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愛國，各種表述」。曾經被視為高尚的情感為什麼漸漸淪為一種「髒話」？愛國還是不愛國，以及怎樣愛國，這些原本不是問題的問題，如今為什麼也成為問題？
如果站在三十年來社會成長的角度來加以審視，不難發現，這些問題的提出便已經彰顯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至少，這種「精神分裂」表明有越來越多的人正在走出舊有的「國家至上」的價值體系，開始重新審視一個現代國家的價值內涵以及國民應該就此秉持一種怎樣的情感。而一個國家有著怎樣的未來，必首先決定於全體國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對國家抱持一種怎樣的態度。
愛國必須講邏輯。歸根到底，國家只是全體國民締約產生的一個組織，是國民用以謀求幸福生活的工具。在此意義上，愛國主義者真正要做的不是忙於督促每個人去愛國家，而是要讓國家能夠愛每一個人。不認清這一點，不對潛藏於愛國主義和國家之中的某種進攻性設限，事情便有可能走向善良願望的反面。
關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早在上世紀初，西班牙學者奧爾特加·加塞特便在《大眾的反叛》一書里條分縷析，發出警告：「歐洲文明構成最嚴重威脅的一件事物，同其他的所有威脅一樣，它也是文明自身的產物，甚至可以說，還是歐洲文明的一大榮耀——它就是盡人皆知的現代國家。」此時，加塞特已經意識到國家變成了一台可以操控一切的龐大機器。「一旦國家在社會中拔地而起，只消輕輕一摁按鈕，它就可以啟動無數操作槓桿，並以它們勢不可當的力量作用於社會結構中的任何一個部位。」
讓加塞特不安的是，國家作為人之造物，它是由某些特殊的人所發明的，並需要某些美德和基本品性來加以維持，而這些美德和品性雖然人類過去曾經擁有，但明天很可能就會消失殆盡。威脅文明的更大危險是：國家干預、國家對一切自發的社會力量的越俎代庖，因為這等於取消了歷史的自發性，而從長遠來看，維持、滋養並推動著人類命運的正是這種自發性。當這種自發性被國家的干預打斷，就不會有新的種子能夠開花結果。社會不得不為國家而存在，個人將不得不為政府機器而存在。就這樣，國家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又對人類生活推行進一步的官僚化，上緊官僚機器的螺絲釘無異於把社會改造成一個軍營。在加塞特看來，「國家至上主義」悖謬的悲劇性就在於：為了使整個社會可以生活得更好，人們建立了作為一種手段的國家，但是，國家隨即盤踞於社會之上，反而使社會不得不開始為國家而存在。同樣糟糕的是，謀求同質化的國家必將壓垮那些保持特立獨行的個人或小群體。
大眾要求同質化和極權政治一樣，都會壓垮每一個反對派。在《大眾的反叛》中，加塞特這樣談到「大眾人」（A Mass-Man）：他從不根據任何特殊的標準——這一標準的好壞姑且不論——來評價自己，他只是強調自己「與其他每一個人完全相似」。除了這種可笑的聲明之外，他感覺不到任何煩惱，反倒為自己與他人的相似而感到沾沾自喜，心安理得。一個真正謙遜的人則會試圖評估自己的特殊價值，努力發現自己可能擁有的這種或者那種才能，或者任何一方面的特長——儘管他可能最終發現自己並沒有什麼非凡的稟賦，資質平平，但他永遠也不會認為自己是一個大眾人。
就像平常的討論中我們經常見到的「憤青」與「精英」之爭。加塞特將人分為兩種，一種對自己提出嚴格的要求，並賦予自己重大的責任與使命；另一種則放任自流，尤其是對自己。前一種人，即所謂「精英」。「精英」與「大眾人」的區別，不在於稟賦，而在於對人生和周遭事物的態度。或者說，這個世界只有兩種人，一種是獨立思考者，另一種是想當然的附和者。按照這種區分，每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的人都是精英。
加塞特的洞見預言了發生在上一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它同樣是今天歐洲國家讓渡主權，建設歐盟的一個重要精神來源。正是因為這一洞見，該書出版不久後，《大西洋月刊》稱加塞特的《大眾的反叛》之於二十世紀，有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之於十八世紀，馬克思的《資本論》之於十九世紀。
