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問今日世界最流行什麼主義，不是社會主義，恐怕也不是資本主義，而是二者的折衷，是「社會資本主義」。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一個顯著的變化就是社會化與資本化的進程已經啟動，並且小有所成。過去，無論是推崇社會主義，還是反對資本主義，最後都是主義挂帥，既表現為「主義壓倒社會」，同時又表現為「主義壓倒資本」。其結果是，現實社會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相去甚遠。
社會主義經典理論集中批判資本主義的資本化將資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並主張社會主義要搞社會化，應將公眾利益放在第一位。然而，時至今日，當意識形態的執迷被時間吹散，人們驀地發現，在權力、社會與資本這三大要素之間，最令人不安的既不是資本的貪婪，也不是社會的自由，而是有組織的權力的不受約束，是社會化與資本化都讓位於權力化，並導致權力吞噬一切。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化的深入，中國經濟進入一個全面資本化的過程，即「財富」轉化為「資本」的過程。如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所指出，與以英國為肇端的工業革命一樣，金融革命同樣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創舉，許多現代發達國家都是受益於這一百五十多年來的金融革命而迅速發展與強大起來的。一百年來美國的繁榮，其動因有三大支柱：工業革命、科技創新以及金融革命或經濟的「資本化」。
中國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所經歷過的金融化發展，也是美國過去一百五十年來金融化發展的一個縮影。相較而言，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是一個「有財富但沒有資本的社會」。土地、自然資源為國有且不能出讓使用權，不具備資本價值；企業為國有、集體所有，它們的財產和未來收入流也不可以交易，不能買賣，更何況這些產權也沒清楚界定過；而公民作為社會主義大機器中的「螺絲釘」，個人的勞動力與智慧也屬於國有財產，所以公民未來勞動收入不可能被金融票據化。而三十年來，中國不斷將以上三種資源做漸進的資本化操作，已為社會提供了大量資本。第一階段是從1978至199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給老百姓選擇與買賣的自由，包括勞動力市場與創業市場上的自由，即從計畫到市場的「市場化」。此後特別是1998年之後則進入「資本化」階段，就是讓企業資產（包括有形資產和未來收入流）、土地和各類自然資源、勞動者未來收入流，都可通過產權化、證券化或者金融票據化轉變成流通的資本，把死資產和未來收入流變成隨時能變現、變成可以花的錢。
陳志武在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談到市場與資本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改變：在過去市場不發達的情況下，農業生產能力又極其有限，溫飽總是最主要的挑戰，所以，儒家主張以血緣家族為基礎來實現人際間的資源共享、風險共擔，並給它配以「三綱五常」文化價值和名分等級社會秩序，那可能是過去兩千多年裡相對最優的一種安排，使中華民族能夠繁榮昌盛。在那種社會秩序下，「三綱五常」和名分等級秩序的剛性當然閹割人的個性，卻可以使人際間的交易風險大大降低，節省交易成本，所以，犧牲一些個人自由和權利似乎是當時生產能力低下的條件下迫不得已的選擇。加上當時的人口流動少，世世代代是左鄰右舍，這也使儒家依賴的道德約束多少能行得通。
可是到了今天情況已大不一樣，人口的廣泛流動，市場範圍的擴大，已大大削弱了道德的約束力。再加上今天金融市場已經在許多方面取代了家庭的保險以及其他經濟交易功能，沒必要再把親情和經濟利益交換混在一起，也沒必要再接受「三綱五常」對個人自由的約束。換句話說，今天為這些約束所要付出的代價遠遠高於所能得到的好處，所以儒家主張的約束已不合算，而自立和個人自由的價值更高。
據陳志武理解，中國過去三十年經歷的情況可能是這樣，從1980年代先是市場化發展，把各地區間的市場整合到一起，包括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勞動力開始跨地區流動，在哪裡工作、生活逐步跟你在哪裡出生、長大脫離關係，中國人和產品也開始大量出國。與此同時，他們的私有財產也在增加。到1990年代，人們開始接觸現代金融產品，先是各類保險品種，然後是養老投資、基金品種、按揭貸款品種，慢慢地人們越來越意識到金融產品的好處，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金融產品讓你能把自己未來的各種經濟需要、保險和養老安排好，讓你在未來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需要靠別人的施捨過日子，保證你總有獨立的人格尊嚴。經濟上的自足歷來是人格獨立的基礎，而金融又是保證未來經濟自足的工具。
