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四月十八日，剛剛從南京渡江返回揚州的史可法在清軍兵臨城下之際，以督師身份向四周各州縣發出緊急調兵檄文，要求各部將領帶兵到揚州集中。
調兵檄文發出後，只有總兵劉劉肇基、兵部主事何剛率忠貫營約四千餘人到達，加上揚州原有的守軍約有一萬餘眾。史可法明白，現在，只有靠這些人來死守孤城了。
但多鐸卻先把揚州城圍起來，並沒有急於大規模攻城。這其中有兩個原因：一是怯於此城城高池深，直接攻打傷亡太大，想等待攻城利器——紅衣大炮從後方運來；二是想通過恐嚇、引誘等「傳統手法」來招降史可法，不戰而獲得揚州城。
多繹先派出駟州降將李遇春以老部下的身份持自己的信去試探性招降，被史可法隔城痛罵一頓後無果而返。
政府官員不行就派民間代表，二十二日，由「揚州老鄉」們組成的民間友好代表團一天六次進城給史可法做「思想工作」，請他「順應歷史潮流，作出有利於揚州人民的事情，用和平的方式解決揚州問題」。
史可法連信看都沒看，統統扔到護城河中。與他同城的淮揚總督衛胤文這時也拋開了黨派之爭，堅定地和史可法站在同一戰線上，毫不客氣地推開了多鐸伸過來的橄欖枝。
但在生與死的考驗面前，還是有人終於心動了，甘肅鎮總兵李悽鳳和監軍道高歧鳳就動了趁亂劫持史可法出城參加「和平運動」的心思。
史可法察覺了，但並沒有把這兩個人交給「軍事法庭」審判，而是把這兩個人叫到跟前談人生觀、生死觀，說貪生怕死是人的本性，你們如果不願隨我一起戰死在揚州，我也不攔你們，悉聽尊便！
史的寬容和理解並沒有喚醒這兩人理解和良知，從史的「辦公室」出來，二人就像黃鶴一樣，拍拍翅膀，飛出揚州城外，直奔清營而去。
但大多數人卻留了下來，在揚州城真正懂軍事的將領——劉肇基同志的領導下，給嘗試攻城的清軍予以迎頭痛擊，使其傷亡達到千餘人，不得不停止了進攻的步伐。
劉肇基，遼東老漢人，清軍老對手，從1639年就站在抗清的前線，先後參加過錦州保衛戰、松山杏山救援戰，當與他同批的遼東老鄉祖大壽、吳三桂等紛紛降清後，他卻從白山黑水來到了江南水鄉，加入了福王政權，被授左都督、太子太保銜。
劉肇基在清軍初到時，曾建議其趁敵立足未穩，出城一戰，但被史以「鋒芒不可輕試」為由給拒絕了。後來，劉又看到揚州西門口的樹林極利於清兵隱蔽偷襲，建議將其砍掉，但史以此林中有大明首輔李春芳之墓為由再次拒絕了。對此，劉肇基實在無話可說！
史可法登上城牆，凝望城外重重圍困的清軍，他知道：求勝是渺茫的，現在自己最好的出路，就是「求死」。
在中國官場這桶「醬缸文化」中，有一些人，雖然也飽讀四書五經、聖儒經典，但一踏上仕途，仁義禮智忠信便被榮華富貴擠在了一邊。但是，總還有那麼一部分人，把書中的道義銘刻在心裡，並視其為高於生命，矢志不移地實踐。當追求的道義破滅之時，他們不會退而求其次或轉而追其它，只會拿自已的生命來殉葬！
當他拿起筆，交代身後事時，一種深深的自卑與自責湧上自己的心頭。一年中，從反對擁立福王到江北督師，從籠絡高傑到北伐夭折，從嘗試軍屯到國貧民困，歷歷往事，都似乎在嘲笑自己——你不行，你只是一介書生，沒有扭轉乾坤的能力。
他給母親的信中寫到：「兒做官十八年，不能有益於朝廷，有何臉面於天地之問，今以死徇，誠不足贖罪！」
甚至，他還給城外的敵酋——多鐸也寫了一封信：「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有死足矣！」
攻城持久六天後，四月二十四日，清軍的紅衣大炮運到了，多鐸再也不用再戴著「溫情的面紗」來勸降了。一陣又一陣的炮聲代表了他的無奈、殘暴和怒火。
在揚州城即將殘破之際，史可法招集部下，做最後的道別，「我自告城必破，城破後，誰能助我成此名節？」他堅定地問。
部將史德威跪而應之。
史可法拉住他的手又說：「我無子，你隨我多年，我能否認你為義子。」
三個月前，當有兵有槍有能量的高傑兒子有意拜史可法為義父時，被這位倔強而不知變通的人拒絕了。對此，史德威是清楚的。但今日，卻要認自己這個無權無勢無能力的人為義子。史德威感動之餘，再次下拜認了這個「義父」。
