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轉型幾時大功告成，經常被提及的年份是2040年。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一書中作過這樣的表述：「這第二次大轉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自1840年開始，我們能在2040年通過三峽，享受點風平浪靜的清福，就算是很幸運的了。如果歷史出了偏差，政治軍事走火入魔，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過不盡了。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的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彩聲中，就可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了。」2008年初，政治學者周天勇等人主編的《攻堅：十七大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一書同樣將時間指向了這一年——中國從傳統的計畫經濟轉向現代市場經濟、從低水平民主法制化轉向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如果從1979年開始，至少需要六十年左右的時間。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中國以斯大林模式為樣板建立經濟體制。早在1917年蘇聯剛起步時，由於資金不足，對大規模工業化有心無力，於是採用了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仁斯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理論，讓農民無條件地為工業化支付巨額成本。輕農重工的結果是，「在傳統社會主義國家，農業搞得一團糟」（阿爾文·托夫勒語）。
顯然，「蘇為中用」的這種模式也是中國城鄉二元分治的肇始。除此之外，為儘快工業化，傳統社會主義國家還經常貶損服務業和白領工作，大力頌揚體力勞動，注重生產資料，而漠視消費品。論及蘇聯的垮掉時，吳建民先生曾與我談到自己當年兩次路過蘇聯時的印象：蘇聯雖然在很多方面有進步，但民用工業一塌糊塗。
如上所述，中國照搬蘇聯，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將蘇聯體制推到極端。隨之而來的是1960至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和1966至1976年的文革，貧困與混亂使中國政治、經濟與社會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直到無路可走的小崗村農民按上逆境求生的血手印，在客觀上完成了對舊制度的反戈一擊，中國改革才終於浮出水面。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兩個凡是」，停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開始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推出「有計畫的商品經濟」或曰「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1987年「十三大」把商品經濟的運行機制界定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1992年「十四大」正式提出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張。1997年「十五大」明確了「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改革雖然在緩慢進行，但是「國退民進」的浪潮卻清晰可見。市場化讓中國人漸漸走出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獲得越來越多的個人自由。
沒有經濟自由，就不會有真正的政治自由。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財務自由與擇業自由讓中國人獲得了更多的「自由資本」，可以不必像過去那樣仰「單位體制」之鼻息了。
對此，經濟學家茅於軾不無感慨：相較改革開放以前的穿衣服沒有自由，找工作沒有自由，想掙錢沒有自由，想旅行沒有自由，想思考沒有自由等等，現在中國人的自由顯然明顯增加。「只要有錢，差不多什麼都可以買了，除了土地以外。」
然而，「民進國退」既非大功告成，也非一帆風順。眾所周知，尤其在2000年以後，在一些領域出現倒退，有些地方甚至以「國有企業是黨執政的經濟基礎」等為借口，搞「國進民退」的「二次國有化」或者「再國有化」。權力與資本的結盟盡享改革的好處，同時也成了繼續改革的攔路虎，使社會再次陷入被拋棄與被背叛的境遇。
