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讀過一本名為《螞蟻的革命》（La revolution des Fourmis）的法國小說。書中提到的「庸俗革命家」這個概念給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所謂「庸俗革命家」，就是那種不論付出什麼代價、採取什麼手段，也要在其有生之年見到所有革命成果的人。不可否認，人類歷史上的許多社會運動，由最初的革命走向最後的極端，便是在這種心理驅動下發生的。關於這一點，法國大革命無疑是最好的解剖樣本。
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無疑是世界歷史上的劃時代的大事件。轉年，柏克發表《法國革命論》，猛烈地攻擊法國大革命的原則。你也許會說，柏克帶有長久以來英國人對於法國人的偏見。但不可否定，柏克在書中提到的一些觀點有著極其重要的時代內涵。柏克反對法國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這場革命不是來自生活經驗，來自現實生活，而是以抽象的理性觀念為基礎。在柏克看來，法國大革命所標榜的「自由」是一種形而上學的抽象概念，那隻能造成災難。真正的自由乃是現實生活中的具體自由，是符合自然秩序的自由。「高談一個人對食物和藥品的抽象權利又有什麼用呢？問題在於怎樣取得和支配它們。」
和盧梭主張的「天賦人權」不同的是，柏克更注重「人賦人權」。柏克並不否定「天賦人權」里人權的價值，但是認為它更多只是價值論上的，而非方法論的。天賦是先天的，是既定的，而人賦是後天的，是需要生長培育的。在此意義上，柏克所謂「人賦人權」，既包括價值論，又包括方法論。如胡適所主張，考慮到人的局限性與社會的複雜性，只能是一點一滴地建設。
對於流行於革命歲月的烏托邦主義，桕克認為它們也是靠不住的。「人性是錯綜複雜的；社會的目標也有著最大可能的複雜性；因此之故，權力就沒有一種單純的意圖或者取向是能夠適合於人性或者人事的性質的。當我聽說有任何新的政治體制在尋求並且炫耀自己設計的簡捷性的時候，我就毫不懷疑可以斷定設計者們對自己的行當是全然無知，或者根本就不懂得自己的責任。」「他們不尊重別人的智慧；他們以對自己的過分自信取代了這種尊重。對於他們，一種事物的規格只要是舊的，就有足夠的理由被毀掉。至於匆促建立起來的新規格，他們也絲毫不關心它的持續……」在柏克看來，當理論家們所號稱的權利走向極端，「這些政治的宏偉目標就是要使法國變形，從一個偉大的王國變為一個大賭場；把它的居民變為一個賭徒的民族……」
同樣是在《法國革命論》一書中，柏克這樣寫道；「你們（指大革命時期的法國人）開始得很糟糕，因為你們是以鄙視屬於你們的一切事物而開始的。你們是在做沒有本錢的生意……尊敬你們的前人，你們也就學會了尊重你們自己。你們就不會認定法國人是一個昨天的民族，是一個天生低賤、奴顏婢膝的可憐蟲的民族，直到1789年的解放為止。」
4等於3，你相信嗎？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用數學的方法證明給你看。
具體解答步騷如下：
第一步：假設A+B=C；
第二步：推出（4A-3A）+（4B-3B）=4C-3C；
第三步：整理方程式4A+4B-4C=3A+3B-3C；
第四步：提取公因式4（A+B-C）=3（A+B-C）；
第五步：去掉同類項（A+B-C）。
看到這裡，有些讀者一定會興奮起來。他當然知道4是不等於3的，這是常識。否則，這世界也太荒謬了吧。然而為什麼出現這荒謬的等式呢？聰明的讀者大概注意到了，問題出在第一步的假設上：
既然A+B=C，那麼第四步「A+B-C」便會等於0。也就是說，4（A+B-C）=3（A+B-C）實為0×4=0×3，而這個等式之所以成立，正是因為這個0已經「毀滅」了與其相乘的任何數字的價值。
在此，我不是為了研究數學，而是想藉此機會表明我對歷史的態度。回想世人否定一切歷史、打倒一切舊文明的態度與行為，何嘗不是將這個「否定一切的0」加入了這個乘法運算，從而顛覆了世界的秩序，使世界失去本真的意義？這個「0」就像一場否定一切的荒誕革命，使歷史創造都灰飛煙滅，餘下就是「一窮二白」了。
