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的中國，「農民該不該擁有土地」一直是社會討論的熱點。不過，考慮到五十餘年的城鄉分治限制了中國農民的遷徙自由，並上溯到千百年來帝王對流民的控制，將他們牢牢拴於故土，本書作者寧願相信，中國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土地該不該擁有農民」的問題。
1954年，中國頒布實施第一部憲法，其中規定公民有「遷徙和居住的自由」。然而，1956年、1957年不到兩年的時間，國家連續頒發4個限制和控制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1958年1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為標誌，中國政府開始對人口自由流動實行嚴格限制和政府管制。第一次明確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在事實上廢棄了1954年憲法關於遷徙自由的規定。其目的無非是為了發展經濟，穩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以及實現毛澤東組織起來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夢想等等。到1975年，憲法正式取消了有關遷徙自由的規定，此後一直沒有恢複。
在嚴格的戶籍制度管理下，城市與農村以及城市之間處於一種「隔離」狀態之中。出生在農村的孩子如果想進入城市，只有考學、參軍（提干）、招工（或者頂替在城市工作的父輩）等非常有限的幾種途徑，而城市之間的戶口遷移也是非常困難的，特別是從小城鎮遷往大中城市。儘管1978年之後，中國的戶籍制度逐步有所鬆動，近年來，相當一部分省市已經開始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探索。但是，北京、深圳、上海等大城市仍然實行嚴格的戶口管制。
對於中國的城鄉隔離，秦暉先生寫過一篇《南非，中國的前車之鑒》，將中國與南非歷史上的暫住證做了簡要的比較：「中國的市場競爭力，來源於中國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權。中國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當於朝鮮，不可能有什麼奇蹟；如果不是低人權，也就相當於現在的東歐國家，也不會有太大的奇蹟——全球化和低人權這兩個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蹟。中國經濟奇蹟的終極因素，就是兩個：圈地運動，農民工——如果沒有這兩條，就無法想像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廠地位。」相較而言，南非黑人在城裡打工，黑人家庭安置在城外的隔離型貧民區；中國也差不多，讓農民在城裡打工，但農民沒法在城裡安家，中國的辦法主要是把他們安置在單身的集體宿舍。這種舉措就產生了一種身份證制度——南非叫通行證，中國叫暫住證。兩國有個共同的景觀，就是大批的城管在街上巡查，可以將沒有暫住證的人抓走。南非1984年有16萬黑人因為沒有通行證被抓走；廣東的人口相當於南非的兩倍，但2000年，因為拿不出暫住證而被抓的進城農民，相當於南非的3.5倍。這也是當年孫志剛死於非命的時代背景。
斯諾曾經感慨長城讓中國人在精神上處於一種「戒嚴狀態」，事實上，中國的戶籍制度亦如是。如果農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不能自由遷徙，農民就只能像「帝國稻草人」一樣被種植在土地上，聽任有權有勢者擺布，甚至像得了「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一樣，被掏空了靈魂，在心底默唱「我是你的稻草人，我沒有自己的靈魂，我只能聽你的擺布，都覺得幸福」（歌曲《稻草人》）。
筆者曾經撰文指出，中國從封閉走向開放，當務之急是需要「孔先生」，讓社會重新發育，拓展聯結，其功勞絕不遜色於收穫鮮花無數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孔先生」的意義在於讓社會更自由與開放。一個好的社會應該在自由與開放中尋求平等，而不是在約束和奴役之中尋求平等。
