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憲政而言，物權與稅權無疑是最重要的兩塊基石。如果說前者的作用在於確定哪些財產屬於公民，那麼後者的作用則為商定公民為購買政府提供的服務理應支付的價格。近些年來，中國公民之所以對物權與稅權寄予厚望，就在於他們越來越重視通過重申這些權利以重訂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契約。
2007年3月16日上午，全國人大高票通過《物權法》。這部法律歷經了十三年的醞釀和廣泛討論，創造了中國立法史上單部法律草案審議次數最多的紀錄。《物權法》規定：「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和私產入憲一樣，在中國通往憲政的道路上，《物權法》的通過無疑是個標誌性事件。
就在此前一個月，溫家寶撰文指出「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社會主義制度與民主政治不是相背離的」，「（中國）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顯而易見，在「一切文明成果」中，除了自由、民主等價值外，分立的產權制度同樣是轉型期中國亟須吸收和借鑒的文明成果。儘管《物權法》曾經因為導致「建國以來第三次意識形態大討論」而「暫時擱置」，但是誰也不能否認，伴隨2004年「私產入憲」與2007年《物權法》的出台，中國正在尋找新的坐標與起點，重新定義和豐富自己的文明。
這是一個最好的年代，也是一個最壞的年代，更是一個推土機的時代。就在《物權法》通過的這一年年底，合肥市十八中臨時工巨鳳國夫婦的住所半夜遭人強拆。為此，這雙可憐的夫婦不得不在學校值班室的地上度過第一個無家之夜。難以理解的是，拆房公司卻說這只是「一場誤會」。無獨有偶，就在這年夏天，西安市唐代藝術博物館遭城管半夜強拆。其情節和上述拆房頗有些類似，晚上9點多，二十多個頭戴「城管執法」白色頭盔的人員突然將西安一博物館層層包圍封鎖，同時四十多個不明身份的人迅速包圍博物館，並強拆博物館，用舊瓦礫強行封堵博物館大門。10點多，幾十個來歷不明的人手持斧頭和棍棒沖入博物館，將館內值班人員粗暴攆出館外……類似新聞屢見不鮮。
究竟是「誤會」還是不擇手段？相信公眾自有公論。除此之外，當地警方輕描淡寫地認定「拆遷方法不當」同樣令觀者寒心。
事實上，無論是強姦民意還是民權，它們都是做與不做的問題，而非「做好」「做壞」的問題，或者說都是是非問題而不是方法問題。侵權就是侵權，它與誤會無關，正如天黑不能成為心黑的理由。哪位律師會以「強姦方法不當」為強姦犯開脫呢？
推土機正大刀闊斧地改變中國人的生活。倘使有人願意為當下中國尋找一個「權力圖騰」，相信最後結果非推土機莫屬。讀書人談到「國家機器」時總會說得雲里霧裡，什麼法律、制度、執行機構、暴力等不一而足，但若是讓失地農民或失去家園的拆遷戶們來講解什麼是國家機器，一切或許就簡單了——顯然他們目前體驗最深也最直觀的「國家機器」便是推土機。
在鄉下，「拆遷黨」也不忘四處出擊，四處招搖。同樣是在這一年，河南確山縣發生一起「鏟地案」：五一黃金周的一日清晨，一支由機關工作人員、警察和教師組成的三百多人的隊伍，在劉店鎮鄉黨委書記、鄉長和推土機的帶領下，對獨山村的麥田進行了「大偷襲」。農民辛辛苦苦種植的近千畝小麥，就這樣被鄉鎮領導派來的推土機給鏟了。不愧為「史上最牛鄉政府」，其傾巢出動的氣勢，其「鬼子進村」般的勇猛，其大張旗鼓的靜悄悄，其動員三教九流的效率都足以讓人心生讚歎。
如果以權利視角來俯視這起「日常衝突」，不難發現，鄉幹部搞的「推土機政治」，與其說是執行公務，不如說是對公民權利進行「掃蕩」。不同的是，這是一個歌舞昇平、外表光鮮的年代，鼓吹「建設性」的推土機已經取代了戰爭年代的坦克，而這些農民也沒有能力組織「反掃蕩」了。
誰是這裡最可憐的人？上述農民自不用說，逆來順受的他們在遇到記者時只能像是遭遇了「天災」一般抱怨，「誰說話把誰拘留起來，都不敢吭聲了」。回想起這三百餘人的陣容，還有一種「可憐」是送給鄉村教師的。他們本應站在公民教育的講壇上，而不是走入侵權者的隊伍。在「鬼子進村」時，他們客觀上更像是「翻譯官」，像是「精神道具」——政府正是利用「老師都這麼認為」或「老師都站在政府一邊」來說服農民「投降」，與知書達理接軌。
