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過了明朝中葉錯綜複雜的官場權謀，刀光血影的金戈鐵馬，內外交困的步履維艱，除舊布新的嘔心瀝血，終於要講到一個既熟悉卻又陌生的環節——繁榮的文化。
說熟悉，是因為這是一個「八卦」比較多的時代，單是一部「唐伯虎點秋香」的鬧劇，幾百年來「三笑」到今天，依舊令世人意猶未盡。雖是子虛烏有，卻也見證了這個時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薈萃：書畫有墨香悠遠的吳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漢」的李夢陽領銜的「前七子」，詩文有李東陽執牛耳的「茶陵詩派」，學術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學學派」，觀諸英傑萬象，可謂「群星燦爛」。但20世紀初葉，在半封建社會裡苦苦思索救國道路的中國早期資產階級仁人志士們，縱然政見不同，卻不約而同地給予這時代一個人以至高的推崇，維新派旗手梁啟超贊他「發揚志氣，與自然契合」。革命派領袖孫中山願「自詡為其五百年後私淑子弟」。大時代下，他是大家心有靈犀的旗幟。這個人，便是明朝中葉最偉大的思想家，中國儒家思想承前啟後的傑出人物——「白沙先生」陳獻章。
說起明朝的「思想」，這是明朝文化中令後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傳統史學觀念里，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學，開八股取士，嚴格劃定「考試範圍」和「答題思路」，字字句句都要從程朱理學中「引經據典」，甚至立國之初大興文字獄，實行高度恐怖的文化專制政策。然而「恐怖」「專制」之後，卻是明朝中後期新思潮的勃興，陽明心學欣欣向榮，晚明「三先生」振聾發聵，「西學東漸」紅紅火火，恰如台灣歷史學家蕭一山所說「專制的明王朝，締造了屬於中華民族自己的文藝復興時代」。而這「文藝復興」的先驅者，便是白沙先生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又號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時隨祖父遷居廣東江門白沙鄉，因此別號「白沙先生」。對比同時代的「文化英傑」，「三原學派」掌門人王恕的進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詩派」的開創者李東陽，自小即是「神童」，後又科場高中，一度入主內閣，皆是當時天下的「風雲人物」；唯獨「白沙先生」陳獻章，雖也少年成名，身負奇才，21歲即考入國子監，但此後科場屢遭失敗，仕途無門，終其一生，也不過是個「白丁」。然而歷經歲月大浪淘沙，當同時代的「英傑」們紛紛隱沒入歷史的塵煙，「白沙先生」卻屹立不倒，在風雲變幻里終成「旗幟」。了解他的功業，還要從明王朝建國後的「精神文明建設」說起。
同中國自漢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一樣，明王朝同樣把儒家思想作為「精神旗幟」，早在「爭天下」時期，朱元璋即廣納各方儒士，設「禮賢館」招攬文化英傑。明初著名文臣宋濂、劉伯溫，皆為當時儒家理學名臣。劉伯溫在向朱元璋論述「建國大業」時，提出了「以孔孟之書為經典，以程朱理學為註解」，程朱理學傳人、元朝理學大師許衡被「陪祀孔廟」。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認程朱理學宗師朱熹為「先祖」，雖「攀親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國後，以「八股文」開科取士，考試內容「遵從聖人訓導，以程朱之解為準」，從此「非朱氏之言不尊」，從考試體制到答題方式皆嚴格規定，全國各地縣學、府學，乃至中央的國子監，更要「傳授聖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議評論者，一律重懲之」。甚至朝臣奏報，也需「依八股體例行文，引聖人之教立論」，但有「違制」者，輕則丟官下獄，重責斬首甚至抄斬。至永樂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文淵閣大學士解縉以程朱理學為標準，彙輯經傳、集注，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詔頒天下」，從此「合眾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國的「主體思想」——程朱理學。
為捍衛「主題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厲行專制。明初文化專制，不但有嚴格「體例限制」，連咬文嚼字也到「雞蛋挑骨頭」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興「文字獄」，北平趙伯寧有「垂子孫而作則」，朱元璋懷疑「則」通「賊」，殺！常州蔣鎮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懷疑「生」通「僧」，殺！懷慶李睿有「遙瞻帝扉」，朱元璋懷疑「扉」通「非」，殺！與之類似的「文化案件」，僅明史記錄就有30餘起，皆血雨腥風。朱元璋甚至連「鄒國亞聖公孟子」也敢整肅。一日宋濂為朱元璋講《孟子》，讀到「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當場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乎？」隨即頒旨，刪去《孟子》一書中「違禁言論」共85處，剩餘175節，編成《孟子節文》，於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發行全國作為「欽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詔書，大罵孟子言論「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罷免孟子在孔廟中的「配享地位」，將孟子牌位逐出孔廟，又明告群臣，凡有勸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論罪處死。煞費苦心，終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專制」。
