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以「大明台灣府延平郡王」的身份割據台灣自立，高舉「反清」大旗，與佔有中國大陸的大清王朝隔海對立整整22年的台灣鄭氏王朝，對於今人來說，可謂是既熟悉又陌生。
說熟悉，全是因《鹿鼎記》等武俠小說的流傳，這個王朝在各類「戲說」電視劇以及武俠小說中出鏡甚高，諸如明王朝的末代郡王鄭克爽，股肱重臣馮錫范，老太妃董氏，是許多觀眾耳熟能詳的「奸角」。而有關這個王朝的印象，也因之打上了許多不光彩的符號：荒淫、無道、貪婪、奸詐，狼子野心卻保守怯懦不思進取……
然而「戲說」終究是「戲說」，鄭氏王朝的真實風貌，在明末清初的各類國內史料中，從來都彷彿一團模糊的迷影。一則是20多年隔海相望，中國大陸本土文人，對這個有些神秘的政權知之甚少。平定台灣後，鄭氏家族全體歸降，出於天下一統的需要，大清王朝當然要對這個曾經的割據政權「選擇性失明」。有關這個家族過往的各類記錄，也當然因此而被埋沒。後來乾隆皇帝編纂《四庫全書》時，許多珍貴的資料更被銷毀。鄙薄，於是有了今人的「陌生」。
與中國大陸對此的「陌生」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海外甚至西方持續數百年的「台灣鄭氏熱」。日本方面尤其積極，現存最完整記錄台灣鄭氏政權的著作，是日本人川口長孺的《台灣鄭氏記事》。日本近代歷史學家內藤湖南也對其評價頗高，稱讚鄭氏政權為「亞洲走向世界的先驅人物」。明治維新時代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曾4次在日本長崎、廣島等地舉行大型的紀念鄭成功的活動，並讚揚說「其奮鬥之足跡，為今日日本崛起之精神」。甲午戰爭後日本盤踞中國台灣半個世紀，其間大行「去中國化」運動，拆毀島內漢人宗廟無數，唯獨對台灣鄭氏宗廟禮敬有加，至今保存完好。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鄭氏家族宗廟神社多達240處，遠多於上杉謙信、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等日本「傑出人物」。西方也不甘落後，與鄭氏政權打了一輩子仗的原荷蘭台灣總督揆一（Frederick Coyett）在其著作《被貽誤的台灣》里稱讚鄭成功為「東方最傑出海戰英雄」。荷蘭歷史學家菲克梅傑評價鄭氏家族為「航海時代第一批走向世界的中國人」。西方啟蒙運動的泰斗人物伏爾泰給予鄭氏家族至高無上的評語——「中國文化精髓的最後守護者」……
歪曲、戲說、失明、陌生、讚歎、崇仰……海內外評價涇渭分明的台灣鄭氏朝廷，真實的容貌究竟是怎樣？還是讓我們抽絲剝繭，細細地梳理一番吧。
台灣鄭氏家族的建立，當然要追溯到清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福建抗清領袖、大明「國姓爺」鄭成功率2萬水師渡海遠征，歷經8個月苦戰，擊敗盤踞台灣的荷蘭殖民者，令淪陷38年的台灣島重歸中華懷抱。其後建「大明台灣承天府」，建都台南，繼續高舉「反清復明」旗幟，接明朝宗室入住台灣，沿用永曆皇帝年號，與清朝統治者周旋22年。這段不世之功，至今令國人耳熟能詳。
耳熟能詳的史實，卻深藏著今天的我們或許已不熟悉的細節。
一個細節就是鄭氏家族的「名分問題」。早在清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故主南明隆武皇帝殉難後，誓師起兵的鄭成功接受了南明另一個皇帝永曆皇帝賜的「威遠侯」封號，以「永曆」為年號，奉南明永曆政權為正朔，成為鄭氏家族恪守到底的選擇。建制台灣後，即使永曆皇帝業已殉難於雲南，鄭氏家族始終奉永曆帝為正朔不變，清政府最終平定台灣的「清康熙二十一年」，也實為台灣鄭氏政權的「大明永曆三十七年」。所以，金庸小說《鹿鼎記》里所謂鄭氏家族為是否尊奉永曆帝而與沐王府斗得你死我活的情節，純屬子虛烏有。
所謂「台灣鄭氏政權」，實為南明政權治下的「大明台灣省」，雖未再立明氏宗室為尊，卻依然是大明王朝留在中華大地的最後一條血脈。其性質，實與南宋滅亡時期，殘留在福建、廣東一帶的南宋小朝廷無二。世人總把南宋王朝崖山兵敗，陸秀夫攜南宋末帝跳海殉難的公元1279年，看做宋朝滅亡的句號。而論及明朝，卻把公元1644年崇禎殉難煤山作為終結點，至於南明小朝廷，乃至台灣鄭氏政權，皆劃於明朝歷史之外，時至今日，這般的「雙重標準」，是否也該公正客觀？
