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中國經濟與社會的成長，中國同時迎來了傳統文化熱。眾所周知，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間，中國從一個曾經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遙遙領先於世界的大國，淪落到在西方的洋槍洋炮面前不堪一擊。巨大的反差，使中國知識界在思考這個問題時，紛紛將矛頭指向了本國的傳統文化，認為它是導致中國落後與受辱的根源。同樣，迫於革命形勢的需要，扶正革命理想的合法性與優越性，傳統文化也被徹底否定。
而當中國漸漸走出意識形態的桎梏，走出「不破不立」「推倒重來」的革命思維，開始誠懇地對待周邊國家與地區，尤其是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和中國的台灣、香港地區）的發展，人們發現，中國的傳統文化也並非完全一無是處，而重拾傳統文化也被視為中國人恢複民族自信心的一個象徵。
當然，在此背後，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如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推動，填補後政治全能主義信仰真空的民族主義的回潮，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認同，社會誠信與商業倫理的缺失，以及政治層面以德治國、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等訴求的推波助瀾。正是這些因素所造成的天時、地利、人和，在商業媒體的包裹下，成就了以「孔子熱」為代表的「國學熱」，以「學術超女」于丹為代表的「讀經熱」。
為了更好地理解傳統文化在中國的命運，讓我們重新審視上一世紀的極端年代。在革命思維下，「整理國故」運動一直被視為一股反動的文化逆流，頗遭物議。論者一方面批評它在政治思想上誘導青年脫離現實政治，另一方面又指責它在文化思想上背離新文化運動的方向。
事實並非如此，胡適並沒有脫離中國現實的國情。在揭櫱整理國故運動的《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強調「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所對應的便是當下的問題。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社會人生切要的問題」，是「關切人生」的「逼人的活問題」，亦即正視社會現實的政治問題與人生問題，而非僅局限於學術問題。雖然中國後來有啟蒙與救亡之爭，但胡適的意義與遠見卻是無人可以低估的。
另一方面，「但開風氣不為師」的胡適又是一個在時間上打通過去與未來的先行者與協調者。當時的中國，正陷於兩種極端力量之間，保守者極度戀古，而革命者又秉持「不破不立」的思維，認為但要有個好的未來，就必須推倒重來，完全否定過去。如陳獨秀所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新青年》6卷1號10頁，轉引自胡適《新思潮的意義》）
相較而言，以胡適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則是介乎其中又超乎其上的一股力量。他們中和、理性，提出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主張立足「評判的態度」，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出中西文明的有機結合點。
胡適認為，「我們對於舊有的學術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整理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繆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比如談到墨家時，胡適說：「大凡一種學說，決不是劈空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如果能仔細研究，定可以尋出那種學說有許多前因，有許多後果。」胡適又說：「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懂得他的真意義。要不懂他的後果，便不能明白他在歷史上的位置。」他鈀墨家思想學說看做先秦諸子思想學說中一部分來研究，考察墨家與其他各家的關係。
至於「整理國故」的目的，就是「再造文明」。據胡適的理解，「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地造成的。進化不是一晚上籠統進化的，是一點一滴地進化的。現今的人愛談『解放與改造』，須知解放不是籠統解放，改造也不是籠統改造。解放是這個那個制度的解放，這種那種思想的解放，這個那個人的解放，是一點一滴的解放。改造是這個那個制度的改造，這種那種思想的改造，這個那個人的改造，一點一滴的改造」。
