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波普爾說：「人類歷史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人類生活方方面面的歷史。」一個社會的民主歷程同樣包含了各種生活方式與生活觀念的進步。
由於民主與社會生活的這種緊密聯繫，在我們考察民主的生成與發展時不得不將目光投向那些生長於日常生活中的細枝末節，而本文所要關注的正是那些為許多宏大敘事論者所不願提及卻又在真刀實槍地影響著人類文明進程的「吃吃喝喝」。
顯而易見的是，民主實踐並非只是建立起一種簡單的投票制度並在此基礎上完成所謂民主精神的「間歇性發作」。民主不僅僅是一種制度，更是一種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與精神氣質。
中國人習慣用「源遠流長」來概括自己的文明。和世界上許多文明一樣，飲料有著同樣悠久的歷史。且不說進化論相信人是從水裡一點點變出來的，回顧有史可載的文明，那些曾經盛極一時的文明古國無一不是擇水而居。
水是人類最早的飲品。隨著文明的發展，水不斷地被賦予意義。在中國，除了洪水記憶之外，諸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上善若水，厚德載物」「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摸著石頭過河」等等都印證了水與文明進程息息相關。至於《紅樓夢》里的「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更說明在文人墨客的眼中「水」就是「茫茫人海」。
托爾斯泰曾經在《酒色與生命》里質問人們為何拒絕清醒——喝酒是為了窒息自己的良心。無疑，中國歷史是充滿了酒氣的，其中既有天子呼來不上船也不上床的才子佳人，亦有像魏晉劉伶那樣的自我放逐者——整日醉醺醺，像個村幹部，還讓人扛一把鋤頭跟在後面，吩咐「死便埋我」。
為什麼人們願意通過飲料來尋歡作樂？美國作家湯姆·斯丹迪奇在《六個瓶子里的歷史》一書里對此作了細緻的分析。以酒為例，在斯丹迪奇看來，這種飲品之所以受歡迎就在於它是均質物，只要是同一罈子里的酒，每個人得到的都一樣的。在這方面，它比魚肉更有優勢。
顯然，這種便於分享的特性使飲品天然地獲得了進入公共生活的通行證。與此同時，這種開放性與流動性意味著一旦有人下了葯，所有飲用者都會中毒。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人們會在共飲時產生一種「同壺共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公共精神。或許正是這個原因，古今中外的「梁山好漢」們在搞「詼諧黑社會」時要大碗喝酒、開香檳慶賀。儘管椅子上早已排出了座次的高低，但在喝酒時大家覺得彼此還是平等的。
今天，包括咖啡、茶、酒、可樂在內的各種飲品可以輕而易舉地抵達世界每一個角落。如上所述，飲料的作用並不限於解渴，它同樣作為一種完備的意義系統在參與人類的社會生活。當反全球化人士將象徵「美國勢力」的可口可樂打翻在地，我們不難看到飲料被賦予了一種怎樣的文化內涵。它們匯成一條條看不見的江河，在社會中載浮載沉，見證各自的命運。
埃斯庫羅斯說：「銅器是外貌的鏡子，葡萄酒是思想的鏡子。」顯然，古希臘人更鐘情於葡萄酒。在他們看來，只有野蠻人才喝啤酒。不過，具體到飲酒方式上，同樣鍾情葡萄酒的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卻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古希臘人的交際酒會是一種類似現代沙龍的聚會，人們相聚暢飲，分組辯論，展示各自的才情與立場。酒的均質與平等以及人們約定俗成地從同一個容器中取酒，無疑使古希臘的交際酒會具有某種民主的品格。
據說蘇格拉底能飲善辯，當時也經常光顧這種交際酒會，而且當別人都喝醉時，他能保持清醒。柏拉圖因此稱讚他能夠通過葡萄酒尋找真理，卻又不為美酒所奴役。不過，在柏拉圖看來，更多的人並不配享受美酒。在《理想國》中他反對民主，認為把過多的權力放到民眾手中會導致無政府狀態，更多人「飲少輒醉」，不配享有民主的美酒——而且，只有專制才能改變這種無政府狀態，恢複社會秩序。