開放的社會是一個多孔性的、人與物皆可以自由流動的社會。與此相反，封閉社會則要以「一孔治天下」。關於這一點，早在兩千多年以前，管仲曾經這樣勸誡其服務的君王：「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多餘的錢財），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管子·國蓄》）簡單說就是：一個國家要想天下無敵，就要建立一套「利出一孔」的制度，讓老百姓只有一個獲利的通道。這樣，老百姓就只有依賴於君王政府，事事仰君王鼻息，而君王就可以有效地控制民間勢力，並積極地調控自由市場的無序狀態——用管仲的話來說，就是「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自入了這「一孔教」，臣民就只能吃君王的「君餉」，上帝國的戰車，為帝國效力，「長恨此生非我有」了。帝王之所謂「以天下為己任」亦不過是「以天下為己用」。
利出一孔的極致，就是政治全能主義時期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曾經轉引托洛斯基的如是說：「在一個政府是唯一的僱主的國家裡，反抗就等於慢慢地餓死。『不勞動者不得食』這箇舊的原則，已由『不服從者不得食』這個新的原則所代替。」顯然，利出一孔便是「通往奴役之孔」。
沒有經濟自由，就不會有政治自由，西方的民主無疑起源於商業文明。因為人是會交換的動物，商業讓人們合群生活，自我組織，可以不斷地「以選擇救濟選擇」。市場經濟之所以使社會走向自治更走向善，是因為商品必須是一種善，而有遠見的生產者在「善的推銷」中看到自己的前途。與此同時，因交換而締結的橫向之網形成了對縱向的權力之網的挑戰。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自古以來中國的專制主義者不僅採取了嚴苛的戶籍制和什伍保甲連坐制，還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讓農民成為「帝國稻草人」，在其耕種的田地上站崗、流放。
中國轉型至今，發生在上世紀初的選舉如今更像是一道歷史的蒼涼手勢。然而，在人類歷史上，獲得「用手投票」的權利之前「用腳投票」的籌碼同樣居功至偉。回顧近三十年中國社會的成長，最賞心悅目的進步莫過於一個開放社會的正在形成，以及用腳投票的機會增加。
2006年「中非論壇北京峰會」召開時，北京出租司機都開玩笑說「老家來人了」。顯然這不只是開玩笑，而是有科學根據的。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們早就論證了人類最早起源於非洲大陸。至於理由也是異彩紛呈，除了埋藏於遠古的頭骨化石之外，有人甚至找到中國成語撐腰。在我印象中，有位法國人類學家便是從漢語「樹倒猢猻散」一詞中獲得靈感，堅信人類最早起源東非大裂谷附近，由於當地倒了許多大樹，以至於猿猴像熟透的果實一樣紛紛落地，從此走出非洲，在世界各地埋下了文明的種子，開始享受人類文明的初夜。直到有朝一日生根發芽，繁花四起。照此理論，不難推斷，如果沒有當年「猢猻英雄」之「出樹梢記」，斷然不會有後來的雅典、羅馬、巴黎、倫敦、北京、紐約以及我在《一個村莊里的中國》里記錄命運的村莊。
簡單說，人類文明首先是自由行走出來的。當然，這不僅包括走出地理，同樣包括走出禁忌、苦難與不公正。我曾經多次提到，古羅馬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風光旖旎的時代，也是現代文明的搖籃與草圖。比如，共和制之於三權分立，辛辛那提圖斯之於華盛頓，康茂德之於極權統治，角斗場之於大眾傳媒，元老院之於議會等等，無論是制度、法律，還是體育、文化，似乎都不難從中找到參照。通常，人們將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源頭追溯到瓦爾登湖畔的亨利·梭羅，其實，梭羅這種「公民不服從」的思想乃至行動早在古羅馬時代就已經深入人心，並且一直是平民博弈貴族的利器。
公元前510年，此時的羅馬雖然已關上王制的大門，轉入了共和時代，但由於當時是貴族共和，由貴族組成的元老院控制了一切，平民有的因為債務變成了奴隸，所以矛盾十分尖銳。最後的結果是，為了擺脫貴族的控制，許多平民帶著武器和生產工具離開羅馬城。公元前494年，一大群平民撤出羅馬城去了東郊的聖山，表示要建立自己的城市。「永別了，羅馬！」由於平民大量出走，勢必造成生產停頓、兵源匱乏，貴族一時慌了手腳，於是派出代表追到聖山找平民談判，最後談出了保民官制度。應該說，這是世界歷史上最萬種風情的用腳投票，最有收穫的用腳投票——因為此後，只要保民官一聲「veto」（拉丁語：我禁止）就可否決政府的法令和元老院的決議。作為羅馬法淵源的《十二銅表法》同樣是平民與貴族博弈的產物。用腳投票的可能不僅使平民挺直了腰桿，更是他們自我價值及有權選擇更好生活的無聲宣言。面對這場「古羅馬式罷工」——準確說是「罷國」，你會知道，舊時代有舊時代的自由，而且其時的壯觀與成就遠在「廈門PX」事件時小試身手的「中國式散步」之上。
羅馬平民能夠取得勝利，至少有兩個條件。其一是可以自由離開羅馬城；其二是在羅馬城外有一片可以屬於他們的土地。前者保障了羅馬平民用腳投票的權利，後者則使他們在用腳投票時不至於無路可去，陷入「霍布森選擇」或「普天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