此外，陳志武看到的另一個顯著變化是：過去二三十年里市場發展和金融發展已經改變了中國人很多的文化價值觀。
「當你觀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裡父母親與他們的孩子交流的方式時，你會發現，它正變得越來越像在典型美國家庭觀察到的那樣，也就是，父親通常不會試圖在孩子面前擺出一副威嚴、一副不可親、不可近的樣子，已經不是一種從上至下的、單向的、命令式的姿態。相反，你會看到，更多父母以一種非常平等的方式與他們的孩子溝通，試圖進行一種心對心的對話溝通。」
當父母不再把孩子當做他們的養老保障、當做他們的投資載體時，他們沒有必要擔心「天啊，如果我的孩子現在就不聽話，他將來怎麼會孝順？我在他身上的投資怎麼會有回報」？於是，他們也就沒必要處處打罵孩子、壓制閹割孩子的個性，迫使孩子時時聽話。這些父母為自己買好保險品、退休品、養老基金等等。此後，從經濟上，他們就沒有依靠兒女的必要。當然，這種「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只見於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在中國更廣闊的西部與農村，依舊流行「養兒防老」。
除了陳志武所說的這種改變之外，還有一個重大變化是：在過去，被體制驅逐的才子佳人往往不得不面臨窘迫的命運，而現在他們照樣可以在社會上謀得一份待遇優厚的差事，或者通過手中的財富與資本過上有尊嚴且有自由的生活。
如米爾頓·弗里德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文版（2002）序言中所說：「中國仍然遠不是一個自由社會，但是毫無疑問，中國居民要比在以往更為自由及富有——除了政治以外，在各個方面都更為自由。在政治自由方面甚至有了一些初步的、微小的增長的徵兆，具體的表現為日益增多的農村幹部的選舉。中國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是它是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戈爾巴喬夫曾經說：「我們的共同家園是這個世界本身，我們的命運是相同的，如果說某一個地區只想著自己繁榮昌盛，而身邊的整個世界都是饑荒的話，它的繁榮是不可能的。」歷史一次次證明，無論過去的冷戰，還是現在似有還無的「文明的衝突」，那些無謂的對抗並不能解決人類的當務之急，真正有益的是要回到人的條件本身來思考人類文明。
兩大陣營不復存在。與此對應的是，這個國家在價值論上漸漸褪離共產主義的理想軀殼而轉向對共生主義的無名探索。從「共贏」到「和平崛起」，從鄧小平取道市場經濟到江澤民時期公開承認資社共存，從胡錦濤「和則兩利，斗則俱傷」到十七大呼籲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中國政府積極融入世界、從共產主義到共生主義的大脈絡已漸清晰。
共產主義與共生主義都重視公共性。區別在於共產更重對過去與結果的分配，而未有效解決生長問題；而共生則更重當下與未來的存續生長，更重對自發秩序與自我拓展的認同呵護。如果說共產面向一個正在消逝的世界、權力分配的世界，那麼共生則因面向生命而面向未來。那是一個由生命分配的世界，生命之平等決定了隨之而來的分配平等更貨真價實。
資本主義國家亦面臨抉擇。顯然，尤其經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融合後，老牌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真正區別在於民主政治而非主義。比如歐洲儘管「姓資」，但在民權視野下許多國家並未放棄社會主義理想，密特朗不也私下表示其執政理想便是消滅法國的資產階級？上世紀六十年代，在西方世界指責社會主義國家極權時，馬爾庫塞同樣將發達工業社會描述為技術進步下的新極權社會。今日更有美國知識分子鼓吹為資本主義升級，即在經歷了「短缺與匱乏」的「資本主義」和今天「過剩與鋪張」的「資本主義」後，資本主義必須進入討回公共權益的「資本主義」的時代。
今日世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已經由對立走向融合，具體表現為「資本主義社會化」和「社會主義資本化」。一方面，像中國這樣曾經追求絕對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經濟與政治幾乎走向了崩潰的邊緣，終於在改革開放的旗幟下走向新生。市場經濟與民營經濟的發展，私產入憲與物權法的制定等等，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注入了它過去曾極力反對的資本主義因素，使之收穫現實的活力與歷史的報償。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國家，福利資本主義、民主資本主義和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