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棟在廣東反正後，南明永曆政權的實際控制區，由廣西一隅，迅速擴張到廣東的全部，江西、福建、湖南的大部。
又有幾百萬的人民，重新在大明燦爛的陽光下，過上了「穿我漢家衣，復我漢家發」，自由且有尊嚴的生活。
但這種快樂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南明的百姓就發現，在永曆政府的領導下，他們的幸福指數，實在是降低降低了！
為啥？
因為在南明的社會生活中，令人惱火的「三多」現象，正一點點侵蝕著百姓的利益，剝奪著百姓的幸福。
這「三多」，一是「官多」。
在永曆帝回駕肇慶，革命前景一片光明的大好形勢下，各種「作官勢力」如雨後春筍，蓬勃而出。
這些大大小小的勢力，或自誇有「組織地下抗清運動」的功勞，或自稱有在敵人面前有「忠貞不二」的氣節，或自表有「反正救國」的貢獻，請永曆政府在對他們在表彰獎勵的同時，能量才使用，以「民」代「干」。
為擴大「選民」的基礎，永曆政府對這些人才闖開大門，來者不拒。
結果，弘光朝「都督滿街走，職方賤如狗」的醜劇，又一次在永曆朝上演。
二是「為國奉獻」的機會多。
南明百姓發現，自從「大明旗幟高高飄揚」在身邊的那一刻起，他們「為國奉獻」的機會，就成倍成倍地增多了。
先是服兵役的機會多了。
因為「反正三巨頭」——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都是外來戶，本身都沒帶多少兵來。
尤其是李成棟，他征服廣東主要依靠的，僅是自已的四千「秦軍」，和鄭芝龍的降兵。
自從他反正伊始，「不堪忍受其虐待」的鄭芝龍降兵，在施福、施琅帶領下，跟他連聲「bey—bey」都沒說，就跑到福建投鄭成功去了！
沒辦法，為了完成「中興大明」這一艱巨而光榮的使命，這「三巨頭」只能實行本土大徵兵。
在大徵兵運動中，金王兩人在江西征了二十多萬兵，李成棟則分兩次征了近四十萬兵。
「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爾名」，贛粵的父老鄉親，忽然有了一個「拿起武器，報效國家」的大好機會。
征了兵，還得提供後勤保障呀！
這「三巨頭」只能繼續開動國家機器，又從民間，先後徵發「民夫」二百多萬人次。
漢族人不夠征了，就征少數民族的，反正「愛國不分民族」呀！
征完了人，又從老百姓的家裡，無償地徵收了弓刀、銃炮、火藥、盔甲、騾馬等大量作戰物資。
官多兵亦多，必然會催生下「第三個多」——稅多。
養活大小「幹部」需要錢、打仗需要錢。
另外，對皇帝陛下也不能太吝嗇了，多少也應給點皇室經費吧（每年六萬兩白銀，確實不算多）。
各方都需要錢的結果就是——南明百姓，勒緊褲帶，節衣縮食，家家納稅，戶戶捐輸。
南明「群眾」的日子，過得很苦，南明「幹部們」的日子，過得也不輕鬆。
因為他們，不久就無奈而痛苦地看到：
在南明新生的軀體上，三個嚴重的「病變組織」，正在快速地長大、擴展。
第一個「病變組織」——「各自為政」。
永曆王朝不算大的地盤，實際被八個強人分割著。
李成棟管著廣東（含海南島）及廣西梧州，金聲桓、王得仁擁有江西大部，何騰蛟占著湘中湘南，堵胤錫據著湘西。
瞿式耜名義上統攬廣西軍政，但行政範圍卻僅局促於桂林，廣西的其餘部分，則被陳邦彥霸著。
鄭成功，則是孤懸在福建同安、廈門的兩塊「飛地」里，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是——只奉朔，不奉詔。
這些「獨立自主」小政權的存在，使永曆「全國一盤棋，打敗多爾袞」的口號，就只能停留在書面計畫上，直到最後被「全國另一盤棋」的清政府，打得再次踏上逃亡之旅。
第二個「病變組織」——「君權旁落」。
「君權旁落」這個問題，是一個需「一分為二」看待的問題。
如果君權，旁落到了一個「想做大事，能做大事，不出大事」的人（比如偉大的改革家張居正）手裡，那對國家、民族、人民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但如果君權，旁落到一個處處以公權謀私權的人（比如偉大的陰謀家嚴嵩）手裡，那帶來的危害，你就掰完手指頭，繼續掰腳指頭數吧！