談到私有財產的保護，近幾年人們重複最多的一句話莫過於「風能進，雨能進，國王的衛兵不能進」，在這裡卻是「風能進，雨能進，國家的推土機更能進」。
推土機進村了，以地方要發展的名義，它正在淘汰農民手裡曾經象徵工農權力的鐮刀，上升為象徵「推土機政治」與「推土機經濟」的新權力圖騰。顯然，在這種標榜公共利益卻又無視民生與民權的政治背後潛藏著一個深刻的悖論。它不僅表現為當代人拆毀上代人留下來的東西，表現為曾經的允諾與隨之而來的背信棄義，更表現為同代人之間弱肉強食的無情與摧折。說到底，在這裡弱者與逝者有著相同的屬性，那就是他們都沒有能力為自己維權，他們的人生與創造在這個國家得不到必要的尊重。當強者失去約束，當社會不能自我保衛，當幸福不得不寄希望於權力部門偶爾「良心發現」，最後的結果必定是「拆如既往」、朝不保夕，見證筆者所說的「我們在創造未來，而我們的創造沒有未來」。
面對四處風起雲湧的「拆遷運動」，有中國人自嘲「a」就是「拆哪」，GDP就是「搞地皮」。如此「原音重現」雖有誇張、戲謔之嫌，但它無可懷疑地觸及了埋藏於中國人內心的某種隱痛。
千百年來，中國人常以「祖宗文明」雄視天下，時而揚言「祖宗之法不可變」。然而，當我們仔細檢點自己的歷史時，發現真正支配中國歷史走向的卻是一部「拆遷律」——這既包括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的「政治拆遷」，也包括一代人對另一代人的創造物的拆遷。前者表現為「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的王朝建立往往伴隨著對舊王朝的全盤否定，而後者更常見於日常生活中的拆房毀屋。二者相同之處都是以「改天換地」的名義，「先拆遷、後安置」。
心理學家認為扳機會帶動手指，人的破壞力會被引誘。中國人也時常將前輩消滅古屋的縱火豪情歸咎於木質結構，彷彿燒得活該。儘管如此，中國人不注重本土文化保護是顯而易見的。走在巴黎或歐洲其他一些地方的中世紀小城裡，無處不在的文明遺迹及建築群落會讓你有穿越千年時光的驚喜與從容，然而，在更為古老的中國，映入我們眼帘的卻只是幾個孤零零的牌坊或高塔，就像一幢大樓毀滅了，只留下了一個雕著花紋的傳達室供人憑弔。
文明，作為人之造物被人賦予生命。今天的鋼筋水泥同樣沒有阻擋中國建築「短命」的頹運。2007年1月6日，隨著幾聲悶響，有著西子湖畔第一高樓之稱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3號樓被爆破拆除。據了解，該大樓為國內第一高度「框筒樓」，按照設計使用壽命，該樓至少可以使用100年。然而，到被爆破拆除時，僅僅使用了13年。差不多同一時間，瀋陽五里河體育場同樣癱倒在一片瓦礫之中。幾包炸藥的功夫，這個曾經見證過中國足球成長的體育場變成了「美麗的傳說」——有人開玩笑說，這一天中國足球遭遇了「9.11」。
今日中國政治相對安定、社會平穩發展，少有「恐怖分子」，但這並不妨礙這個和平年代裡處處充滿硝煙。電視新聞與報紙頭版最搶眼的莫過於某某城市又搞了「××第一爆」。「第一爆」的美名與噱頭讓不少媒體與官員面露喜色。很難理解，在這些創造物灰飛煙滅之際，拍板點火者竟然沒有絲毫的疼惜與仁慈。「拆遷律」為我們展示的時代悖論是：人們一邊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擊掌歡呼，一邊為「和平坍陷」幽靈不散扼腕嘆息。就這樣，「拆遷」日復一日地腐蝕著文明的根基，朝不保夕的創造就像是在同一平面上鋪磚，不會增加一個文明的任何高度——正如互相搶劫不會給社會增加任何財富。
中國人不知珍視本國歷史與創造么？這並非全部真相。否則，我們就不能解釋在近年來伴隨著房地產暴利水漲船高的拆遷糾紛中，為什麼有民眾拚死相搏仍不能保全自己的房屋。事實上，正是這種「有心無力」使人們將「拆遷文化」與「和平塌陷」的癥結投向了分立的產權制度，使文明憂思轉向權利建設。
現實是，近年來各類醜聞此起彼伏。一件醜事被曝光，很快便會在另一個地方找到相同的版本。「拆遷黨」之胡作非為，之鴻篇巨製，更是無人可及。而且，拆遷的隊伍越走越長。許多本來應該「善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