德國電影《帝國的毀滅》的結尾，戈培爾夫人之所以將自己的六個孩子全部毒死，是因為她深信沒有「國家社會主義」，人類就沒有希望和未來，她不能讓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樣的國家。由此可知，生而為人的納粹分子，不僅屠殺了猶太人、波蘭人，同時也是為意識形態預設的瘋狂邏輯的受害者。當說，二十世紀極權主義流行，是啟蒙運動以來人類預言「唯一未來」（人間天堂）的最大惡果，也是科學昌明的二十世紀費盡千辛萬苦走出大劫難的人類的最大教訓。
「問世間國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為國家獻祭通常不外乎兩種形式：一種是將自己奉獻出去，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算是一種個人自由；另一種是將別人奉獻出去，此時「愛國」便與尋找替罪羊緊緊聯繫在了一起。這方面，當年納粹無疑是將兩者演繹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如果說二戰期間猶太人是替罪羊，那麼二戰結束後人們將納粹犯下的罪惡完全推給希特勒則無異於尋找「替罪狼」。畢竟，希特勒是民選總理，他在組織吃人的時候每個選民都在場，甚至領到了自己的一份血和肉。
儘管舊時代已經翻過去，但「愛國者」熱衷尋找替罪羊的事情並沒有結束。「愛國者」假定國家和自己永遠正確，一方面當國家面臨所謂「危機」時，「愛國者」會竭盡全力從外部或內部尋找敵人，並認定他們是所有罪惡的根源，將自己的責任一筆勾銷，以此維護所謂的民族自尊與國家榮譽；另一方面，又會單方面賦予某些人以「愛國」責任，然後監督他們是否愛國或叛國。在此邏輯下，監督者永遠愛國，而且指責別人越多，自己就越愛國。「尋找替罪羊」因此成了「愛國」者只賺不賠的買賣。顯然，這些「愛國者」有多「愛國」，不在於自己做了多少有益於國家的事情，而在於他們認定多少人「有罪」，從國家內部圈出了多少個「漢奸」。
如果我們洞悉了國家因何而生，為誰服務，就不難理解，愛國的當務之急是愛國民，而不是愛某個空洞的國家理想或者宏大概念。
上世紀八十年代，處於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社會曾經有過「我愛國家，國家為何不愛我」式的傷情追問。應該說，任何時代都會有或這或那的不足，任何國家都會給人還不夠美好的印象。然而，正是因為看到時代有不足，看到「國家還不夠愛我」，每個身處其中的人才有機會大有可為。近兩百年來，幾代中國人不畏艱難困苦，努力建設一個夢想中的現代國家，就在於實現公民與國家相愛的憲政愛情。
哲學家薩特說過：「人是一堆無用的激情。」如果這堆激情被策劃、被煽動，恐怕就很有用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中國可以說不》的流行表明了民族主義情緒可以賣錢。十來年後的2009年，一本由五個人拼湊而成的《中國不高興》出版，據說這是上一堆情緒的「升級版」。
該書高呼中國要「持劍經商」，與西方「有條件的決裂」，面對外部的「欺壓凌辱」，中國要有改造世界體系、領導世界的雄心，要明確「懲罰外交」概念。而一大批公開支持中國走西方市場經濟道路，或者贊同西方式民主人權的國內精英：龍永圖、厲以寧、林毅夫、樊綱、錢鍾書、王蒙、王朔、王小波夫婦……從經濟界到文化界，從官員到體制外知識分子，都成為「中國不高興」的對象。這本書里的許多極端觀點被媒體討論來討論去，最後的結果是：中國不高興，但是寫這書的「五人幫」與出版商卻很高興。事實上，只要看看《環球時報》的頭版標題，你就知道，在中國談政治還有比民族主義生意更好做的嗎？
新加坡《聯合早報》北京特派員韓詠紅就此撰文：「以情緒化的對抗姿態作為賣點，這在書名中尤其一覽無遺。所謂『不高興』就是情緒用語，而非理性措辭。實際上，這些年來每當中國社會高調張揚民族主義時，晃出來的往往不是民族主義精神，而是民族主義情緒。」
據報道，《中國不高興》的策劃者就是當年《中國可以說不》的出版策劃人。2008年10月3日，該策劃人把幾位作者召集到北京郊區的一處農家樂一住三天。「這三天，我們什麼事情都不幹，就是討論、神侃。我們剛開始討論的時候，是從去年10月的兩件大事開始的，然後就發散思維說下去，結果三天三夜的討論，討論出了現在大家看到的這本書的內容。」三天「閉關」結束後，學者們各奔東西，而策劃者和出版社的編輯們則根據這三天的討論錄音進行分類和梳理，整理成文字資料，「書中99％的內容都是這三天討論的」。對於書名，也是從圖書市場的角度考慮的。
有人批評《中國不高興》是一部「山寨作品」，並非沒有道理：其一，它的確是五個人在山寨子里商量出來的，而且商量了「三天三夜」；其二，是該書基本上只是copy網上部分「憤青」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