史可法欣慰地笑了，至此，一切的身後之事已經處理完畢。
得到紅衣大炮幫助的清軍，再次複製了太原、潼關的成功模式。二十四夜，清軍用大炮轟塌城牆。二十五晨，清軍從塌倒的城牆中沖了進來。
巷戰開始了，劉肇基率四百多名明兵展開巷戰，全部戰死，這位來自遙遠黑土地的剛烈男兒，終於把最後的一腔熱血拋灑在這片陌生的紅土地上。同時為國殉軀的還有揚州知府任民育、何剛等一百多名大小官員。
史可法眼見城已無法再守，大聲喊史德威幫助自己自裁，史德威不忍下手，和部下擁上史可法向小東門方向突圍。
在途中，他們被一隊清軍包圍，為不連累他人，史可法自報官職，被圍上來的清軍俘虜。
多繹終於見到了多次拒降的史可法，再次對其「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遭到拒絕後，將其殺害。
被害時，史可法年僅四十四歲。但是，被殺者的人格力量也震憾了屠殺者，當多鐸聽說一同被俘的史德威是史可法的義子時，將其釋放，讓他為史收殮屍骸。
揚州是南方頑強抵抗清軍的第一座城，也是清軍入關以來遭受傷亡最重的一座城。為了對揚州人民進行報復，也為了實施戰爭恐怖，多鐸下令，對揚州實行為期十天的「戰略屠殺」，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貴賤、不分貧富，見者，都可以統統殺掉。
對於這場有計畫有組織的屠殺，我不忍多寫，您也不忍多看，這是我們民族自相殘殺的傷疤，這是我們華夏大地永遠揮之不散的悲愴！
在此，我只想補充兩點，以醒生者。
第一點：被屠殺的人數？
明人的個人回憶錄記載，此次屠殺，查寺院的焚屍薄，前後約有八十萬人，這是一個讓後人致疑的數字，因為推測當時的揚州不可能有那麼多的人口「提供屠殺」。
明朝中後期，在世界上達到50萬人口的十大城市中，揚州是其中的一個。
在高傑軍隊在揚州城周邊農村胡作非為的時候，大城市揚州成為民眾最好的「避護所」，大量的農村人口紛紛擁入城中尋找生命的依靠，揚州城的人口將遠遠超過的50萬。
城破後，除個別在清軍入城後隱蔽較深幸免於難外，大部分人遭到屠殺。戰後，揚州城幾乎找不出一個完整的家庭。
這樣推斷下來，城中大約有將近三十多萬人被屠殺，人數不會少於被外族——日本鬼子在南京所屠殺民眾的數量。
第二點：屠殺者的身份？
長期以來，屠殺者的被告席上只有「滿人」一個座位，這成為清末「反滿民族革命」的最好宣傳材料。但實際上，入關的「滿兵」僅有六萬人，留京駐守一部分，阿濟格和准塔各帶走一部分，隨多鐸攻佔揚州的，充其量不過二萬人，另外還有少量「蒙兵」。這樣算下來，攻入揚州的十萬軍隊中，「漢兵」無疑是佔了絕大多數的。這其中，既有東北遼地的「老漢兵」，又有入關後北方南方投降的「新漢兵」。
不知這些「漢兵」在揮刀砍向同族同種同文同國的「漢人」時，做何感想。
有時候，我們自己民族的醜陋，直讓我們悲哀得無話可說！
但揚州大屠殺的命令是多鐸下的，沒有他這道無情的命令，那麼多無辜的生命不可能變成屠刀下的「血淋淋的亡魂」。
在明末清初的大戰亂中，多鐸不是惟一一個下過此類命令的人。李自成、張獻忠、努爾哈赤、皇太極等人都過同樣的事情，寧武、四川、濟南等地都遭受過同樣的噩運。
有時候，在那些大人物成功成名的背後，卻是我們這些小人物無盡的淚水、血肉和屍骨！
作為揚州大屠殺的另一當事人——史可法，他的屍骨也被拋入了難民的屍骨之中，無處可尋。被釋放的史德威無法找到這位「義父」的屍骸，只得用他生前穿過的袍子和用過的笏板，做成一個「衣冠冢」，安葬在揚州城外的梅花嶺上。
倖存下來的揚州人並沒有把親人逝去的怨氣撒在史可法的頭上，他們更記住了他勤政廉潔的作風、他忍辱負重的行為、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他與士卒的同甘共苦的品格，忘記了他是一個完全失敗的人，一個沒法給大家帶來安全和幸福的人。
歷史的篩選是無義的，民眾的篩選是有情的。
1648年正月，在史可法逝去的三年後，宜城人朱國材冒充史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