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談到資本主義由於實施了資本社會化的政策而進入「社會資本主義」時期，本節所要闡述的則是「社會資本」主義，強調社會關係的資本內涵。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雖然中國一直在搞社會主義建設，但是「社會」卻處於一種沒收與沒落的狀態。中國原有的社群組織與社會規則，在狂風驟雨式的改造中變得湮沒無聞，而無所不在的國家體制，以及源自意識形態的狂熱與敵意，更使資本變成了一個壞東西。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漸漸意識到，資本來到世間並非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時至今日，在西方一些政治家與學者眼裡，中國正在滑向「野蠻資本主義」，而一些中國本土學者透過「權力私有化」帶來的種種社會不公，同樣將這種新趨勢稱為「資本―官僚主義」。顯而易見，凡此種種批評，並非是為反對資本，而是反對資本的變異。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漸次走向開放，終於放棄「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時，國際學術界對「資本」理論的詮釋也早已有了新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現代化，同樣暗合了「資本」概念的現代化。而這一概念的現代化，對於處於轉型期的中國來說，關鍵之一在於如何增進政府與社會對「社會資本」的理解。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人力資本」的出現，使物化的資本部分回歸於人的價值。若干年後，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首次將資本區分為「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因此漸成國際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儘管對於社會資本目前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權威的定義，一個共識是，社會資本是繼物質資本、技術資本與人力資本之後的一種新的資本形式，是一種可資利用的社會資源，其意義在於通過強化或重塑社會關係（社會契約），社會能夠從中獲利。進一步說，承認社會資本的存在，將為社會資源的配置提供一個良好的出路。對於國家與社會來說，投資社會關係的改造與培育，不僅可以使個體、團體獲利，同樣可以使國家獲利。
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帕特南指出，「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相比，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組織的特徵，如信任、規範和網路，它們能夠通過推動協調和行動來提高社會效率。社會資本提高了投資於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收益。」
早在幾十年前，談到為什麼反對階級鬥爭時，梁漱溟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認為在不同類型的文化中，社會構造各不相同。由於「西洋」人重集團生活，中國人重家庭生活，於是中國由家庭生活推演出倫理本位，同時走向職業分途，形成了由家族倫理關係構成的社會。而「西洋」卻從集團生活演為階級對立，因此「西洋」可被稱為階級對立的社會，而中國則是職業分途的社會。近代中國雖不能稱為平等無階級的社會，但尚未構成階級，這是中國社會的特殊性。梁漱溟由此認為，中國的自救之路，在於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它是中國固有精神與「西洋文化」的長處二者的溝通調和，也就是要學習「西洋」的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以此來培養發展中國的固有精神，即倫理情誼、人生向上的精神。「要改造中國的政治，必須從基礎做起，國家憲政要以地方自治為基礎。從基礎做起，就要從最基層開始做，搞鄉村的自治。一鄉一村的自治搞好了，憲政的基礎也就有了……全國就會有一個堅強穩固的基礎，就可以建立一個進步的新中國。」（梁漱溟，《回憶我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
同樣反對階級鬥爭的還有哲學家張東蓀。1932年8月20日，張東蓀在《再生》雜誌第一卷4期上發表《階級問題》一文，集中批判階級和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之理論。張東蓀認為，階級意識完全不同於階級利益，階級利益是一個階級普遍而共同的利害，階級自覺則比較複雜，決不是有了階級利益就一定有階級意識或階級自覺：「我承認中國的各階級有階級利害，因為這是事實。但事實迫我無法承認中國各階級已有了階級意識。於是我們可以說——中國的任何階級，資產階級也罷，小資產階級也罷，無產階級也罷，都還沒有到造成階級意識的程度，至於我所說的余剩者乃是人自為戰之徒，不成為一個階級，更談不到階級自覺了！」他斷定：「我們對於政治的主張不必建立在任何階級上。這是第一點的意思。還有第二點是：我們必須注重於所有的各階級。這句話的含義就是說：我們必不可建立在上述所謂剩餘者（流氓）之上。」
