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中國實現「文明憲政、輕鬆生活」？幾年前，吳敬璉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強調「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號召中國民眾齊心協力闖難關。2003年，中共元老任仲夷先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談到，中國改革仍未過大關，並以「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與國人共勉。不過，在這一節中本書作者著重要談的是「過大圈」。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圈地運動」的歷史，最著名莫過於英國。關於這段歷史，曾有群農民就一位叫約翰·波米爾的領主的巧取豪奪向國王「上訪」：「這個有權有勢的約翰·波米爾用欺騙、暴力佔有您的苦難臣民——我們的牧場，這些土地是我們世代所擁有的。他把這些牧場和其他土地用籬笆圍上據為己有。後來，這個約翰·波米爾又強佔我們的住宅、田地、傢具和果園。有些房屋被拆毀，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燒掉，我們被強行驅逐出來。如果有誰不願意，波米爾就率領打手包圍他的家。這些人手持刀劍、木棒，氣勢洶洶，砸破他家的大門，毫不顧忌他的妻兒的啼哭……」這個場面，在「房吃人」的今日中國並不陌生。
如果說英國綿延幾個世紀的圈地運動源於養羊業的高額利潤，那麼今日席捲中國的圈地運動的動力則不僅來自經濟暴利的誘惑，更來自「政治暴利」（政績）的誘惑。正因為此，在無數中國「約翰·波米爾」的身影背後，是權力與資本的合謀與分利。
儘管中央政府提出對耕地實行特殊保護，嚴格限制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並成立了「聯合督察組」對「開而不發區」的圈地行為進行打擊，然而，非法征地的現象未得到有效遏制，在許多地方甚至愈演愈烈。風行於中國城鄉的新圈地運動被海外媒體譏為「吃社會主義的散夥飯」。
根據國土資源部對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部分城市衛星照片執法檢查情況統計顯示，違法用地佔新增建設用地宗數、面積的比例分別達到61％和50％，有的地方甚至高達80％。與此相對應的是，各行各業都謀求自身加強發展，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多要地、多圈地。國土資源部掌握的各行各業提出來的用地需要，甚至超過了我們的國土面積。
同樣被圈的還有江河。2003年6月水利部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拉網式清查，查出僅「四無」（無立項、無設計、無驗收、無管理）水電站就有三千多座。《中國經營報》曾發表《脫貧工程帶來的返貧危機》提出警告，要求國家以立法的形式保護庫區人民的權利，否則一旦悲劇釀就，局面勢必無法挽回。
此外還有「圈礦」熱，由於國家壟斷自然資源形成了自然資源主體的實際缺位，導致資源集中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以致大量資源被浪費、破壞、偷竊甚至掠奪。這也是近年來有些掌權者能夠在短期內暴富之原因所在。當資本化過程中產權界定不清，社會便將自然資源的命運及其定價權拱手交給了掌權者。
從時空兩個維度來看，不公平有兩種：一是同代之間的分配不公平；二是代際不公平。
關於前者，儘管全球化論者相信「世界是平的」，但是如果以發展的眼光看，透過中國城市與鄉村、東部與西部、沿海與內陸的差距比較，不難發現中國財富如何傾斜。
近年來，一些地方為了擴大招商，濫征、強征農民集體土地，或者通過壓低補償標準，拖欠、截留、挪用土地補償安置費等完成權力尋租。與一些地方政府獲得高額土地出讓金形成鮮明對比：一方面部分失地農民變成了「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公民」，無力維權者甚至走到自焚申冤的地步；另一方面則是權力與資本借「地利」大發橫財。
隨著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各地工業園區、開發區甚至「大學城」開始惡性膨脹，其後果是大批農民喪失土地，再一次為中國「現代化」買單。與此相反，一些房地產商卻賺得盆滿缽滿。在2006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前50名富豪中有20名跟房地產業有密切關聯。他們要麼以房地產業為主業，要麼房地產是其重要的財富來源。在另外一個富豪榜——胡潤的百富榜上，2006年前10名富豪裡面有6名是主要經營房地產的，還有兩名房地產也是其主要產業之一。2004年胡潤百富榜上，有45位上榜企業家主營房地產。
