無等級制度的美好社會，一個無僵化體制，既無監獄，也無精神病人的美好社會。
在法國過往的歷史中，革命總是會讓人想起那些滾動在巴黎街頭的濕漉漉的人頭。然而，今天人們知道，革命者的勇敢在於赴死而不在於殺戮，因劍得到的，必將因劍而失去。
儘管人們習慣於將發生於這一年的這場社會運動稱為「五月風暴」或者「五月革命」，然而，今日法國，人們更傾向於用「Mai68」（1968年5月）這一中性的時間刻度來標刻這段歷史。的確，和以往的「風暴」或者「革命」相比，它已經脫胎換骨。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表現，即是從政府到社會，無論是參與運動、反對運動者還是維護秩序者，都保持著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拒絕暴力和流血是「五月革命」的共同底線。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如果法蘭西要繼承其「革命」傳統，那麼1968年5月可被視為法國革命的新起點。或者說，「六八底線」才是1968年5月這場運動留給世界的最珍貴的遺產。換一個角度說，這種表面激烈，實際平和的社會運動，也是一種「告別革命」的方式。
學生方面，作為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的科恩·本迪特對暴力並無偏愛，人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對雅典式民主的追求。對於零星出現的暴力事件，本迪特認為「搞暴力並不是運動負責人決定的，而是大學生自發地選擇了抵抗，我們沒有任何責任」「儘管一切有些過分，但畢竟還是恪守在民主的範疇內」。
「足夠的行動，足夠的詞語。」這是「五月風暴」中的一道風景。「擁有你的愛，但不要放下槍杆子」，「最美的雕塑是鋪路石的砂岩石，最具批判力的石塊就是打在警察臉上的石塊」「鋪路石下是海灘」等等，一切更像是一種浪漫抒情，一種隨心所欲的創作。當一切雲開日出、風平浪靜，不難發現，那些標語口號中儘管充斥了對暴力的慫恿，但更多只是一種美學意義上的暴力宣洩。對於許多人來說，口號被發明出來，有關暴力的審美便已經完成。我曾說，沒有嘴上起義，將有街上起義。發生在法國的這場運動，顯然不是暴力革命或者帶有暴力性質的街頭起義，而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街上起義」。
儘管政府一度嚴重錯估形勢，甚至認為法國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