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講的時候，曾有一句發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來，我們總以為敵人來自於草原，直到吃了虧挨了打才明白，我們真正的敵人來自於海上。
從其演講的內容看，這句話所指的對象，是鴉片戰爭及其後的中國，但明王朝，恐怕對這句話也會體會至深。從建國開始，明王朝的主要戰略防禦重點，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從朱元璋起就修築長城，北方設「九邊」，囤積雄兵百萬，到朱棣時更遷都北京，加強北部防禦。來自於海上的威脅，從元末明初開始，先是倭寇的持續騷擾，屢剿屢不絕。不過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鬧。從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開始，倭寇卻成為困擾整個明帝國的大患，從山東到浙江再到廣東福建，倭寇肆虐中國東南沿海長達20年，這期間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繼來犯，東南沿海百姓慘遭屠戮無數。海上的敵人，漸成中國邊防大患。
翻檢明朝中期有關「海患」的各種史料時，我們卻驚訝地發現了如下的幾個新名詞。一是「奸民」，多出現在有關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類記錄中，稱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嚮導，繼而侵擾中國東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數人，後來卻有「人心思亂，百姓紛紛為奸民」的記錄。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來自日本的海盜倭寇，假倭卻魚龍混雜，有「海匪」、「海寇」、「海賊」，都是沿海當地華人。甚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假倭」騷擾的次數和規模，要遠遠大於「真倭」。如此奇景，確為先前歷史所罕見。不管「奸民」還是「假倭」，卻都折射出了另一個新名詞：明朝中期，中國東南沿海的華人海商。
在明王朝立國後的一個多世紀里，「海商」，其實是一個非法的詞。
戰國時期開始，中國東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貿易謀生的商人群體，到唐宋元時期，中國沿海的海商已然漸成規模，甚至一度達到極盛之景。比如中國東南沿海邊民大規模地移居東南亞，就是從唐朝中後期開始的。到宋元時期，中國的海外貿易曾達到頂峰，東部的泉州、寧波、廣州等港口，皆為國際化貿易港口。元朝末年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中，東南沿海起事的張士誠、方國珍等人，皆與東南沿海業已壯大的海商勢力有密切聯繫。比如張士誠麾下的諸多將領，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國珍雖是販鹽出身，卻是以聯合海商，「嘯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說東南元末農民大起義時，說「東南海寇四起，交相為亂」，誠為實情。
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從爭天下開始，至最後一統河山，對海商採取的是嚴厲打擊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後，朱元璋先是嚴厲打壓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戶們，不但課以重稅，更逼迫許多家族舉家北遷，至北方邊境地區屯墾。這裡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萬三。世人皆傳說他有「聚寶盆」，事實上他的發家方式很簡單，就是坐鎮周庄，利用運河便利收購內地貨物，再高價轉賣外國商人，方國珍、張士誠等人皆是他的「貿易夥伴」。《吳縣縣誌》說他的發跡「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後，沈萬三主動「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獻財物，為朱元璋修繕南京城牆，更出資犒賞軍隊。不過，他的這些行為卻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萬三，將其流放雲南，家產充公，7年後沈萬三死於雲南（又說貴州）。事情還沒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萬三二子沈至、沈庄又獲罪入獄，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臨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藍玉案由頭，朱元璋再次將沈萬三家人下獄，沈萬三曾孫遭凌遲處死。幾度整治，終讓這個元朝末年富可敵國的家族凋零敗落。
