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底，我在巴黎的日子突然變得閑散起來，時常跑到香榭麗舍大街的影院里看電影。至今印象最深的一部是德國電影《帝國的毀滅》（Der Untergang）。為此，我當時還寫了一篇不短的影評——也許是因為中國與德國在歷史上有著某種相似性，這些年來，我寫的影評有意無意間多與德國有關，如《再見列寧》《竊聽風暴》《浪潮》《朗讀者》等等。記得當時，由奧利弗·西斯貝格執導的這部影片在歐洲引起強烈反響，每天都有媒體在討論，因為它「打開了重新評價納粹的潘多拉魔盒」，將希特勒從魔鬼還原為人，還原為一位「甚至可能引人同情的末路英雄」。
該片細節取材於歷史學家約阿希姆·費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2002）和希特勒最後的女秘書特勞德爾·瓊格的回憶錄《直到最後時刻》（2002）。瓊格生於1920年的慕尼黑，22歲時被希特勒選做私人秘書。她一直供職到希特勒自殺並記錄了希特勒的遺囑，最後和一支小分隊一起逃出地堡。令許多人不安的是，在這個打字員的記憶里，希特勒同樣是個有教養、受人尊敬、做起事來斯斯文文的領袖。與情人愛娃·布勞恩結婚前，希特勒還當眾吻了她。這位大獨裁者多少有些詩人的多愁善感，他的辦公室里不讓放花，因為花會凋謝，他不喜歡看到死去的東西。或許，正是受希特勒的這些人性化特徵的遮蔽，直到戰後瓊格才意識到自己一直生活在「盲點」之中。
這部電影給了我極大觸動。一是人性化希特勒。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希特勒不是惡魔，只是普通人。他的惡是眾人合力的結果。沒有誰天生就是獨裁者。或許，只有透過《帝國的毀滅》里由魔鬼還原為人的希特勒、《意志的勝利》里如癲如狂的追隨者以及《朗讀者》里不識字卻又理直氣壯的女看守，生活於今世的我們才能真正回望歷史的深處，體味個體在群體迷狂、巨浪撲來之時的無力與渺小，體味什麼是時勢造英雄也造獨裁者。正是基於這一認識，當歷史翻過這血腥的一頁，當活著的人們只是簡單地在精神與肉體上將一個束手就擒的納粹頭子揪出來示眾，從歷史的廢墟中引渡到現實的廣場，讓他為一個時代的錯誤負全責時，在我看來，這亦不過是為這段共犯的罪惡歷史找了一隻「替罪狼」。
和通常意義上的替罪羊不同的是，我所說的「替罪狼」的確是做過了許多壞事的。但是，具體到個人，在強大的「公意」——準確地說是部分群體意志——面前，他亦不過是一個行刑者——獨裁者所擁有的權力，從來都是那些甘心放棄自己權力或者權利的人聚沙成塔授予的。而在他行刑之當年，台下曾經有多少熱鬧的喧嘩，多少幸福與狂歡的掌聲！許多旁觀者甚至還捐贈過磨刀石，親手捧接了行刑者遞過來的血和肉。在《意志的勝利》里，德國民眾當時是何其狂熱地追隨他們的領袖，並視之為從雲端降臨人世的救世主。只不過浪潮退盡時，那些手捧鮮花、高聲呼喊的人們已經很少願意承認自己曾經裸泳其中。
另一個大的觸動則來自於影片的結尾：戈培爾夫人將自己的六個孩子全部毒死。之所以如此狠毒，是因為她深信沒有國家社會主義，人類就沒有希望和未來，她不能讓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樣的國家。
路易斯·博洛爾說，「政治使人變得罪惡」。然而，政治不足以使罪惡變成毀滅性的大災難。它的另一個前提是「意識形態使人變得愚蠢」。而這意識形態，其核心價值就在於對國家的理解。回望二十世紀的這段歷史，不難發現，當年迷信納粹主義的那一群人，不僅屠殺了猶太人、波蘭人、法國人、英國人……在他們選擇納粹主義理想並且甘願為之獻身的時候，用於自殺的斷頭台也已經豎起。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在《好女色還是好國色》一文中，我曾談到好色的男人有兩種死法：一是死於女色，二是死於「國色」。所謂「死於女色」，盡人皆知，最著名者莫如尋芳客們的口頭禪——「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至於「死於國色」，則是把國家當做絕世美女去愛戴，愛到如痴如醉、死去活來，愛到不知所以，終於丟掉自己的人格與底線，甚而枉送性命。
希特勒當年是何其貪戀國色！又何其自負！這位落魄的畫家一旦大權在握，就要以一人一黨之意志強力實踐自己的理想主義，禁止思想，殺人無數。法西斯上台沒多久，羅曼·羅蘭、托爾斯泰以及包括馬克思等人的書都被拿去開篝火晚會了，而希特勒自己的那本《我的奮鬥》卻用德國良種小牛皮製成，文字全部手工抄寫，封面是用鋼鐵純手工打造。目的是一千年都不發烏、不生鏽、不變形，因為第三帝國至少要維持一千年。通常政府會發布白皮書，而希特勒當年發布的卻是「牛皮書」。其實，人類歷史上許多烏托邦綱領不就是「牛皮書」么？
