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新的改革已經開始。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將「社會建設」與「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並且提出「共同建設、共同享有」，藉此強調全民參與社會建設的重要性。
顯而易見，自「治理」概念大行其道以來，以人類幸福自由為終極目標的世界政治出現了某種融合的趨勢。當中國人將目光投向歐洲改良後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內涵時，世界同樣發現，這個為某些西方媒體所擔憂的、「滑向野蠻資本主義」的中國，已經開始新的旅程，在「社會主義」中重新尋找和發現「社會」的價值。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道路，「社會建設」的首次著重提出，或可視為中國政府職能回歸的標誌性事件。這也是一場歷史性告別的開始，即中國政府將逐步告別過去國家至上的單向度思維，開始了以個人社會權利為中心的整體性建設與改造。在完成對改革前「革命第一」的政治主導型全能政府以及隨後「效率優先」的經濟主導型政府的超越後，中國將從此進入「共建共享」公民社會的寬闊之境。
社會學將組織主要分為三大類，即政治組織、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百餘年來的中國風雨沉浮、興衰榮辱，即是圍繞著三者之間的權界展開。
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政治組織在1949年確立自己的權威。然而，由於當時特殊的歷史原因、國際環境以及觀念上的誤區，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同時被納入政治組織之中，並形成了改革開放以前掌管人民一切生活的全能型政府。在這種全能體制下，政府幾乎無一例外地包辦了經濟與社會的所有職能，使之成為權力的附庸與延伸。所謂「單位辦社會」便是這一體制的集中體現與概括。從社會學的角度講，此一階段「社會主義」所見證的正是「有主義、無社會」的悖論。
單位辦社會，意味著單位是城市居民唯一經濟來源，包括住房、醫療費用、副食補貼、退休金等福利也來自單位。企業不僅是一個生產組織，而且還是政府的一個附屬機構。企業不僅要接受政府分配的計畫生產，還要協助政府對社會成員的行為進行管束。在人還不是完整的「權利單位」，而只是「單位人」時，政府正是通過單位實現對社會成員的管理。同苛嚴的戶籍制度一樣，檔案管理制度的存在不僅不會增加公民的任何權利，相反，共和國公民的合法權利往往只能通過單位證明才能獲得。
直到今日，一些行政執法部門在進行執法時，仍然習慣於將企事業單位視為政府的附屬機構，彷彿它們是維持公共秩序的派出所。諸如上海推廣的「闖紅燈職員照片送達單位」、南京「行人闖紅燈，單位扣獎金」以及鄭州「行人闖紅燈單位受罰」等規章的出台，本質上更是將「社會人」拉回單位再做「單位人」。
今日中國正在走向開放時代。同單位一樣，在舊有的計畫體制下，經濟組織的各種經營活動與分配都受命於政府。經濟組織只與其上級主管部門發生垂直的單向關係，不同的經濟組織之間缺乏橫向聯繫，各個組織都是相對封閉的。換言之，這是一個以權力為中心向四周發散的星狀體社會，權力是社會得以存在的基礎與紐帶。
哈耶克曾將社會主義視為「高尚而致命的自負」。此論正確與否姑且不論，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公權力企圖壟斷一個國家所有的事務，則是一種「不高尚的致命的自負」。歷史證明，在全能政治下，為了永遠拿冠軍，政府不僅當裁判、下場踢球，而且還會絞盡腦汁包攬對方球隊的訓練與挑選。
經濟體制改革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隨著大批相對獨立的經濟組織的形成，資源配置良性發展，社會組織功能分化。與此同時，許多權力部門開始失去原有的利益，一些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甚至下海試水。
與此同時，人們同樣注意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及「發展是硬道理」等政治動員口號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與開放性使一些權力部門在追求效率最大化時完成了政府向經濟主導型的轉變。「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潛台詞是：經濟發展是第一位的。至於公平，只能看是否顧得上，而「效率優先」就是顧不上的最好理由。