而我所謂做「歷史的加法」「歷史的增量」，追求的是文明正向的累積，而以「否定一切的0」做「歷史的乘法」，實則是使歷史歸零，歸於虛無。在我看來，無論在哪個國家、哪個時代，凡急功近利地以為只要否定過去的一切，便可以從頭再來，便可以開創一個「勇敢新世界」，都是不切實際的。忽略0在乘法運算中具有否定一切的能量，其最後所能收穫的「文明的等式」，只能是「0×4=0×3」式的毀滅與「4=3」式的荒誕。
在此，我們不必贅述發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所走過的曲折。只霈通過幾個生活的片斷，談談過去的「革命思維」對今日中國仍然有著怎樣的影響。
2006年河南項城市政府打算投6500萬元巨資，大規模維修袁世凱的舊居，並為此動員市民捐款。倡議一出，立即引來部分公眾的討伐。除了抗議政府動員納稅人捐款外，也有不少人將矛頭指向了袁世凱的歷史地位——由於袁某人「竊取了革命果實」，是中國憲政運動史上的歷史罪人、一個復辟主義者，所以，為其重修故居是個錯誤。更有甚者認為此舉是為那些頂過王冠的死鬼招魂。
中國人常講「愛屋及烏」，意思是說「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號召捐款一事誠然值得商榷，至於後者，由於人們習慣於把袁當成中國歷史上的「不吉祥的烏鴉」，在其故居問題上，大家無疑有點「恨烏及屋」了。
此前不久，浙江橫店集團宣稱籌資200億元，準備耗時五年在橫店再造圓明園時，面對波濤洶湧的反對之聲，筆者提出「增量歷史」這一概念。意思是，面對歷史與未來，我們應該儘可能地多做「歷史的加法」，既為還原歷史，也為盤活歷史的存量、謀求歷史的增量。
其一，就歷史本身而言，為更好地了解過往的一切，社會理應儘可能多地發掘史料，務求接近歷史真相。不可否認，今日史學研究多有「英雄主義」傾向，就像樹典型一樣做「歷史的減法」、削枝去葉，僅將餘下「有用的事迹」入史。以至於我們的歷史粗獷得只剩下兩極分化的「好話」和「壞話」，只有著名的「好人」和「壞人」。
其二，著眼未來，人類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創造、不斷謀求歷史增量的過程，一個循序漸進、點滴積累的過程。為此，要儘可能鼓勵創造並保護已有的創造物，因為人類一切增量歷史都源於創造的累加。歷史存量加上增量將轉變為一個更大的存量，見證人類文明的累積與成長。
關於前者，袁世凱的一生並非只有83天，今人否定袁世凱，只是反對袁氏當國，夭折了革命，顯然這與其故居沒有任倚關係。事實上，袁世凱的故居，也是父輩遺留下來的，作為歷史文物，有理由得到修葺與保護。這也是二十年前河南省將袁宅列為省級保護文物的一個重要原因。
誰也不會一口咬定袁氏當上皇帝是因為故居為他打開了魔法之門。果真如此，恐怕需要拆除的就不只是這靈異的故居，還應該包括住了二十幾位皇帝的故宮。
至於後者，如果修葺舊宅可以較好地保留舊時建築的風貌，對於歷史存量的保持與增加無疑是有益的。一方面，該舊宅見證了舊中國的一段歷史；另一方面，我們至少不能否認那些為了討生活而建起該宅子的民眾的汗水與智慧。若是因袁廢宅，是否意味著我們對那些名不見經傳者的人生及其平凡無奇的創造進行了某種意義上的株連？顯然，那些人在做「歷史的加法」，與此相反，主張拆去舊宅者，所做的卻是「歷史的減法」，歷史並不會因為他們雷厲風行「拆屋子」而有所增益。楚霸王一把大火，並沒有燒掉帝制，他燒掉的只是無數勞工用血汗換來的一座建築。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德國，有一個小鎮準備砍掉希特勒當年種下的一棵樹。其實，樹木何辜？
漢字，讓中國人詩意地棲居。今日中國人無不慶幸漢字逃過了上一個世紀的劫難。它禍起中華衰微的國運，也源自城市脆弱的人心。好在這畢竟是個偉大的民族，穿越歷史無窮的險境，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終以忍辱負重之心，使中華文明薪火相傳，未蒙滅頂之辱。
1918年錢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發難，在這篇《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中，錢玄同稱，「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錢玄同希望中國能廢除漢字，因為「處處都足以證明（漢字）這個老壽星的不合時宜，過不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