在電影《帝國的毀滅》中，當蘇軍將柏林炸得地動山搖時，躲在地下室里的希特勒甚至還露出一絲微笑。他對站在新柏林沙盤旁的建設師說：「柏林炸得越平越好，到時我們重建柏林就省力了。」在他眼裡，改造舊世界，就像是在畫布上作油畫，不行就颳了油彩重新開始。
1904年，凱恩斯說：「民主政治尚在測試之中，但是到目前為止它還沒有招致恥辱。」然而十年後，當民主與極端民族主義合而為一，「國家權力」超出了原有的界限，吞滅曾經授予它權力的人，悲劇也就在所難免。換言之，當主權變成難以馴服的猛獸，當國家這人之造物超出了工具的範疇轉而成為人類的主人，我們最後聽到的必然是義大利農婦那聲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快跑，祖國來了！」（霍布斯鮑姆，《革命的年代》）
當然，追求夢想中的國度，並非納粹分子的專利。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陶淵明的桃花源，到莫爾的太陽城，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烏托邦。區別只在於，有人願為烏托邦而生，有人願為烏托邦而死。具體到極權主義與烏托邦之關係，如秦暉先生所指出：罪惡不在烏托邦，而在於它是否與強制合流。
當我們重新翻檢中國人的心靈史，亦不難發現，那種「濃得化不開」（徐志摩語）的情感，首先表現為一種家國情懷，其次才是情愛。只因中國歷史多災多難，以至於這種家國情懷的背後未免透著無限悲情。比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杜牧，《泊秦淮》）「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春望》）「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陸遊，《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至於男歡女愛，在相關的修辭中同樣多與國相關。如「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白居易，《長恨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李延年，《佳人曲》）
當然，這裡的「國」，並非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它們有的指王權，有的指故土，有的指生活的視界與所能抵達的極限。如約瑟夫·R·斯特拉耶指出，國家產生的標誌是這個地方的統治者開始區分公權和私權，並開始用公權保護私權，用公權為私權服務。而在中國帝制時期，帝王的權力是無限大的。
國家不幸詞人幸。南唐後主李煜被宋廷捕去後，寫了許多好詞，而且多與家國有關。如「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李煜《破陣子》）據宋史記載，李煜便是因為寫了些思念故國的遣懷之詞而被宋太宗用牽機毒殺。當然，李煜心中的「故國」既是空間概念，更是時間概念。如他的《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高樓誰與上？長記秋晴望。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故國，這已然逝去的天堂，似乎總是比眼下的國家更真實——這不是因為國家和政府更像是一種「權宜之計」（亨利·梭羅語），而是因為故國乃精神所在，是可以安放靈魂、寄託鄉愁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當人們回望逝去的天堂時，你總能聽到心靈的鐘聲，窸窸窣窣，款款而行；而在展望未來的國度時，所能看到的卻往往是全能理性的膨脹，是其可能與強力合流後的摧枯拉朽與房倒屋塌。而這，也是人類在二十世紀收穫的最大教訓。正因為此，世界終於從革命重新回到改良，從我說的「流血的二十世紀」轉向「流汗的二十一世紀」。
1905年12月8日，以《警世鐘》和《猛回頭》聞名的陳天華在日本東京大森海灣蹈海而死，抗議日本文部省頒布的《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據稱陳天華的目的是為「以死喚醒同胞」。事實上，對故國的淡淡憂傷與未來之國的強烈期許，即使是李叔同這樣的智者，在情感表達方面的反差也盡顯無疑。對比「誰與我仗劍揮刀」「二十世紀誰稱雄？」的《祖國歌》與《我的國》，他「高枝啼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