談到中國近三十年的成就，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關鍵在於改革開放過程中採取了一系列變通性的體制和政策，解開了命令經濟中行政命令的束縛，擴大了居民擇業和創業的自由權利，使得原來被壓抑的潛能得以發揮出來。但在市場制度發展起來以後，就必須對這類過渡性的制度作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否則就會帶來種種消極的經濟和社會後果。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更認為「只有還產於民，才能還富於民」。從交易公平的角度出發，上世紀五十年代全面國有化之時，政府曾向國民許諾：你把你的土地和財產都歸公、給國家，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後的工作、生活、醫療、養老、小孩教育都由國家包了。那是一種對稱的交易。如今，工作和生活責任回歸了公民個人，國家基本不管了，而當年被國有化的私人財產和土地並沒有還給公民，如此交易顯然有失公平，更會留下禍患。
一個共識是，中國當下的轉型最重要的是權力的轉型，即如何完成政府從政治統治型和經濟建設型向公共服務型、社會管理型政府轉變。所謂「權利」，對於一個身處轉型期的社會而言，首先是「政治上還權」「經濟上還利」。
人類歷史也是一部財產觀念史，也是一部社會成長史。和貿易一樣，社會比國家古老。
有人認為，社會不過是國家的附庸。用黑格爾的話說是社會「必須以國家為前提」。無疑，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裡，中國一直奉行的便是國家高於社會、國家壓倒社會的體制，以至於國家與社會高度一體化，社會生活高度政治化，觀念壓倒實體，政治放逐生活。
強國家―弱社會形態主宰了中國歷史，在中國傳統權力體系中，不存在社會獨立於國家之外，並獲得不受國家干預的自主權利的觀念和理論。一代君王君臨天下時，王權必定淹沒社會。與此同時，在國家控制一切的全能主義時期，國家與社會高度同構的本質是國家吞併社會，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人民當家做主」被異化為「國家為人民當家做主」。
然而，從更古遠的歷史來看，人是一種社會存在，而非國家存在。如果國家註定像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會有朝一日消失，那麼國家就不過是人類發展歷程中的一段插曲或一個權宜之計。事實上，今天的歐盟建設已經開始了對國家的解構，同樣，諸如人類社會、國際社會等辭彙也表明社會與人類有著更加天然的親近性。
在《致命的自負》里哈耶克談到，在古希臘，斯巴達人是最強烈反對商業革命的人，「他們不承認個人財產，反而允許甚至鼓勵偷竊」。而在深深捲入商業利益的元老院成員的統治下，羅馬為世界提供了建立在個人財產絕對觀念上的私法楷模。只是在羅馬的中央政府日益取消了創業自由之後，社會自我擴展的秩序才開始衰弱並最終導致崩潰。
這一現象說明，如果政府不以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為自己的首要目標，甚至逆勢而為接管公民日常生活的權利，則不太可能發展出先進的文明，因為在此條件下社會的發展註定會被「強大的」政府所中斷。今天我們知道，近現代歷史上「政治全盤設計社會」所導致的種種悲劇，不過是啟蒙運動後全能理性的幻滅。用哈耶克的話來說就是，一切打算對整個社會實行計畫的企圖，無論是出於怎樣一種高尚的動機，在它的背後都寫著一種「致命的自負」。
所以，「對經濟史的了解越多，就越會發現，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國家的建立構成了早期文明發展的頂峰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由於我們對有組織的政府的所作所為的了解，必然大大多於個人之間自發的合作所成就的事情，因此歷史說明嚴重誇大了政府的作用……強大的政府對自發的改進一再造成破壞，使文化的進化過程半途夭折……」
回顧本國的歷史，許多中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都會對春秋戰國有著一種莫名的鄉愁。那時候雖逢亂世，但在思想上卻有著空前絕後的繁榮，以至於無所作為的後人抱怨這人世間的思想過早地被老祖宗們一鍋端了。在那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每個人都在霞光與電火之間各奔前程。只可惜對於這些「亂象」，即使像孔子這樣的「軸心時代環球十佳青年」也只看到時代在交媾，卻未看到時代在孕育。更不幸的是，自始皇帝一統江湖之後，言論上的鉗制使一代代才子佳人變成思想上的植物人。
當然，中國歷史並非總是原地踏步，它寬宏大量，偶爾也會生產幾位好皇帝方便千百年後的中國導演們歌功頌德。對於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繁華，愛做夢的搖滾歌手們甚至還要「夢裡回到唐朝」。的確，中國歷史一直並非積貧積弱。落後於世界文明，那也是近幾百年的事情。事實上，在西方世界還在中世紀的黑暗中唉聲嘆氣的時候，遠在東方的中華帝國早已是盛世繁華，像今天的美利堅一樣光芒四射。
談到中國社會的大發展，熟讀中國歷史的人可能更願「夢裡回到宋朝」。筆者以為，唐朝雖然也曾強大，卻也只是個用詩歌吹牛、一事無成的時代。相較而言，宋朝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