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有些學者研究中國問題時，總是疑慮重重，要麼替中國擔心，要麼擔心中國。「崩潰論」害怕中國經濟一落千丈，因「內爆」導致「黃禍」；「威脅論」則擔心中國崛起，因「外爆」引發「紅禍」。儘管中國政府一再強調本國崛起乃「和平崛起」，但是，有些學者們終究放心不下，他們認為你既然要「崛起」，就不可能「和平」。除了宏觀政治、經濟等分析外，甚至還有個細膩的理由——有漢學家對「崛」字不放心。
有一位外交官朋友，曾經和我談起美國某些漢學家如何通過構詞法理解「中國崛起」。只是，這些漢學家的說法多少有些聳人聽聞。他們說，大家注意了沒有，在漢語字典里，「崛」是「山峰突起」的意思，而熟悉地質學的人都知道，「山峰突起」的一個大前提可能就是發生地震！
人的想像真是離奇。漢學家發現「崛」字里有「出」和「山」，就想到中國崛起意味著中國「出山」，而且「出」字是兩「山」相疊，湊一塊兒就變成出「三座大山」壓迫世界了。更讓他們膽戰心驚的是，在一山之旁、兩山之上，更有伏「屍」要「出」。
或許有人說，這種解構難免牽強附會。不過，文化是觀念的反映，美國漢學家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為他們對比其他大國的歷史，擔心崛起的中國會窮兵黷武，延刀兵之禍。
漢學家們有漢學家的局限。若要通漢學，僅僅知道「崛」字的幾種解法遠遠不夠。熟悉「愚公移山」的中國人知道，其實山是可以堆出來的。所以，若想平息漢學家們的憂慮，最好的辦法就是多印點「愚公移山」的小冊子給他們，或者帶他們到中國北方城市裡的「堆山公園」里轉轉，藉此告訴他們「和平崛起」是可以堆出來的。
當然，這裡還有一個問題。如果說「和平崛起」是結果，那麼作為過程的「愚公移山」「愚公堆山」的合法性同樣值得關注。比如，堆山之土從哪裡來？國家做「愚公」時，民眾如何避免做「愚民」？如果山是公民自己的，「社會山」本來風光無限，卻要被強行拆遷到國庫里去堆積「國家山」，自然令人擔憂。如此枉顧民權的「愚公移山」，雖常見於和平年代，但以權利論，也可能像幾百年前貝卡利亞描述死刑一樣，被理解為一場「國家對公民的戰爭」。
一個國家，若不尊重本國國民的權利，如何能捨近求遠，尊重他國？事實上，這也是一些西方人士擔心發展中國家崛起會走德國老路的原因所在。更何況，用弗里德曼的話說，「已經集中起來的權力不會由於創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願望而變為無害」。
1840年，是意味深長的一年，它被視為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開端。就在同一年，年僅35歲的法蘭西青年托克維爾在漂洋過海、充分考察了美國的政治制度後出版了《論美國的民主》下卷。此前，在《論美國的民主》上卷中，托克維爾曾以寥寥數百字，概括了大國崛起的兩種模式：
「當今世界上有兩大民族，從不同的起點出發，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標。這就是俄國人和英裔美國人……美國人在與自然為他們設置的障礙進行鬥爭，俄國人在與人進行搏鬥。
「一個在與荒野和野蠻戰鬥，另一個在與全副武裝的文明作戰。因此，美國人的征服是用勞動者的犁進行的，而俄國人的征服則是靠士兵的劍進行的。
「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美國人以個人利益為動力，任憑個人去發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
「而為此目的，俄國人差不多把社會的一切權力都集中於一人之手。前者以自由為主要的行動手段，後者以奴役為主要的行動手段。」
托克維爾像預言家一樣指出：「他們的起點不同，道路各異。然而其中的每一個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終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運。」
托克維爾無緣像生活在二十世紀的人一樣見證這兩種模式如何演變為兩個超級大國，更無緣看到主宰世界一半命運的納粹主義德國、軍國主義日本與極權主義蘇聯的倒掉。歷史給這些國家開了個殘酷的玩笑——所謂「大國崛起」，對於它們來說，不過是在國家主義的威權之下集全國之力空放了幾個一毀俱毀的大禮花。