這段「文化專制」，後世史家褒貶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間名臣楊廷和就曾讚歎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豈容時下妖言禍國」？萬曆時期工部尚書朱衡稱讚朱元璋此舉「正人心，明綱常，天下從此大安」。說「天下大安」的確不假，在明初內憂外患，「物質文明」極度落後的「爛攤子」下，朱元璋的「高度專制」，著實起到了「團結全國人民」的作用。洪武、永樂時代「府庫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確與之大有關聯，但「消極影響」同樣流毒深遠。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擊道「因言論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顧炎武更直言不諱，認為八股文「敗壞人才」「禁錮思想」，近代學者康有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華之保守衰敗，起於明初也」。而縱覽歷史，我們會發現，從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間，半個多世紀里，明王朝雖有《永樂大典》《皇明祖訓》等「文化建設成果」，卻未有一位石破天驚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領詩詞潮流的，竟然是教條死板的「閣體詩」，足見「文化禁錮」之深。
這樣的「死氣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體思想」全面確立的永樂時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殺人」，為安撫「靖難之役」後舉國知識分子的抵觸情緒，永樂皇帝朱棣採納其言，並補充入「祖訓」。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全面復興，至明朝中葉，秉承理學思想卻帶有獨立觀點的思想家陸續出現，代表人物為薛瑄的「河東學派」和吳與弼的「崇仁學派」。先說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天順朝時一度入閣為相。他曾在朱熹講學的白鹿洞講學，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話：「實理，皆在萬事萬物，聖人之言不過摹寫其理耳。」即中國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義」思想，在當時影響深遠，被稱為「北儒」。與之呼應的正是「南儒」吳與弼和他的「崇仁學派」。吳與弼，字子傅，江西臨川人，核心思想為「靜時涵養，動時省察」，雖承襲自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慾」，卻否定掉了其中的「滅」字。明英宗天順時代，這「南北兩大儒」皆退職還鄉，開壇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諸多英傑都出自其門下，而吳與弼的門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幟」——陳獻章。
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陳獻章出生於廣東新會北都峰山下會村，相傳其出生時「啼聲嘹亮，日夜不絕，卻聞誦讀之聲，即止啼靜聽，諸鄉鄰大奇之」。雖是傳言，但陳獻章少時就博聞強記，3歲即能識字，5歲便能熟背《論語》，可稱是當地「神童」。7歲那年，陳獻章隨祖父舉家遷往廣東江門白沙鄉，故後人尊他為「白沙先生」，他所創立的學派，被稱為「江門學派」。
身為「神童」，陳獻章少年成名，史載他「年少敏警」，讀書「一覽成誦」。19歲那年，陳白沙參加廣東鄉試，一舉考取第九名。21歲那年，陳獻章赴京參加會試，卻只考取了「副進士」，只得入國子監繼續深造。比起命運相似的丘浚等人，陳獻章的運氣「背」得很，此後兩次參加會試，皆名落孫山。「閱卷」之時，主考蕭滋（即丘浚的恩公）認定陳獻章行文「不遵聖人之教，雖才思敏捷，卻必為離經叛道之徒」，大筆一揮將其「掃地出門」。3年後再考，副考陳循對陳獻章賞識不已，「贊其才思縝密，欲顯之」。但主考江淵惱陳獻章「行文狂妄」，再次將其「淘汰」。兩度受挫下，陳獻章決定離開國子監，遍訪天下名師，以「悟通聖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陳獻章南下臨川，被「南儒」吳與弼收入門下，成為「崇仁學派」的嫡傳弟子。這吳與弼在當時可稱「奇人」，少年時，他也是江西神童，6歲入學，7歲即「精於對句」，16歲「詩賦之名遠傳」，天生的「狀元苗子」。19歲那年偶讀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淵錄》，大為神往，從此立志以研習傳播理學思想為己任，竟「棄應試之學」，此後精心研讀理學經典，整整兩年足不出戶。21歲後歸鄉辦學，從此「四方來學者，誨教不斷」，開創「崇仁學派」。雖然「名滿天下」，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