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訪談裉據本書作者2004至2009年間的數篇談話整理而成。一部分內容來自作者在巴黎寓所里與友人的閑談，其餘部分輯錄於近幾年間作者分別接受《南都周刊》《南方周末》《大江生活城市周刊》以及美國《芝加哥論壇報》、丹麥《政治報》、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等境內外媒體採訪時所表達的觀點。
問：中國人談二十世紀，繞不過魯迅與胡適。有人說，胡適是二十世紀少數堪與魯迅比肩的大師，你怎麼看魯迅與胡適？
答：在關天茶舍回一些朋友們的拈子時，我談到魯迅和胡適不是一個境界，引來不少爭論。有位網友讀後說我運筆如龍，回答精彩，但也表示「看待胡、魯二人，實在不須是坐翹翹板：把一人頂起來，就非要壓下另一個去」。這點我是贊成的。在這裡我要說明的是，我區分胡、魯二人，不涉及各自的人格。在我看來，魯迅更多是孤立、否定與苛刻，而胡適則是合群、建設與寬容。今日中國最需要的是寬容，而不是「一個也不寬恕」。
我推崇胡適不只是為了懷念他，還因為他對當今中國的濟世功用。逢無疑問，中國社會現在是一個混合體。一個集前現代、現代、後現代「三位一體」的怪胎。當今中國如何真正實現現代化，實現文明政治、輕鬆生活，我認為有兩個要件：一方面要保守已有的現代，另一方面需要現代、後現代文化瓦解前現代的消極的東西，就像網路文明正在無孔不入地瓦解專制主義一樣。眾所周知，後現代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寬容，是多元化，是胡適先生晚年倡導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此一層面，「魯迅精神」顯然是格格不入的。
李慎之先生說「二十世紀是魯迅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胡適的世紀」。我的理解是，「二十世紀是流血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流汗的世紀」。前一世紀是革命的世紀，後一世紀是改良的世紀（我把它理解成真正的革命）；前一世紀風雨飄搖，終點回到了起點，基本上宣告失敗；後一世紀需要大家的耐心，需要多一些堅定與堅守，甚至包括無可逃避的忍辱負重。不要像庸俗短視的革命家一樣，盼著在有生之年看見革命的一切成果。
幾年前，我第一次去海南旅行，當車子行駛在新修的寬闊路面上時，我突然有一陣感動。我在想，我寫了不少慷慨文章，但之於中國的貢獻，也許不如一位民工。他們雖然被潑上了廉價的污名，不如精舍里的學者們高貴，但修出來的路都踏踏實實，是可以看得見的。這種自責一直延續到了今天，並有了下面的結論：我們這代人，與其拿著主義去「爭奪青年」，還不如腳踏實地，像民工一樣一點一滴地建設。他們修築的同樣是政治意義上的「第三條道路」。就像馬爾羅所說，真正有濟世精神的人，會忙於修建公墓與圖書館，而不是忙於革命。
問：啟蒙是否結束？什麼是真正的啟蒙？
答：有一次坐在索邦內廣場的雨果塑像下面和一個德國學生聊天，她對我說，在西方，啟蒙結束了，大家整天好像沒有什麼事，不像你們中國，危機四伏，德國人現在都不知道自己的敵人在哪兒呢！
啟蒙結束了嗚？我不這樣認為，雖然基礎主義與普遍主義的受挫讓啟蒙運動陷入困境。我十分贊同哈貝馬斯的立場——既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對傳統的否定，又不放過對現代性的各種弊病的批判。現代性是一項並未完成、需要不斷完善、不斷更新的事業。我以為，人類除了追求自己的幸福與自由外，沒有其他的宏大敘事。後現代主義和啟蒙時代的主義論一樣，在這個追問下雙雙破產。一方面，宏大敘事顆粒化，每個人的精神都還原到最樸素的境地；另一方面，人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自由，這是人的天性，這個天性匯合成一組宏大敘事。它將擊破空洞與虛無，人類會因此團結。
康德說，啟蒙就是人類擺脫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所謂不成熟狀態就是：我們在需要大膽運用自己理性的領域卻接受別人的權威。康德舉了未成熟狀態的例子；有本書能代替我理解，有位牧師能代替我擁有良知，有位醫生代替我選擇食潛。這幾個例子，不幸預言了此後啟蒙運動何以陷入困境，即啟蒙者大包大攬，爭當真理代言人、牧師與醫生。然而，沒有人能做到真理在握、絕對正確，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有限的世界；我們擁有的是短暫的生命；我們的知識理性同樣是有限的，如波普爾所說，歷史沒有宿命，我們能做的就是運用自己的有限理性不斷地糾錯。在此意義上，啟蒙沒有絕對的是。