進一步說，根據各自實現的價值目標，「崛起」實際上可以細分為兩種：一是國家崛起，二是國民崛起。前者是國家權力（政府）的崛起，後者是國民權利的崛起；前者信奉外表的強力與統一，後者注重內心的自由與幸福；前者信奉國家道德上團結，後者注重個人思想上創造；前者使社會走向封閉與單一，後者使社會走向開放和多元；前者表現為一種反向運動，國家崛起的過程，也是民權衰弱的過程，後者卻是正向運動，國民崛起豐富了國家，使國家不至於凌空蹈虛，徒具虛名，並在適當的時候使國家這一政治工具得到修理或改進。
如國際歷史學會會長於爾根·科卡所說，德國的現代化很大程度上是從上而下由國家發起和實現的，而美國和英國卻主要是由社會來推動的，其動力來自於社會。有學者們用這樣的語言來形容德國：這是一個奇妙的國家，它要麼考問世界，要麼拷打世界。當它用思想來考問世界時，它是偉大的；當它用戰爭來拷打世界時，便有了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見《大國崛起》解說詞）
用思想來考問世界，就是以思想為犁，以建立思想共和國為價值指引；而用戰爭來拷打世界，則滑向刀劍共和國。在此意義上，後冷戰時代蘇聯的土崩瓦解與美國的繼續繁榮，是思想共和國對刀劍共和國的勝利。而今人對於美國以槍炮謀求全球霸權的憂懼，正是因為看到了歷史上所有刀劍共和國無不零落成泥碾作塵的前鑒。
談到國家的意義，幾年前我在相關的評論中指出「國家是一個珠寶盒」。國民是珠寶，國家是珠寶盒，意味著國家若不以國民價值為第一價值，則國家毫無價值。同理，國家崛起若不以國民崛起為前提和保證，就會鬧買櫝還珠的笑話。
應該看到，幾十年來中國由封閉而開放，既暗合「社會」從「國家」體制中逐步獲得解放，同樣見證了「社會」從「社會主義」中被發現的過程。任何試圖否定改革開放或要求國家重新集權的人，都不可能從根本上推翻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即近三十年來中國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正是拜解放思想與解放社會之所賜。今人所謂謀求「新新中國」，即是在中國實現「國家解放」後再謀求中國的「社會解放」，而中國若要「和平崛起」，就必定要請社會「和平出山」。
筆者以為，所謂「國家解放」以及緊隨其後的「社會解放」，不過是飛機起降的兩個階段。此一情形，恰似一場始於戰亂的飛行。當人們拿著各自的行李物品，擠上了一架租來的救援飛機，趕往自己的逃生之地時，前一階段，為了更好地逃生，機組人員讓所有人進了飛機，以逃避外面的禍患，是謂「國家解放」；後一階段，當飛機著陸，抵達安全地帶時，人們走下飛機，每個人都有權取回屬於自己的行李，是謂「社會解放」。從關緊艙門到打開艙門，事實上也是國家與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在此意義上，所謂轉型就是從「國家解放」轉向「社會解放」，其成敗關鍵就在於如何使此一過程有條不紊地縮減到最短。
在機艙這一封閉環境中也可能會發生以下某些小插曲：
比如說，機組人員以外部世界仍舊危險的名義遲遲不肯著陸，抑或因為對傷病者同情，抑或出於其他美好的情意，要求所有乘客交出自己的全部物品，並在此基礎上實行平均分配。當然，這個想法多少有些烏托邦。人們注意到，在這個由商量演變為爭吵的過程中，平均分配不僅未能被公正執行，而且違背客觀規律，因為有些東西是不能平均分的。比如說，一把小提琴，你搞平均主義把它切成中草藥碎片一般分給每位乘客，人們就不僅失去了一把小提琴，一個音樂家，而且可能從此失去了音樂。
同樣重要的是，在機艙這個封閉的環境里搞平均分配，難免給人一種「幸福到此為止」的印象——這種分配著眼於分配過去，似乎忽略了乘客有朝一日走到機艙之外的所有創造。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是，飛機雖然已經著陸，機組人員卻讓飛機維持著繼續飛行的假象。關於這一點，前南斯拉夫導演庫斯圖裡察在他的電影《地下》里已經有了傑出的概括。
人類文明起源於人的兩個本能。其一是性慾，有性慾，才有人類；其二是思想，有思想，才有文明。然而，在國家與主義至上時，身體和思想卻只能處於雙雙沒收的狀態。正因為此，當歷史步入柳暗花明，性自由與思想解放總是成為引領開放社會的先鋒。
2006年，溫家寶在與文學藝術家們談心時談到「錢學森問題」——「現在的學校為什麼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在我看來，至少有兩個原因。其一，許多人並不具備獨立人格；其二，雖有思想，卻缺少公共空間。即所謂「傳播真理難於發現真理」。
前者，不能獨立思想者，雖然以思想為業，多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