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萬三，有說是垂涎於沈家巨大財富，也有說是因為沈萬三犒賞軍隊，犯了朱元璋的忌諱。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自明朝一統天下後，先前張士誠、方國珍等部的殘餘勢力皆盤踞沿海諸島，時常伺機騷擾內地，他們勾結倭寇以及沿海海商，連年作亂。對此朱元璋採取了最簡單粗暴的辦法，一面在東南沿海屯兵50萬，設立衛所上千，加強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國內與「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們。沈萬三，就成了朱元璋「殺雞儆猴」的道具。同時朱元璋厲行閉關鎖國，就在沈萬三獲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開始設立的泉州、明州、廣州三處市舶司。大明律更規定：凡擅自造船且與外國人交易的，一律處斬，家人流放戍邊。「嚴打」之下，自唐宋起日趨繁榮的中國東南海外貿易，幾乎禁絕30年。
「海禁」口子的鬆動，是在明朝「靖難之役」結束，永樂皇帝朱棣登基後第二年開始的。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永樂皇帝朱棣在明州、泉州、廣州三地重開市舶司，尤其是廣州市舶司，不久之後由宦官監管。朱棣有此舉，一面是為即將開始的「鄭和下西洋」做準備，另一面也是為加強對官方「朝貢貿易」的管理。明朝海禁與清朝最大的不同，就是明朝並非「閉關鎖國」，而是將海外貿易權牢牢抓在政府手中，由政府進行官方貿易。但這種官方貿易基本是「花錢買面子」，往往都是花買人蔘的錢換外國人的蘿蔔，以體現大明朝的「富庶」。海禁的兩個縫隙，也在此時產生——私貨與互市。
所謂「私貨」，就是外國來朝貢的使團，除了攜帶進行朝貢貿易的貨物外，往往還夾帶許多私人貨物，用以進行私下貿易。而貿易的方式，就是在市舶司的監管下，與當地商人進行「互市」。這種情況在永樂元年就曾發生，渤泥國使者在南京與當地商民「互市」，市舶司請示朱棣是否徵稅，朱棣大方地表示免稅。這以後很長時間，對「互市」少徵稅甚至不徵稅，就成了慣例。如此一來，大批外國使團「朝貢」時，都爭相夾帶私貨，私下的「互市」比官方的朝貢貿易還要熱鬧。歷經朱元璋時代打壓的中國海商，就這樣緩慢地復甦起來。
到了明朝中期的宣德、正統年間，情況繼續起變化，彼時明王朝承平日久，東南沿海經濟發展迅速，打破明王朝官方壟斷的商業走私活動日益猖獗。明王朝曾多番打擊走私，比如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八月就曾嚴令各省查禁走私。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又在福建搞整頓，嚴禁沿海邊民私下與海外商人貿易。但新海商勢力還是發展起來，比如在福建，就出現了專門交易走私貨物的「鄉集」，形成了一套地下網路，並在正統年間演變成轟轟烈烈的鄧茂七大起義。起義雖然被明王朝鎮壓，但彼時明王朝剛剛經受「土木堡之變」，國家元氣大傷，因而對參與叛亂的眾多走私勢力「脅從不問」。顧炎武的《日知錄》上說此後「私通番者益多也」。
明王朝不知道的是，朱棣重開市舶司後至15世紀末的這近一百年，中亞國家戰亂，陸上絲綢之路今不如昔，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在歐洲國家價格暴漲，而轉運東方貨物的「馬六甲航線」，這一時期正控制在西亞和東南亞國家手中，他們通過「朝貢貿易」得到的中國貨物，向西方國家高價售出牟取暴利。「仁宣之治」後的明王朝，已不堪「朝貢貿易」的負擔。一面是市舶司管理鬆弛，外國朝貢使團往往違反規定，帶來超過限額的貨物進行交易，為了「面子」，明王朝基本都是照單全收。「朝貢」的越多，明王朝賠本也就越多。同時明王朝土地兼并嚴重，自明英宗朱祁鎮在位開始，國家田賦收入連年銳減，朝貢貿易也就越發力不從心。
到了明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明王朝不得不再次做出調整，規定凡外國來華貿易的貨物，但凡「私貨」，皆按照百分之二十的比例抽稅。從此開始，原本負責監管私貨貿易的市舶司，職責更多轉向了稅收。原本由市舶司監管的「私貨互市」，改由市舶司在當地組織「牙行」來完成。所謂「牙行」，就是市舶司出面，委派當地人組織市場，管理「私貨互市」，受委派的人要求是當地「有抵業人戶」，其實就是與市舶司關係密切的當地商人。此時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時期，先是劉瑾亂政，繼而劉六劉七起義，隨後明武宗又北伐蒙古，遊獵四方，上上下下花錢的地方很多。經此改革，市舶司果然收入大增，僅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廣東市舶司送交中央的白銀就達30萬兩，給明王朝解了燃眉之急。可從此時起，市舶司的職權一步步下降，沿海的海商勢力藉助「牙行」掩護，走私活動日益猖獗。
觀明朝立國之後的海禁政策，至16世紀初葉，可謂演變甚多，海禁的嚴厲程度，可以說是時緊時松，但總的趨勢，卻是越來越松。此時明朝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初興，東南沿海海商勢力日益增多，且借「牙行」等改革，許多交易日益合法化，市舶司的許可權，也在一步步縮小，原先的包辦一切，變成越來越多的放權。但與此同時，從永樂至正德年間，明朝市舶司的關稅收入卻在直線上升，早年的「花錢買面子」，變成此時稅額日益增加。海商許可權的擴大，海禁政策的名存實亡，已是大勢所趨。此時，一個外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