永曆帝的君權，恰恰就旁落到一個類似嚴嵩的人——「小陰謀家」馬吉翔的手上。
跟隨永曆帝一路逃難的馬吉翔，本來是一個有過犯罪紀錄的小官。
但因該同志具有極強的協調聯絡能力，天生就是一個「辦公室主任」的好材料，因此很快就得到永曆帝的青睞和信任。
永曆帝以「護駕有功」，封馬吉翔為文安侯，官拜錦衣衛都指揮使，使其逐漸成為南明國內，能左右皇帝思想及行動的「第一人」。
對於這一點，連現在南明的「第一強人」李成棟，也「身」有感觸。
李在隆慶朝見永曆帝時，為顯示自已「尊君愛君」的誠意，專門將廣東全省及廣西梧州的官員名單，造冊一份，交於皇帝。
他想用這種行動，表示自己治下各級官員的任用、更換，完全將由永曆帝「乾綱獨斷」。
但不久他就敏銳地感覺到，能夠「乾綱獨斷」的，並不是皇帝陛下，而是皇帝身邊，那個掌握著簽字「一枝筆」的馬吉翔。
一日上朝，馬吉翔對他說：「皇帝念你手下的各位將領反正有功，準備予以封賞，請把名單拿來，我來操作。」
李成棟鄭重其事地開出了名單，呈遞給馬吉翔。
馬吉翔為顯示自已「非同一般」的能力，就當著李的面，揮毫潑墨，「繕寫奏疏封進」。
不一會兒，永曆帝就完全按馬吉翔的奏疏，下詔封杜永和、閻可義等人或為侯，或為伯。
事後，回到住所的李成棟，感慨嘆息道：「人傳馬皇帝，我尚不信，今日見之，此言不虛，權臣當道，中興大業，凶多吉少！我舍母棄子，若事不成，九泉之下，如何相見？」
自此，他對朝堂上的馬吉翔之流，由尊敬改為卑視；對永曆中央政府，也由希望變為失望。
第三個「病變組織」——黨爭不斷。
這是因為：
君權旁落的結果，必然是派系林立。
派系林立的結果，必然是黨爭不斷。
黨爭，對於明朝來說，也算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政治項目」了。
自從嘉靖皇帝「疏於工作，忙於養生」以來，黨爭便進入一個輝煌發展的階段，120多年來，推陳出新，薪火相傳，可謂是「黨爭恆久遠，遺臭永流傳」。
永曆朝的黨爭，主要兩黨之爭。
一黨由「東來的反正功臣」組成，該黨外有軍人李成棟撐腰，內有虎頭袁彭年、虎皮劉湘客、虎牙金堡、虎尾丁時魁、虎爪蒙正發充當打手，一時間兵強馬壯，銳不可擋。
因其中楚人居多，故該黨被稱為「楚黨」。
另一黨為「西歸的扈駕元勛」組成，外有霸佔廣西的陳邦彥、據守湘西的堵胤錫為援，內有寵臣馬吉翔、「技術太監」龐天壽（善長造火炮那位）、閣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吳貞毓掌權，力量雖遜，卻個個身處中樞機關，實力也不可小覷。
因其中吳人居多，故該黨被稱為「吳黨」。
瞿式耜、何騰蛟本來是兩個「無黨派」人士，但因長期受陳邦傅、堵胤錫擠壓，只得投到楚黨的門下，尋求庇護。
在「道德層面」上，楚黨認為吳黨是小人當政、攪亂朝綱、禍國殃民；而吳黨則認為楚黨曾剃髮降清，屬朝秦暮楚、為臣不忠、為人不貞的狡猾之徒。
前期兩黨相爭的焦點，主要是兵馬、錢糧及地盤。
後期兩黨相爭的核心，是如何開展與農民軍（大順、大西軍）的合作上，楚黨主張「純潔階級隊伍」，宣揚與農民軍「合作無用論」；吳黨則主張不擇手段，一定要把「農民兄弟們」拉到抗清的這條船上來，用「農民兄弟」的胸膛來擋住清軍的馬刀。
就其是非對錯而言，前期的楚黨，對多於錯，後期的吳黨，公大於私。
就其鬥爭激烈程度而言，前期是楚黨得勢，盛氣凌人；後期是吳黨崛起，反攻倒算。
爭來斗去，結果仍還是對應了那個流傳千古的寓言故事————「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多爾袞終於從最初的驚慌中鎮定下來，調動起大清一切可調動的力量，最後將吳楚兩黨「一網打盡」！
一個有「嚴重病變組織」的人，壽命是註定不會長久的。
那麼，一個有「嚴重病變組織」的政權呢？
一個政權，政治與經濟上的「病變」，必然會帶來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