拋卻「雙重標準」，正視「名分」，所謂鄭成功驅荷復台，既非抗擊外來侵略這般簡單，更非「割據自立」乃至「分裂祖國」。這是大明王朝大廈將傾之際，最後的一塊「復國根據地」，更是心懷故國的萬千明室遺民，最後的精神家園。
與名分相關的，是收復台灣的過程。其中的一些艱苦，是讀正史的人所熟悉的，比如荷蘭人防禦嚴密，軍力強大，赤嵌、台灣府兩戰，攻擊異常慘烈。久攻不下之際，鄭氏大軍出現斷糧危險，在漫長的包圍之後，方逼得荷蘭軍整軍降服。克堅城，復故土，軟硬相濟迫服縱橫全球的「海上馬車夫」，不易。
更「不易」的還有一些令清朝人尷尬不已甚至迴避不提的歷史：就在鄭成功傾精銳東征台灣之際，意在統一全國的清王朝也頻頻動作，多次派兵清剿鄭成功的屬地金門、廈門，叛逃清室的施琅、黃梧等人，更是甘為前驅，率水師屢屢打劫鄭軍開往台灣的運輸船，企圖斷絕鄭軍攻台的運輸線。如此「趁火打劫」，實是讓鄭成功的攻台大軍腹背受敵，在圍攻台灣城的最關鍵戰役里，鄭軍的運糧船遭清軍襲擾，部隊一度面臨斷糧局面。鄭成功以身作則，減少三餐糧食用度，也不肯向台灣百姓加派徵用。「鄭氏逆賊」的所為，真讓正統的「我大清」汗顏。
根據揆一的《被貽誤的台灣》，以及諸多荷蘭當時駐東南亞官員的記錄筆記，在鄭成功收復台灣甚至佔領台灣以後，相當長的時間裡，荷蘭侵略者和南下清軍頻頻勾結，聯手打擊。荷蘭殖民者甚至通過清廷寵信的湯若望等西方傳教士的幫助，在清廷高層活動，不僅向清軍出售武器、戰船，更派水師連續騷擾，配合清軍作戰。荷蘭東印度公司當時的高官菲克爾的記錄寫得十分明確：韃靼人（清廷）對台灣屬於誰的興趣，遠少於對國姓爺是否還存在的興趣。號稱「正統」的大清王朝，在這場「反侵略」里的表現，實在是讓人不敢恭維。
當時許多明朝忠臣對鄭成功的選擇頗多指摘，比如抗清名將張煌言指責鄭成功「舍大就小，得不償失」，顧炎武等「明朝遺老」也指責說這是「以忠義為名，棄君臣大義，行自立乾坤之實」。但如果我們把眼光再放遠一些，西班牙王室重臣菲利普親王早在公元1622年就向王室建言：台灣是「遠東海洋的燈塔」。荷蘭國會則在公元1651年、1655年、1658年3次追加建造台灣防衛的預算，長期擔任荷蘭國駐台灣總督的揆一更是堅稱台灣是「東亞海洋不沉的橋頭堡」。在大航海時代的世界，台灣因其特殊的位置，在東西方貿易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所謂「寶島」，實至名歸。
我們不妨可以做這樣一個假設，如果沒有公元1661年的那次渡海東征，鄭成功的抗清力量在清王朝的絞殺下迅速覆滅，而閉關鎖國的清王朝，對開拓萬裏海疆從未有過興趣。盤踞台灣的荷蘭人，也勢必穩固他們的統治，台灣，將從此真正成為荷蘭海洋帝國治下的一塊「領土」，幾個世紀以後，或許會繼續留在荷蘭版圖裡，也或許會如今日菲律賓、印尼一樣，成為與中國隔海相望的「鄰邦」，卻必不再為華夏所有，若那樣，才是萬千炎黃子孫真正的恨事。
如果我們以此來看待鄭成功收復台灣的功業，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出評語：艱苦卓越，功業千秋。
說功業，自然要說說鄭氏台灣政權的軍事力量。一支能夠驅逐「海上馬車夫」荷蘭人，並與「滿萬不可戰」的清八旗周旋數十年的軍事集團，自然很強大，但其強大程度，相信會出乎今天很多人的意料。
清朝康熙時代常年主持平台大業的福建總督姚啟聖就在奏章里寫得明白：鄭氏集團「火器之利，兵艦之強，不亞於荷夷，更非我之所能及。」
這位大清「朝廷命官」說的是實話，論「火器之利」，早在清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鄭成功誓師福建，起兵反清時，便在廈門建立了完備的軍火工業生產線，重金聘請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國家技師督造生產，並「擇沿海良家子弟，禮聘紅夷為師，習火器製造之法」。明末清初購買西洋火器壯大自己，但多是簡單購買洋槍洋炮，而系統學習製作工藝，甚至獨立研發，鄭成功可謂第一人，比起首倡「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林則徐，他沒有說，卻早了近兩個世紀。
苦心當然沒白費，在台灣出土的鄭氏集團的各類武器裝備里，火槍已出現了「火輪槍」，不僅遠勝於同時代清軍以及南明各路軍隊的裝備，更不亞於西方同時代的水準。火炮已有了爆破彈，即時人所謂的「開花炮彈」，其性能和作戰效用，遠勝於200年後參加鴉片戰爭的清軍。
「兵艦之強」更是事實，荷蘭人稱鄭氏集團的戰船為「戎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