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靚穎是不是「青年領袖」？她憑什麼做「青年領袖」？
2005年，章子怡與其他幾位出色的藝人、經濟學家、報人被國內某家媒體評為「十大青年領袖」，旋即在國內引起不小的爭論，甚至有人撰文恥於這種「人造領袖」的行為。一年後，當有消息稱張靚穎將作為亞洲娛樂圈唯一代表，與李彥宏等知名企業家一起出席4月21日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青年領袖特別圓桌會議」時，同樣引來無數網民的聲討。
網上紛紛擾擾的諸多爭論，讓我不得不感嘆「有限的語言」是「無限的牢籠」。我們用語言思考，又不得不在語言的陷阱或者窠臼里坐井觀天。「領袖」一詞，便可搜為一例。近代以降「領袖」一詞被聖化，而由於「領袖」導致的記憶傷痕更讓人們在重新見到它時不約而同地產生畏懼之心。然而，在今天走間開放的時代，「領袖」之語義已經發生了本質變化，如果我們仍然套用從前「政治領導一切，包羅生活萬象」的「領袖觀」來闡述今天「青年領袖」們的生活，難免會驢唇不對馬嘴。在此，為更好地分析「青年領袖」的含義，我們有必要考查這些詞語的誕生，做一番簡單的、正本清源的工作。
那麼何為「領袖」？從字面的意思來看，自然就是「領子」和「袖子」。比如《續漢書志·第四·禮儀志上》所說，「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陽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杖。」由此可知，「領袖」原本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最為平凡的辭彙。一個人出門入室，作為社會禮儀的一部分，「領袖」常常是為自己留意、被他人注意的。
當然，由於「領袖」在服飾美學上所起到的關鍵作用，它後來被用來指稱一個國家或者某個團體的領導者，帶頭人或中堅力量。《儒林外史》第十七回「匡秀才重遊舊地 趙醫生高踞詩壇」裡面便有關於「領袖」的記載：「景蘭江指著那一個麻子道：『這位是支劍峰先生。』指著那一個鬍子道：『這位是浦愚卿先生。都是我們詩會中領袖。』」由此可見，舊時「領袖」不但未必玉樹臨風，甚至可能醜態可掬。
在有些時候「領袖」同樣被當做對壞人的獎賞。比如說在《初刻拍案驚奇卷十二》「陶家翁大雨留賓 蔣震卿片言得婦」里：「誰知這人，卻是揚州一個大光棍。當機兵、養娼妓、接子弟的，是個煙花的領袖，烏龜的班頭。」
所以說，在「領袖」一詞被聖化以前，它並非完全以褒義的、值得讚美的形式出現。甚至到了清季，「領袖」和「領頭」「頭目」等辭彙仍有意境相通之處。
從詞源上看，「領袖」一詞的出現至少可以上推到晉代。《晉書》記載了司馬昭對魏舒的一段評論：「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這段話的意思是說，魏舒這人不錯，堪當人之表率。
但是，這並不是說那「路人皆知」的司馬昭願意禪讓其位，希望四十歲才開始做芝麻官的魏舒先生成為國家的政治領袖，讓他來領導魏晉，以此收攬竹林里的人心。換言之，司馬昭講魏舒乃「人之領袖也」，並不是要拱手把「自己的領（與）袖」讓將出去，甘心自己穿著一個謙卑的背心走在歷史的光陰里。
至於「青年領袖」，則是一個外來詞。達沃斯經濟論壇的重要獎項之一便是「全球青年領袖」，每年全世界都有約3500名40歲以下傑出的精英青年領導被列入候選人名單，然後遴選出200人作為「全球青年領袖論壇」的正式成員。值得注意的是，「Leader」確指「領導者」「引領者」，本身並不具有中文語境下「君臨一切、駕馭一切」的特殊含義。事實上，有關「青年領袖」的誤讀，和人們對「意見領袖」這一概念的誤讀如出一轍。過去幾年間，當一些活躍於互聯網上的時代批評者陸陸續續被國內媒體或學人稱為「意見領袖」時，立即遭到了許多激烈的反對。然而，之所以有這麼多抗議，主要原因是許多人對「意見領袖」這一詞語並不了解。
同祥，「意見領袖」也是中國傳播學界對「Opinion Leaders」這一關鍵概念的引入。當然，「意見領袖」更準確的含義是「觀點引領者」，它是拉扎斯菲爾德及其助手最早在《人民的選擇》中提出的概念。值得注意的地方有兩點，其一，「意見領袖」是指「在媒介信息傳給社會群體的過程中，那些扮演某種有影響力的中介角色者」，即所謂「意見領袖」是指「信息掮客」，而不是意見的決定者；其二，「意見領袖」通常是作為一個複數概念被引用，這點很重要，它足以說明意見領袖在話語空間里所具有的多元特徵，即輿論形成並不是由具體某個人單方面完成的大一統的意見布局。進一步說，在理論上人人都可以充當意見領袖，就像「圓桌武士」這個概念，除了特指武士外，實際上它還暗合了一種平等精神。