有調查表明，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出讓金所獲得的凈收益多是「取之於農，用之於城」，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佔二成至三成、企業佔四成或五成，村級組織占近三成，農民僅佔半成到一成。
關於後一種不公平，美國國際法學者愛迪·B·維絲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代際公平」理論。作為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則，代際公平已經廣為人們接受，其核心價值觀是資源與財富的使用不能向任何一代人絕對傾斜——當代人應託管好而不是揮霍盡後代的財富。
顯然，當下的土地批租制度，無論是對環境損害，還是財富挪用，都意味著對後代人的財富與健康嚴重「透支」。一位公民拿明天的錢，做今天的事，本無可非議，畢竟一切都是自己償付，然而對於政府來說，多快好省、透支盡下幾代人的土地收益，則無異於搶奪。
如有財政專家指出，短短十餘年，通過現有土地出讓制度，地方政府收斂了萬餘億元的巨額可支配財力，但是它是對50至70年的地租採取一次性收取資金的方式進行的，其所反映的是某些權力部門「寅吃卯糧」或「與子孫爭利」。
被害者與兇手在戀愛。沒有誰會否認正在崛起的中國同樣面臨一場文化危機。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在「讓世界充滿愛」「明天會更好」「好人一生平安」等樂聲中生活，二十年後的中國流行的卻是一些諸如「披著羊皮的狼」「老鼠愛大米」這樣可以作為「虐戀國」國歌的情歌：「我確定我就是那一隻披著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獵物是我嘴裡的羔羊……」一切都變了，想一想齊秦的北方的狼，就知道這世道連狼也變了。
2005年8月，香港經濟學家郎咸平教授連連在媒體上發出「重磅炮彈」，指名道姓地痛斥許多中國企業領導人借國企改革之機大肆化公為私，侵吞國有資產。這些被指責的企業幾乎都是過去被樹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業」，包括TCL、海爾、格林柯爾、科龍等。
郎咸平的炮轟引起強烈反應：平面媒體與互聯網上出現一面倒的聲援之聲，而被批評的企業則紛紛叫屈，格林柯爾老闆顧雛軍甚至在香港把郎咸平告上了法庭。郎咸平回應時表示：他並非與顧雛軍個人過不去，實在是針對國有資產流失的嚴重事態而言。郎咸平由此就「案例」進入「問題」，對中國經濟轉軌中的不少方面提出了尖銳批評。
對於郎咸平的發難，中國「主流經濟學」界「集體失語」。郎咸平則為自己因為捍衛國有資產而鬥爭卻得不到同行的響應而大表感嘆。然而事實上，對於上述問題，早在郎咸平之前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早已尖銳地批評過。1997年十五大之後，「國企改革攻堅戰」成為時髦，許多地方出現了比「分」和「賣」更刺激的做法。如長沙在1999至2000年間對一批贏利的大型國企實行「靚女先嫁」的「界定式私有化」，用政治權力直接把國有資產劃撥給「內部人」並一步到位地實現管理者控股（MBO）。這是世界各國包括中東歐轉軌國家在內在公開領域都前所未見的「激進」做法。對此，秦暉曾在《財經》雜誌上提出批評。2002年十六大後，開始實行「國有資產分級管理」，輿論認為這是正式放手讓「各級政府各自處理各級資產」。同時管理者控股的呼聲大漲，風傳轉年將是「MBO年」，秦暉為此又寫了《國有資產如何公正「退出」》與《要MBO，不要MBO年》等文，指出「分級管理」不能改變政府只是國民資產的看守者而非所有者的性質。
在秦暉看來，公正的改革應當「在起點平等之下產生最初的所有者，在（競爭）規則平等之下產生最終的所有者」。中國要搞市場經濟，就是因為相信只有通過市場才能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從邏輯上說，如果權力就能把資源配置到「優者」手中，還要市場幹什麼，還要搞什麼產權改革？
對於過去的國營企業和鄉鎮「集體企業」的產權改革，秦暉強調處置公共財產應該遵循「群域要民主」的原則，因為在缺乏公共參與、公共監督、也沒有利益相關各方充分博弈的情況下，公共資產的「看守者交易」往往就是「掌勺者私佔大飯鍋」。當年如果人民公社也按這種方式搞私有化，把公社變成公社領導人的私人莊園，農民變成打工的，或者乾脆被趕走，那農民還不造反了？幸虧當時農村改革是農民自己搞起來後上面才承認的，農民平分了土地（當然只是「承包」，地權問題遺留至今），打破了「大鍋飯」。如今土地是農民各自經營的，並沒有「掌勺者」。然而耐人尋味的是，這反而成了地權改革比其他公共資產（包括鄉村中除土地以外的其他公產如企業等）的產權改革更為困難之處：土地如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