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事而懼，對於事業的發展來說，不是壞事，而是好事。
因為懼怕，所以做事會多一份謹慎，少一份浮躁。
因為懼怕，所以做事會多一份周全，少一份片面。
因為懼怕失去雲南這個最後的家園，所以從入滇的那一天起，大西軍上下，都抱著小心翼翼的態度，力爭使自己，能得到雲南各界的承認和擁護。
先從政治方面說起吧！
為爭取雲南官紳、土司、普通群眾的支持，孫可望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共扶明室、恢複江山」的政治承諾。
為此，他主動取消了大西國號，在沒有與南明永曆朝廷取得聯繫前，建國不建統，紀年不紀號。
在內部官職上，孫可望等四兄弟曾一度稱王，但在楊畏知的提醒下，全部「知錯就改」地改稱「將軍」，向外界擺出了一副「虛位以侍」的高姿態。
「務虛」工作進行完畢後，「務實」工作即告開始。
佔領全滇後，孫可望除黔國公沐天波的舊印仍可照舊使用外，將雲南府州縣官員的舊印，一概收繳，並隨之對各級官員，開展重新「考察錄用」。
貪污問題，是明朝中後期官場的通病。
幾乎每個大西人，都對官場的貪污腐敗，有過刻骨銘心的記憶！因此，創建「廉潔型政府」，便成為他們首要完成的奮鬥目標。
所以，這次考察錄用官員的標準，主要就是貪廉二字。
孫可望專門成立了「反貪委員會」，弓匠出身、現任新政府工部尚書的王應龍被任命為「委員長」，代表自已巡撫各地。
巡撫中，王應龍「委員長」是發現廉潔者升遷，貪污者砍頭。砍頭後，還將貪污者的腦袋，製作成標本，在雲南各地進行「巡迴展出」。
姚安知府謝儀的腦袋，就「非常有幸」地成為這樣一個「反腐標本」。
為使新政權，得到更多雲南百姓的認可和擁護，孫可望在苦苦思索後，終於從大明締造者朱元璋那裡，找到了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允許百姓「上書言事」。
百姓「上書言事」，有兩種操作途徑，識文斷字的，可以用「寫信」的方式；不會讀書寫字的，可以跑到衙門口擊鼓言事，口頭向衙門的官長彙報自己的想法。衙門的官長在得到「口頭彙報」後，不得隱瞞、不得截留，必須在第一時間，完整地整理成詳細的「書面材料」，直接上報給孫可望本人。
「上書言事」的內容，主要是對新政權的「建言獻策」，如內容可行，即可成為新政權的行政依據。如內容不可行或妄誕不經，甚至出現偏激的「反革命言論」，也不追究上書者的法律責任。
此項政策，使普通百姓用民主而非暴力的手段，來「參政議政」，成為可能，並最終推動了其他政策的創建和實行。
下一步推出的經濟改革，是新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
而在經濟改革中，土地問題，又是核心中的核心。
在我國歷代的農民起義中，對待土地問題，一般只有一種方法，先暴力殺死或趕跑地主，讓「有主土地」變為「無主土地」，爾後使「無主土地」，自然地回到農民手中。
大西朝在四川的土地政策，採用的，就是這種「簡單易行」的辦法。
但這種辦法，卻是經濟成本低，而政治成本高。
因為這種辦法，對地主來說，集體武力反抗是除被殺和逃跑之外的必然選擇；對農民來說，「無主土地」在剎那時便會成為「弱肉強食」的目標，這些土地，不是被公平地重新分配，而是強者多得，弱者少得或不得。
兩邊都不討好，就是這種土地政策的結果。
多少農民起義，就在這種結果中，最終功虧一簣。
從四川失敗的土地政策中，吸取經驗教訓後，新政府開創性地推出了一項足以影響後世的土地政策。
這一土地政策，就是在承認地主土地所有權和地租合法性的基礎上，將地租一律限定在土地糧食總產量的10％。
而在當時的中國大地上，地租的比例，一般為土地糧食總產量的50％。
這一政策推出後，農民率先擁護。
地主少收了租，雖也心中怏怏不樂，但因為畢竟能多少有點收入，所以拿生命為代價，來反抗新政府土地政策的，少之又少。
整個雲南社會，就在這種溫和的土地政策中，波瀾不驚，達到了相對地和諧。
這一限定土地地租的先進措施，就是後來的清政府，也沒做到。以至後來，清朝土地兼并加劇，地租負擔加重，農民起義再次爆發。
