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國王，人民照常生活；沒有人民，國王可一天也過不下去。國王與人民，誰比誰重要，大家早已心知肚明了。需要說明的是，儘管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臣民們很早便意識到了這一點，並且奮起反抗，但是，民主的大樹從破土而出到枝繁葉茂，卻足足花了二十五個世紀。
人類文明史，同樣是部民主發展史。民主是人類的發明創造，卻不是一次性的發明創造，甚至也不限於某一個地方。不過，每當談到民主的起源，人們仍會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雅典和羅馬。
古希臘由包括雅典、斯巴達在內的數百個獨立城邦組成，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每個城邦都有自己的疆域和自治權。大約在公元前507年，雅典採用了一種民選政府的制度，儘管兩個世紀後雅典被馬其頓征服，但是雅典創造的民主卻留傳了下來。
與此同時，在古羅馬也出現了與雅典相似的民選政府。羅馬最初也只是個小城邦，當它征服了周邊許多地方後，羅馬政府甚至也將公民權賞賜給那些位於邊遠地區的臣服者。然而，由於傳播和制度設計的缺陷，當中絕大多數人並不能真正以公民的身份參與管理——因為作為權力中心的公民大會在羅馬廣場上，雖說「條條大路通羅馬」，但是，對於那些居住在帝國圓周上的公民來說，親自到羅馬廣場議政並非一件容易的事。
簡單說，這裡涉及「權力半徑」和「民主半徑」的問題。一方面，帝國的戰車可以輕易抵達邊境，畫出統治者的權力半徑；另一方面，由於沒有發明建立在民主選舉之上的代議制政府體制，也沒有便捷的交通和足夠大的廣場，民主半徑則只能緊緊圍繞著羅馬城，處於一種萎縮狀態。在此意義上，一黨制國家從黨內民主走向全民民主的過程中，最需要解決的仍是權力半徑與民主半徑如何輻合的難題。
顯而易見，無論古希臘還是古羅馬，當時的民主只具雛形。雅典政府的核心部門是公民大會，每個公民都可以參與其中選舉重要的官員；至於其他的公職人員的遴選，則是通過抽籤產生。據說，按人口密度計算，理論上每位公民一生都會有一次機會當官，有點「村長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味道。
有人或許會問：中國有沒有民主傳統？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即使許多人不願承認中國有民主的制度傳統，但是民主的思想傳統還是有的。在中國還沒有長成秦朝這個大一統的怪物以前，曾經空前繁盛的民本思想或可成為民主的起源。只可惜星火不曾燎原。甚至，那時花開於堯舜禹時代的禪讓制度——如果它是真的，何嘗不是民主早夭的雛形？只不過因緣際會、歷史弄人，在各種合力的作用下，這些民主的種子終於被飛鳥銜走，變成歷史的有機肥，卻始終沒有長出民主制度的大樹。至專制既出，往日光輝的思想無奈流落於江湖，消失於草莽。
所幸，東邊不亮西邊亮，人類終究要在黑暗中尋找光明，而此時的雅典，生機勃勃，已經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了。
必須承認，民主的發展同樣是一個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畢其功於一役的民主，在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即使是那些今日看來玉樹臨風的民主國家，其公民權的普及同樣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拉拉扯扯。
如美國1776年《獨立宣言》就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但事實上這裡的「人」並不包括黑人和印第安人，甚至未包括占人口半數的婦女。美國廢奴運動持續了近九十年，最終還是通過內戰，黑奴才成為自由人。直到三四十年前《民權法》通過，黑人的公民資格才得到真正的承認。
同樣，公民權的普及在人權與人道主義故鄉的法國也有著相同的坎坷。1791年法國憲法僅賦予450萬人以選舉權，不到當時法國人口的五分之一。儘管該憲法以《人權宣言》為序，名義上取消了等級，卻又採取政治隔離政策將公民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凡不符合財產規定的消極公民都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幾百年後我們在中國看到了類似的邏輯——2004年湖南人事廳對女公務員提出「雙乳對稱」的要求，何嘗不是將婦女的天乳分成了「消極乳房」和「積極乳房」，並在此基礎上「有奶才是公務員」？