羅馬人曾經慨嘆自己征服了希臘，卻被希臘文化打敗了。這句話多少有些言過其實。顯然，他們雖然繼承了希臘人喝葡萄酒的風俗，卻沒有繼承希臘人的民主精神。在取代希臘人成為地中海霸主後，羅馬人很快將葡萄酒分出了三六九等。希臘人的交際酒會是平等的論壇，人們一邊討論哲學與人生，一邊在公用的容器中取酒；而羅馬人卻在酒宴上為不同地位的人修築了階梯，大家在自己的碗里滲水兌酒，不再有公共的調酒器。與此同時，闊綽的主人還會帶上僕人，以顯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或許有人說，酒是個好東西。然而，在羅馬時代，這個本可由世人共享的「好東西」卻因為程序的差異而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這種差別難免讓人想起古中國人發明的「陰陽壺」。這種壺的外表與普通壺並無區別，在宴會上也被視為一個公共的容器。不同的是壺內被分隔成兩半，可以一半裝美酒，一半裝毒酒。在這裡，「陰陽壺」更像是一個隱喻。人們將「喝著相同的酒」視為一種平等，為此甚至激動得抱頭痛哭，然而，在不合理的制度或人為安排下，任何貌似平等的東西都有可能被破壞。設若裝在「陰陽壺」里的美酒被人下了毒，那些未曾領略「民主美酒」的人，完全可能遭到「二次迫害」：他們不僅在肉體上中了「冒牌民主」的毒，更會在精神上得出一個「民主是毒藥」的結論，倉皇逃離現場。
相較於理性時代的萬種風情，我們今日生活似乎略顯平庸，至少在飲料的發明方面乏善可陳。
十七世紀以前，歐洲是啤酒和葡萄酒的天下。不過，好景不長，它們很快被一個嶄新的時代所拋棄——咖啡成了理性時代的最佳飲品。用一位英國觀察家的話來說：「咖啡使歐洲各國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
1667年，托馬斯·喬丹在《來自咖啡館的新聞》里寫到，「如果你是個追求智慧與歡樂的人，如果你喜歡打探新聞，就像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一樣——就像荷蘭人、丹麥人、土耳其人和猶太人一樣，那我向你推薦一個去處，那裡的新聞無所不有、包羅萬象：去咖啡館裡傾聽吧——那兒的消息句句屬實……上至君主大事，下到老鼠軼聞，古今多少事，都在咖啡館」。
從十七世紀開始，歐洲的咖啡館裡聚集了越來越多的客人。他們談論生意與政治，交流思想與見聞。為了招攬客人，一些店主特意將近日貨品價格、股票價格及航海時刻表貼在牆上，訂閱外國刊物供客人閱讀，顧客甚至能讀到剛從印刷機上印出來的小冊子。
耐人尋味的是，在1680年倫敦出現廉價的郵政服務設施後，咖啡館成了人們收寄信件的重要場所。每個咖啡館都有自己的老主顧，就像我們今天在家上網，他們一天通常會光顧幾次，邊喝咖啡，邊聽人們談論大事小情，時而檢查是否有自己的新郵件。毫無疑問，咖啡館為我們鋪開了一個社會的藍圖：這開放的不斷有陌生人加入的新世界。如有政府要員在其日記中見證；在咖啡館裡，無論是深刻的哲理，還是繁複的生活故事，你都可以自由地談論，但是，你永遠無法預下一秒鐘將遇見誰，以及會聽到什麼。
事實上，許多著名思想家便是在咖啡館裡完成自己著作的。比如亞當·斯密在「大不列顛咖啡館」完成了《國富論》的大部分章節，並且會將它們拿出來與大家討論。與此同時，活躍於巴黎的咖啡館同樣成為啟蒙運動的重要源頭。眾所周知，狄德羅編撰《百科全書》的大部分工作便是在巴黎的「攝政咖啡館」里完成的。與英國咖啡館談天說地、無拘無束不同的是，當時的法國咖啡館表面上雖然可以自由進入，但是裡面卻藏了不少政府的耳目。人們不得不學會忍氣吞聲，直到有朝一日法國大革命烏雲壓城，一些激進主義者舉起手槍，旁若無人地站到咖啡館的桌子上高喊：「拿起武器，公民們，拿起武器！」
當然，咖啡佔領歐洲並非一帆風順。1652年，亞美尼亞人帕卡·羅西在倫敦開設了第一家咖啡館後，火爆的生意很快引起當地酒館老闆的強烈抗議。不久，這個外鄉人被趕走。而就在倫敦的咖啡館遍地開花時，一些知名的學者與評論家加入到反對派的陣營，指責咖啡館消磨了人們的鬥志。更有女性抱怨咖啡吞沒了她們的生活：由於喝了過多的咖啡，她們的丈夫「像沙漠一樣不結果子」。
任何新生事物的崛起都會觸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後者的反抗難免為專制者的倒行逆施提供某種民意上的庇護。顯然，倫敦市民的抱怨正中查理二世的下懷。1660年，這位年方三十的落魄者因為得到聚集在咖啡館裡的民眾的支持成功復辟。但是，敏銳的國王很快注意到以清教徒為首的反對派不時在咖啡館裡「為反叛密謀」。像所有嗜權者一祥，曾經依靠咖啡館登上王位的查理二世深諳箇中玄機，於是動用了一種我們姑且稱之為「過河拆橋」的政治手腕，試圖通過關閉倫敦所有的咖啡館來避免自己的成功之路被「野心家們」依葫蘆畫瓤。
查理二世的「居安思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那些靠造反起家的「革命者」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