但後來這一政策，在抗日戰爭期間，卻被共產黨政權活學活用，演變為「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抗戰土地政策。
昨天走過的歷史，就是今天最好的老師，此話誠然！
新政府的土地政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衛所土地的「承包制」改革。
以前曾說過，朱元璋老同志在解決土地問題及養兵方式時，曾推出一個「二合一」的方法——衛所制。
在雲南這個邊疆身份，衛所那是尤其的多，繁星點點、分布廣泛。
但和內地一樣，衛所發展到後期，完全蛻化為「軍官地主」剝削「士兵農民」的隱蔽場所，當年的積極作用變為現在的消極作用。
新政府對衛所的改革，簡單明了——「承包」。
具體的做法是：
一、新政府改衛所為營庄，每營庄設管營一人，由原大西軍隊中的偏裨管理。
二、管營將營庄的土地，承包給原來衛所士兵耕種，耕種的士兵，需交納土地糧食總產量的50％，作為「承包費用」。
雖然對衛所士兵的剝削，相對比較重，但比起原來含混不清的無償佔有，還是有所降低。所以，士兵種糧的積極性，有所提高。
土地政策之外，新政府的經濟改革中，還有對金融和鹽課的改革。
金融方面，主要就是用新政府統一鑄造的「興朝銅錢」，代替原來民間私造的貝幣。
說來也怪，雲南雖然盛產銅，還曾為明朝製造了大量的銅錢，但這些銅錢卻大量輸往內地使用去了。在雲南大量流通的，反而是五花八門的貝幣。
貝幣的發行，不掌握在國家手裡，自然也就談不上對經濟的調控和掌握。
因此，對幣制的改革，勢在必行。
為保證新幣銅錢的使用，新政府出台了嚴厲的法令，規定今後凡在雲南境內使用貝幣者，一律處之斷足或割鼻之刑。
在國家暴力機器的維持下，銅錢得以順利發行並進入流通領域，雲南終於告別了貝幣時代，由此活躍了當地的經濟，並加強了其與內地的聯繫。
對鹽課的改革，是從井鹽生產的「國有化」開始的。
雲南盛產井鹽，這是當時大家都知道的事實。
但由於井鹽的生產，由形形色色的地方豪強霸佔著，結果，國家的財政，並末從中沾光獲利。
新政府派總兵史文為鹽稅司，用軍隊直接進駐鹽池，把井鹽的生產，直接控制在「國家」的手裡。
但對井鹽的銷售，卻向民間開放，規定商人只要向新政府交納相關費用，即可拿著「收費憑證」，到國家控制的鹽場支鹽，進行銷售。
此舉，當年即為新政府的財政，增收了白銀十萬多兩，從而也減輕了其對田賦的單一依靠。在軍事方面，新政權在收取全滇之後，分東中西三路向川黔進發。
東路軍佔領貴州的鎮遠，中路軍攻克雪山關，西路軍打到四川的大渡河。
然後，這三路軍，把凡是能進入雲南的通道，一一卡住，以此向外界擺出一副「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姿態。
大門關起來後，把士兵由「獸」恢複成「人」的工作，也隨之展開。
從四川大屠殺中走出來的士兵，殘忍、嗜血、暴戾，成了這個集體共同的特徵，殺戰俘、殺平民、殺家屬，在士兵中屢見不鮮。
要把這些變態的行為，從軍中徹底根除，就得先讓這些士兵，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在人的改造還原上，新政權是這樣做的。
除留一部分士兵在昆明駐守外，其它的各營士兵，都到各州縣或各衛所，分營駐紮。
這樣做，有解決地方冶安和軍糧運輸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讓這些士兵們，能與地方群眾融為一體，逐漸習慣正常人的生活。
要讓這些士兵恢複「人性」，對其生活的關心，是實在不能成為缺項的工程。
入滇的大西士兵，大部分是拖家帶口來的，因此，新政府在解決士兵供應，體現溫暖關懷的同時，也把對其家屬的生活保障，納入新政府必須落實的實事之一。
新政府的軍隊供應條例這樣規定：士兵，每人每日支米一大升；家屬，三歲以上，每人每月支米一大斗，三歲以下，減半支米。
被服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