在被稱為「全盤」「徹底」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的諸多思想先進中，胡適首先提出要「整理國故」。就像波普爾在晚年主張要有「媒體審查」一樣的確有些出人意外。為什麼在新文化運動達到頂點、「新思潮」勢如破竹的1919年，胡適突然發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提出要「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主張？此論既出，立即引起不小爭論。
一方面，在胡適的倡導下，從二十年代初起「整理國故」開始流行起來。胡適也身體力行，不遺餘力。另一方面，同時代的知識分子更有不少人對此嗤之以鼻，認為「這種整理事業的評價我們尤不可估之過高。整理的事業，充其量只是一種報告。是一種舊價值的重新估評，並不是一種新價值的重新創造，它在一個時代的文化的進展上，所效的貢獻殊屬微末」。（郭沫若，《整理國故的評價》）回顧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走過的彎路，筆者以為，胡適整理國故的意義與貢獻，首先並不在於它是否達到整理的目的。畢竟，整理國故不是一個人，甚至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而在於他對中國歷史所抱持的態度。
在否定歷史的革命到來之前，胡適提倡「整理國故，再造文明」，主張「一點一滴的改造」，自然有其先知的一面。不過，胡適的這種思想，放在人類歷史的大背景下，也並非超前。他所要求的，不過是和愛德蒙·柏克所理解的那樣，不要全盤否定本國的歷史與文化，不要一代代白手起家，做「沒有本錢的生意」。
「國學」產生於西學東漸、文化轉型的特定歷史時期，由於中國文化出現認同危機，人們杜撰出了「國學」這個概念並試圖加以拯救。然而，國學的內涵與外延也並不確定。和「關係」一樣，「國學」是個中國特色十足的辭彙。要想翻譯得準確，大概只能直接譯成「guoxue」，然後加上各種註解了。
不樂見的是，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當文化保守主義者要求將儒學上升為「國教」時，這些人又將本應體現在「國學」上的「溫情與敬意」（錢穆語）轉向了另一個極端——對「國學」的迷信。
比如在2007年，為弘揚國學，鄭州市晉唐書畫學校把自己印製的十萬本《弟子規》無償贈送給市內小學，作為學生自律和書法選修課。贈書第一天，贈書方的張森校長面對要贈出的5000本書，虔誠跪下。面對眾人驚異，張校長稱自己是「對國學的下跪」，目的是希望國人從孩子開始振興國學，與異域優秀文化百家爭鳴。
據說這位校長堅持推廣國學十餘年，由於歷史上的「批林批孔」，國學一度沉淪，而一些外來文化以及近利文化則「搶灘」國人思想，致使真正的國學一度沒落。現在很多國人都認識到了國學的好處。「越是民族的越是國際的，我對國學下跪，是我要推廣國學的決心和誠心。振興國學必須從孩子們抓起，這正是我免費繒書的緣由。」
本書作者並不懷疑該校長對於「國學」所具有的某種「虔敬」之心，以及匡扶國學的誠懇。顯然，張校長跪在尚未成年的孩子們面前不僅僅是一種「抒情方式」，既然「國學從娃娃抓起」，這裡的下跪自然也是一種「講道理」的方式，一種「在明明德」的方式。
同樣，下跪有時是一種用膝蓋代替嘴巴辯論的急中生智。就像中國酒宴上的酒鬼勸酒，不善於勸的人總是少了些花言巧語，於是一口悶了下去，只聽「咕咚」一聲，「我啥也不說了」，於是別人也只好啥也別說了。當眾下跪有時候也是這樣，那些想方設法勸諫別人聽從或者跟隨自己的人，同樣只需「撲通」一聲，同樣只需「我啥也別說了」，最後別人也只好「啥也別說了」，只當他是對的——誰要是辯解或者反對，多少是有些殘忍了。在此意義上，藏在這種下跪背後的，卻是一種逼人就範的「道德軟暴力」。王小波在《知識分子的不幸》里這樣寫道；知識分子最大的罪惡是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知識分子的長處只是會以理服人，假如不講理，他就沒有長處。王小波對國學的看法是：「這種東西實在厲害。最可怕之處就在那個『國』字。頂著這個宇，誰還敢有不同意見？這種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來是枉然的；否則也不至於套了好幾千年。它的誘人之處也在這個『國』字，搶到這個制高點，就可以壓制一切不同意見；所以它對一切想在思想領域裡巧取豪奪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誘惑力。」
在急功近利、人心浮躁的當下，「國學」二字更像是個可供連鎖的名牌。國學的作用來自兩方面，一是利於推銷，「國字型大小」加「老字號」的學問，年代久遠，好號召大家都來買，所以有了近乎天價的「國學培訓班」；二是好保護自己，誰要是反對國學，誰就在「與國家作對」，與文化上的立國之本作對。如此一來，「國學」便成了可攻可守的學術坦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