在法語中，啟蒙是光明的意思。啟蒙，說到底就是要有光。這種光不是先驗獲得的，也不可能被誰後天絕對掌握。啟蒙沒有結束，但是推銷絕對真理的啟蒙時代已經結束了。中國現在流行的某些精英主義仍然具有啟蒙時代的一些危險特徵。即，以自己的話語權的優勢，對大眾運用牧師與醫生式的權威邏輯。歷史是人民寫的，歷史文本卻是知識分子寫的。知識分子的這種職業便利，決定了這個群體通常自視過高，在解釋歷史與現實時，總傾向於誇大自己的作用。
以自己為救世主者就像這樣一群「鳥人」，他們飄在空中，鳥瞰世界，自信真理在握，略作思考便可以為塵世開出包治百病的偏方。這是一種致命的自負。就像在黑夜裡打手電筒，他們不是謙卑地把光打到遠處，照亮道路、田野與山巒，讓你自己判斷該往哪走，而是對著你的眼睛照射，告訴你這就是你需要的光明，舍此全是黑暗。那一刻在你眼中，除了他們手電筒里射出的光亮外，你什麼也看不見，導致啟蒙後失明。這就是我時常提到的「在光明中失明」。梭羅在《瓦爾登湖》結束語里有句話說得也很好——那種使我們失去視覺的光明，對於我們是黑暗。
這個世界，每天都有孩子在出生，在長大，在問自己或問大人十萬個為什麼。人類的處境其實就像這些孩子，除非人類滅亡，否則啟蒙永遠也不會結束。啟蒙的前提是自由，每個人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有自由才有平等，有平等才會有自由交流。只有在這種自由、平等的語境中，我們才有可能真正享受醫生的食譜，並能隨時發現其中的毒藥。同時，啟蒙者不因對理性的不正常運用，加上自己天馬行空的幻覺，做了教條主義和他律的奴僕。
今天是永遠的現代，啟蒙是一項未竟的事業。啟蒙就是自由交流，它不止於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可能是單向的，而自由交流是一種互動，是彼此尊重，是程抱一院士所說的「一加一大於二，接近三」。
問：有人說中國文藝復興的時代已經來臨？
答：文藝復興的前提是這個時代必須張揚一種價值。中國要張揚的價值是什麼？這似乎還是個「國家機密」。文化產品不同於其他產品，它不是以複製多少件來計算的。舉例說，一個音像店，擺滿了全是些好萊塢的大片與帝王戲，而像《鬼子來了》這樣的國產好片在國內不能公映，這說明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文藝復興的條件還不成熟。值得慶幸的是，由於傳媒科技的發展與普及，一個自我解放的時代正要到來。個體傳播的興起，是中國實現平穩轉型的歷史機遇。
當代中國，「在浮躁中前進」。消極而言，互聯網像大眾傳媒的專欄文章一樣，裹挾無數泡沫，澆滅了智者嘴上的煙斗；積極而言，後現代的價值觀挾傳媒科技之力正在瓦解前現代的銅牆鐵壁。比如歌手自己刻錄CD賣、學生拍DV電影在網上發行以及個人博客的興起……個體的崛起打破了文化上的壟斷，從此告別崔健、張藝謀等「文化代言人」。中國正在走向多元化，主流文化流行於民間，它們不會被幾打子精英簡單地代表，也不會因為某個楮英的「墮落」而背上黑鍋。我在巴黎大街上經常能看到章子怡的臉，我覺得她親切，若有人說中國文藝將在她身上復興，就有點太扯臉蛋了；同樣，說她丟中國人的臉蛋，自然也是扯淡。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詼是這樣，無論富有還是貧窮，人們能按照自己的意願經營自己，DIY自己的人生，DIY自己的文化，甚至製造流行與時尚。胡適曾說，每個人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今天，每個人DIY自己的文化，也就是DIY中國的文化。中國文化的轉變，將更多地決定於這些文化的消長。如果民眾都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正視自己的慾念，表達自己的主張，假以時日，轉型定將水到渠成。所謂民主，說到底就是自作主張、討價還價。市場經濟，也是對民主生活的一種訓練。人們有權DIY自己的經濟、文化與生活，是民主得以實現的基礎。
自由即秩序，寬容即自由。北京王府井大街上出現「漢服青年」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與其說有人在搞復古，不如說這是中國文化走向多元化的一個註腳。當你在巴黎大街上看到一些裹著被單式衣服的黑人婦女，最初可能覺得有些不倫不類，但久而久之，你會從中領略到一種國際情懷、一種寬容、一種城市文明的溫暖。服飾多樣性是文化多樣性的一種表述，文明的富庶，來自文化多樣性，得益於彼此寬容。
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一輩子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打義大利戰爭，結果功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