儘管政治平等的原則在1789年已經被法國的「公民們」接受，然而事實上，包括盧梭本人在內，沒有哪位啟蒙思想家贊同一人一票。顯然，此時的權利更多是面向經濟意義上的有產者，而不是政治意義上的公民。專事普選史研究的法國著名學者羅桑瓦龍在《公民的加冕禮》里寫到：此時的社會更像個大企業，積極公民就是社會大企業的股東，他們具有投票權，而消極公民則是那些被排除在政治權利之外的人。
大革命前後佔法國人口1/12的家僕是沒有選舉權的。在許多人看來，他們沒有主見，而且，既然主人已經去投票了，他們的投票就只能是重複票，彷彿他們是不知權利與思想為何物的「鸚鵡公民」。當然，有一點似乎是「公平」的，既然沒有選舉權，他們也不必納稅。梭羅因為抗稅而引起的那些麻煩事倒也免了。
此外，「流放家中」的婦女同樣沒有選舉權。甚至像盧梭這樣自稱被人類拋棄了的平等派，依舊認為婦女不過是「有缺陷的男人」，解放婦女只會使婦女墮落。
如羅桑瓦龍所指出，此時「就婦女的地位本身而言，在人類學上沒有完成；就家庭的認識而言，在社會學上沒有完成」。在這個「情慾放縱悖論也放縱」的世界，一方面男人們熱烈地追求女人的愛戴，並自稱是愛女人的，另一方面卻又讓她們手無寸權。直到1801年，法國甚至還出現了禁止婦女讀書的法案。「理性希望每種性別各在其位……理性希望婦女保持禮儀方面的優勢，不要嚮往政治方面的優勢。」
英國也不例外。十七世紀中葉，英國「平等派」戰士為了實現成年男子普選權甘願牢底坐穿，然而即使到了十九世紀，平等邏輯仍只是對少數人才有效。一則來自不列顛百科全書的資料表明，平等派運動結束近兩百年後的1831年，英國20歲以上投票人數的比例仍只佔到了總人口數的4.4％，直到1931年，這個比例才擴大到了97％。從平等派起義到97％的投票率，英國足足花了三百年時間。
眼鏡蛇與鴿子為什麼實行民主？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經歷無數歷史的磨難之後，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出許多理由。比如，民主可以避免暴政，可以保障國民基本權利、普遍自由、獨立思想，可以讓人性在寬闊舒展的環境中健康成長，可以讓社會在政治平等的條件下走向和平與繁榮等等。不民主的惡果同樣顯而易見。在極端的年代，「意識形態屠殺」和「種族屠殺」一起將人類推到了苦難的極致，使人類文明瀕臨破產。
從1789年美國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民主國家到今天全世界60％以上的國家實現民主化，民主的大發展是顯而易見的。當然，世界上不乏民主國家，同樣不乏「冒牌民主」國家。
遙想薩達姆先生當年手握槍桿、威風凜凜，甚至要為美國窮人捐款時，伊拉克是何等的民主與團結！伊拉克民眾不但可以參加選舉，而且還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萬眾一心地投獨裁者的贊成票。全票當選？！真可謂「給民主一個機會，還領袖一個奇蹟」！然而，誰都知道，此時的投票不過是槍杆子指揮筆杆子交朝廷作業。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麼在美軍壓境時，這位全民擁護的總統先生，竟無人救駕，甚至忠心耿耿的共和國衛隊也都用腳投票——跑光了。
對於這種冒牌民主國家，羅伯特·達爾在《論民主》中這樣評價：「一隻眼鏡蛇不會因為它的主人說它是鴿子它就成了鴿子。無論一個國家的領袖們和宣傳家們說得多麼動聽，只有當它具備了民主所必需的全部政治制度，這個國家才有資格被稱為民主國家。」
沒有民主的推動，就不會有真正的憲政；沒有憲政的堅守，也不會有可持續的民主。今天我們不難理解民主與憲政之間有著怎樣緊密的聯繫，憲政約束但不反對民主，它鞏固和加強民主體制。然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包括盧梭、潘恩和傑斐遜在內的時代風雲人物都認為民主與憲政水火不容——因為憲政強調現在對過去的某個靜止狀態的遵循，而民主則更多是著眼於未來，關係到變化與進步，具有一個動態的視角。
反對憲政的民主主義者認為憲政是死人設計出來的，而民主卻是活人參與的。如果人們在追求民主的同時，卻要服從憲政的條條框框，那麼就無異於做了一場「蝴蝶夢」，讓活人接受死人的管束，讓死人折磨活人。正因為此，憲政被視為死人統治活人的工具。主張「每一代人都要來一場新的革命」的傑斐遜相信憲政是反民主的——「地球是活人的天下，不是死人的天下。」言下之意，接受憲政就意味著今人坐古人的牢。與此針鋒相對的是，反民主的憲政主義者則相信民主是一種「暴民的統治」，其最後的結果是走向無政府主義。由此出發，憲政主義者的理想是打造一個公正有序的政府。
然而，這種對立並非不可救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