如上所述，在漢語語境下，將「Opinion Leaders」譯為「觀點引領者」可能更加符合人們對這一關鍵概念的理解。但是，如果我們考察中文「領袖」一詞的起源，同樣發現「領袖」最初並不是作為擁有最高政治道德與政治智慧的統治者的化身出現，可以高高在上、為萬民萬世所景仰。
嘆息徘徊在婚外的戀人，多會想到「花樣年華」；感慨「時間不會流逝，流逝的是我們」者，多會談到「水樣年華」、甚至有暢銷小說被冠之以「草樣年華」引人注目。凡此種種，無不說明時光對於人之生命是何其珍貴！倘使我們有心盤點中國過往的歷史，亦不難發現，幾千年來，由於過度強調政治道德以及隨之而來的對人性與自我意識的壓迫，實際上也使中華文明史變成了一部「榜樣年華」史。
古代的青年才俊談到自己的人生極樂時，莫不提及「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用今天話來說，就是同時收穫了愛情與事業，不但結得了婚，還買得起房。
然而，古時的「金榜題名」，同樣醞釀了無數悲劇。那些窮其一生只讀聖賢書的人，其所謂勤學苦讀，不過是「練好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他們把自己一生的抱負都寄託於帝王將相的恩澤。所以，一旦上榜無望，許多人會因此丟失了寶貴人生的意義。更有皓首窮經者，像是《肖申克的救贖》里終於自殺的監獄圖書館老管理員——既然上不了皇上的榜，就索性上了屋下的梁。
今天，我們可以輕易看穿苦求上榜者一生中最致命的錯誤——把自我評價的重任與自我實現的標準拱手讓給了他人，全然忽略自己才是一生最真實的主人與創造者。
關於這一點，黃建新在其執導的影片《求求你，表揚我》中亦有所演繹：兒子名叫楊紅旗，四十多歲都沒有得到過一張獎狀，而他的父親則當了一輩子勞模、拿了幾面牆的獎狀。父親生前唯一的願望是兒子也能拿上一張。由於沒有拿過一張獎狀，兒子也自覺沒出息。為此，跑到當地的一家報社不厭其煩地給記者講自己如何解救一名險被強姦的女大學生的事迹，希望得到表揚。然而，人們並不相信他，甚至把他當做了精神病人。而他原本平靜的生活完全被打破，獎狀成了他生活的主角。
應該說，渴望受表揚、拿獎狀、上光榮榜或金榜題名，本無可厚非。然而，一個人如果將自己一生的意義評判完全交付給他人，它同時意味著主體意識的淪陷。久而久之，人們所謂「無私奉獻」或「積極上進」，亦不過是「自我淘空」與「自我放逐」的代名詞，原本強健的人因此變得虛弱不堪。否則，你很難理解，一個曾經奮發有為的青年，會因為「落榜」「得不到表揚」而自我否認。事實上，無論榜上有無他的名字，都不能真正增減他絲毫聰明才智。更有甚者，像電影《鐵十字勳章》里的德國軍官，他之所以上前線殺敵人、殺戰友，只是為了有朝一日胸口上能別一枚勳章。
自古以來，榜樣及其所具有的力量一直被高歌。然而，榜樣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評價標準。譬如說古人為了維護男權社會的「貞潔政治」，於是把某些貞烈或守活寡的女人立為榜樣。但是，在人心開放的今天，我們知道這不過是通過一種表揚的方式懲罰一個人，給一個活生生的人「蓋棺定論」，使之成為遠離其真實生活的「符號的奴僕」。顯然，這種犧牲個人真實幸福以謀求道德秩序的行為在今天已不再受到人們的推崇。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裡，國家作為利益共同體，人們最關心的是公正平等的契約精神是否得到了有效執行，而不是競爭誰應該額外多付出一些，並以此指責別人不道德。
青年領袖的進步意義也在於此。這些人之所以取得成就，並不是因為他們在創業之初，想著自己有朝一日要當選「青年領袖」號召他人，而是因為他們追求自我實現。「青年領袖」和榜樣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前者是開放的，反對權威的，後者則是封閉的，作為道德標杆同時也是排他的。所以，當有論者抨擊「青年領袖」的評選缺乏權威性時，我以為沒有權威性恰恰是「青年領袖」最可珍視的地方。如果我們認同思想共和國的價值，贊成每個人都可以而且能夠自由思想，那麼就不應該稀罕這種權威。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