近些年來，人們經常會被問到下面這些問題：為什麼中國社會有「超穩定結構」？為什麼王朝一次次崩潰而家國仍在？為什麼中國人屢經「民不聊生」最後總能起死回生？轉型期的中國，當社會不公正幾近極限，在政府救濟不力時，為什麼中國社會仍然沒有出現世界預言的「崩潰」？原因自有千種。在筆者看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於家族作為一種「組織」部分化解了政府失靈或者市場失靈時所帶來的種種弊病與危機。
比如說，對於一個農村貧困家庭來說，子女通過考學或者外出打工改善了生活，會不斷地接濟家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個「小政府」或「臨時政府」的作用。除了不負責徵稅，他們在家族中幾乎要擔當包括弟妹教育、父母醫療到養老所需的一切費用。而那些正在咬緊牙關支持孩子讀書的父母，同樣將希望寄托在後代身上。從這方面說，儘管在中國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組織培育很不發達，但是家族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這種不足。
在專制或者封閉時代，經營一個家族，是唯一合法的自治。然而，在極端的年代，甚至家族自治也被「充公」，大躍進時期社員家裡做飯用的鐵鍋都被拿去鍊鋼了。當然，這種中國式的家族自救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社會自救，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的社會自救理應擁有一個寬闊的前景。
帕特南注意到，民主進程取決於許多因素，但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會中的群眾性基層活動影響民主制度的績效，社會資本的數量和質量是民主進步的決定性因素，民主的改革者必須從基層開始，切實鼓勵普通公民之間的民間約定，鼓勵民間組織和民間網路的發展，即促進社會資本的累積，既維持原有社會資本的存量，又實現增量。
就像婚姻締造了家庭，自由結社同樣是產生社會資本的重要源泉。早在十九世紀，托克維爾便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對美國公民精神大加讚揚。在他看來，自由結社與熱情參與是美國公民社會的顯著特徵，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在《獨自打保齡——美國下降的社會資本》一書中，帕特南還注意到另一個現象，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隨著美國社會的變化，這種公民精神正在走向衰弱。以投票為例，在1960年有的人參加了對肯尼迪與尼克松的選擇，而三十年後只有的人參加了對柯林頓、多爾與佩羅的投票。同樣，公民的公共表達，諸如遞交請願書，給議員寫信等也呈現下降趨勢。今天的美國人是如此獨立（個人主義），以至於在閑暇時間寧可獨立自己去打保齡，或者一個人待在家裡看電視，也不願與鄰居聊天，或者參加社區集體活動。
當然，多數中國人並不會「獨自打保齡」，而是「一起打麻將」。但經常聚在一起打麻將並不代表他們參與到公共事務之中。中美彷彿處於兩個季節，如果說美國的社會資本在部分凋謝，那麼中國的社會資本更需要培育，需要生根發芽。今天，「投資社會資本」和「全球治理」「公民社會」一樣，漸漸為政府與民眾所熟悉。應該看到的是，對於政府來說，所謂「投資社會資本」既不需要什麼投資環境，也談不上等待什麼成熟的時機。如果政府放手社會資本的自發性的成長，政府不但不用花費一個銅板，反而可以坐收社會救濟政府的巨大利益。兩者的邊界是，政府的歸政府，社會的歸社會。顯然，劃分公民社會的邊界，主要不在於階層意義上的權利邊界，而在於確定社會私權利與政府公權力之間的邊界。
走向極端的國家主義與個人主義都是一種孤立主義，前者使社會處於一種被吞噬的狀態，而後者則使社會變成一盤散沙，兩者都意味著社會力量或社會資本的土崩瓦解。正因為此，筆者認為衡量人類進步的兩個重要價值是獨立與合作。一個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本質上說，就是社會組織復甦或再生的過程，是社會資本生長與重新配置的過程。也正是看到社會的創造之力與緩衝之力，吉登斯之發現社會，被理解為在個體與國家之間找到了「第三條道路」。
歷史學家黃仁宇在《關係千萬重》中有篇短文，提到了世界絕無僅有的中國「關係文化」，指出「Guanxi」這個名詞可以不時出現在國外的報紙上，幾乎成了英文所吸收的外國詞語之一，「有半公半私，介於合法和非法中間地帶的模樣」。
黃仁宇將千萬重關係釐清為最重要的三種，第一種是生存的關係，第二種是性關係，第三種是經濟關係。在中國古代，將這三種關係演繹得最好的是齊宣王，齊宣王向孟子交心所稱「寡人有疾」就是這三種重要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