近幾年來，有識之士越來越意識到經濟主導型政府的不足。吳敬璉、陳清泰等經濟學家力主改變目前的政府主導型經濟。眾所周知，近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基本上是靠投資尤其是政府的投資拉動的。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裹挾其中、席捲天下的各種政績工程，因為不受市場規律制約，不考慮投入產出比，投資損耗極大。據世界銀行估計，「七五」到「九五」期間，中國投資決策失誤率在30％左右，資金浪費損失大約在4000億到5000億元之間。面對中國新一輪的「圈地運動」，政府主導型經濟在某些地方已經演變成對人與自然的「雙重掠奪」：一方面是掠奪自然資源，大量圈地卻拋荒無數；另一方面是掠奪民眾，諸如野蠻征地與拆遷已成為中國基層社會的最主要矛盾。
改革開放之初，由於國家正處於極大危機之中，加上國家的治理資源匱乏、社會治理手段過於單一化，發展成為一個「硬道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具體實踐過程中，這個部分解決方案變成了一攬子解決方案，由此異化為包治中國百病的偏方。由於「GDP壓倒一切」「政績壓倒一切」，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喊出了「誰影響某地發展一陣子，我影響他一輩子」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口號。
近兩百年前，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曾經這樣寫道：「使人們能夠用以確定什麼是跋扈與暴政的，正是權利觀念。權利觀念明確的人，可以獨立表現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從而不奴顏婢膝。」相較而言，今日中國四處飄蕩的恰恰是種種傲慢與諂媚的氣息。
「我是來打醬油的。」從一個極端的年代走到一個「打醬油」的時代，若問今日中國最流行什麼主義，答案一定是犬儒主義，「醬油主義」。沒有理想、玩世不恭、冷嘲熱諷，對現實不滿卻又遠離政治與社會運動，帶著一種自命清醒的虛無主義，從不與強權對抗。這些都是犬儒主義的特徵。
按照歐文·豪（Irving Howe）的分析：政治全能主義有三個階段，（一）烏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誘發了狂熱，而狂熱則導致了（二）大規模的恐怖和人間地獄，然後，狂熱與恐怖被耗盡，於是，（三）人們變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人際疏離，沒有公共精神，即犬儒主義。當然，在某種意義上說，還應該加上一層，即在反抗未成功或者未能如願時變得心灰意冷。約翰·密爾曾經指出，在一個政治壓倒一切的社會裡，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容易變成犬儒。統治者變成犬儒，因為他們早就不相信他們口頭上宣講的那套理論和原則，他們只把那些理論和原則當做維護權力的手段以及鎮壓反抗的借口。在被統治者方面，當他們一旦意識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幟下實際上處於被愚弄被壓迫的境地，很容易轉而對一切美好的價值失去信心，尤其是在試圖反抗又遭到嚴重的挫折之後。
制度之病與人心之病彷彿是兩生花。然而，在社會馬鈴薯般不能自組織起來的時候，苛責人們過於隱忍苟安，則多少有些殘忍。如筆者在《一個人的憲政》一文中所寫，我們時常責怪一個人或一個群體的懦弱，然而懦弱又有什麼過錯呢？無論是在極權還是暴民政治時期，與其說它是人們的處世抉擇，弗如說是一項權利。它為生活於亂世之中的人們提供安身立命之所。當一個國家的大憲法失靈時，老百姓心裡的小憲法就會立即生效，它們不會構成中國憲政共同體，卻可以解釋中國人為何一盤散沙、一塌糊塗、一地雞毛。當國家憲法失之空洞、沒有足夠的力量加以護衛，當人們不能借著憲法上的白紙黑字保衛自己，便只好各顧各，充當犬儒或豬仙，熱衷於在一個「盲社會」里踐行「一個人的憲政」。
導演李楊藉助《盲井》和《盲山》向世界展示了「盲社會」的存在。在那些對罪惡和危險視而不見的世界裡，人的眼睛不是簡單地瞎了，而是「死了」。正如李楊所說，所謂「盲」，就是「亡目」，而「亡目」的意思就是「眼睛死了」，死了和瞎了不一樣。顯然，這裡「眼睛死了」並非生理而是心理上的，就像人們時常談到的「哀莫大於心死」。儘管心臟還在跳動，但這個人的精氣神兒都死了。同樣，一個人如果「眼睛死了」，即使這雙眼睛還能完成光學投射的功能，他也會對眼裡的一切視而不見。
面對政府反覆提到的「穩定壓倒一切」等「維穩」思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認為，儘管目前社會矛盾較多，甚至有激化的跡象，但中國發生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可能性並不大。在他看來，現在人們都在關心社會矛盾、社會衝突、群體性事件等問題。之所以有這樣的關心，是擔心發生大的社會動蕩。但事實上對中國社會最大的威脅可能不是社會動蕩，而是社會潰敗。社會動蕩是指嚴重的社會衝突會威脅政權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會潰敗則是社會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