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英宗統治的正統朝，「土木堡之變」堪稱是今人最耳熟能詳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統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領也先兵分三路，悍然發動了對明王朝的全面進攻。明英宗朱祁鎮僅經過3天準備，就率領號稱50萬的大軍北征，遭瓦剌軍合圍，被圍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發動總攻，一舉擊破明朝大軍，俘虜明英宗朱祁鎮，成為明王朝立國以來的奇恥大辱。歷代以來，也多為後人所感慨哀嘆。論及罪責，也時常歸責為「王振擅權」「草率出征」，但如果細細審視從明朝宣德時代到正統時代20多年的政局變遷，便可見真相併非如此簡單。
先看「大背景」：第一個要為土木堡之變「買單」的人，就是永樂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時，5次北征蒙古，沉重打擊韃靼、瓦剌諸部勢力，可謂武功赫赫。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難之役」後，為酬謝兀良哈三衛的出兵相助，將原屬寧王的內蒙古興寧地區盡數劃撥給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衛實力大增，漸成明朝邊患，更使明朝北部「九邊」頓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雖沉重打擊了蒙古韃靼部，卻使一直與韃靼爭鋒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窮追了一輩子的韃靼「興寧王」阿魯台，沒死在明軍手中，最終被瓦剌擊斃，瓦剌也藉此成為蒙古高原實力最強的一支，其「發家」歷史，實拜朱棣所賜。此外，朱棣將遼東的谷王、韓王、遼王盡數內遷，留當地女真在遼東地區「自治」，結果至明英宗正統初年，遼東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復，成為其南下侵略的輔助力量。而得到興寧重地的兀良哈三衛，也不甘再聽命於明朝，反與瓦剌相互勾連。時人常以宦官王振為土木堡之敗的「禍首」，但宦官參政，也是從朱棣時代開始。
朱祁鎮的父親朱瞻基，同樣對土木堡之敗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內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對諸多親貴的違法行為特別是土地兼并行為頗多姑息，不但造成後來牽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義，更令朱元璋時代確立的「軍屯」制大受破壞。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監察御史陳祚就曾奏報說：「遼東邊地，軍田被侵已達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給事中楊亮又揭發諸多親貴「擅調邊軍為奴」的行為。宣德七年，河南巡撫李昌淇也上奏當地軍屯土地「多被勢家大戶侵佔，士兵無地卻苦於賦役」的慘狀。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發「宣府大同諸邊地，將官侵佔軍屯日甚，以至兵戶四散逃亡」。如此種種，明宣宗皆不了了之。「軍屯」沒有保證，軍隊戰鬥力當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國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開平衛不說，還對眾邊將賦詩說「慎守只需師李牧，貪功何用學陳湯」。結果「李牧」沒學來，防線卻內縮嚴重。瓦剌也先殺太平、孛羅二首領，其族人多怨憤，數次到明廷哭訴，請求明王朝做主，楊士奇卻說「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明王朝最終袖手旁觀，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統十四年的南侵之禍，從此時就已註定。至於再說到土木堡之敗的「禍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閱奏摺大權的「司禮監」，恰是明宣宗在位時所設。
「歷史遺留問題」講完了，那麼做為「當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禍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該負多大的責任？且讓我們從正統朝的朝局開始。
明英宗9歲登基後在位的正統朝，歷來評價不高，個別歷史學家還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因後人對王振的種種抨擊，這14年更被許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殘害忠良，朝政糜爛的「黑暗時代」。要了解真相，還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縣人，原是個不得志的教書先生，宣德年間主動報名入宮，進入「內書堂」，侍奉太子朱祁鎮讀書，憑「矬子拔將軍」（宮裡太監多不識字）的一身才學，很快被明宣宗任命為「東宮侍讀」，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鎮的敬重，平日對他的稱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鎮即位後，王振被任命為「司禮監掌印太監」，正式成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統朝初期，他離「一手遮天」差很遠。
朱祁鎮即位時年僅9歲，朱瞻基臨終前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別是英國公張輔，禮部尚書胡瀅，大學士楊榮、楊浦、楊士奇。而真正執掌「決定權」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張太皇太后。張太皇太后素稱「賢德」，國家大事信賴「三楊」等文臣，且為朱祁鎮每日安排「經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給朱祁鎮講學，朱祁鎮年幼貪玩，自然受不了。此時，王振一面時常組織內宮衛隊操練檢閱，各種軍事表演讓朱祁鎮大飽眼福；一面又時常當著「三楊」的面勸解朱祁鎮不要「玩物喪志」，令久歷宦海的老臣楊士奇也感嘆道「宦官中有此賢良，真乃幸事。」但「賢良」的王振卻暗中排斥異己，任命自己的親信紀廣為禁軍都督，掌握了禁軍軍權。張太皇太后聞訊，深感王振包藏禍心，殺心頓起。正統元年二月，張太皇太后當著朱祁鎮以及5位「輔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覲見，當場曆數王振誘引朱祁鎮「不學好」的種種罪過，要「賜死」王振，嚇得王振立刻癱瘓。生死時刻，曾稱王振「賢良」的楊士奇帶頭求情，朱祁鎮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覆哀求下張太皇太后心軟了，饒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眾大臣「以後不可令他干擾國政」。經此一嚇，此後幾年，王振分外收斂。
在這幾年裡，明王朝也進行了種種「善舉」。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開始清查北方九邊將士的「缺額」，增加寧夏地區的軍力守備，次年又派刑部尚書魏源持「尚方寶劍」，清查宣府、大同兩大軍鎮的軍餉拖欠以及軍屯侵佔案件，斬殺十數名違紀軍官，還委任名將楊洪鎮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設十三糧倉，儲備軍糧，停開湖廣、河南等地的「銀廠」，減輕當地百姓負擔，調3萬禁軍在京城周邊屯田。如此種種，皆是對永樂、宣德兩代諸多失誤的補救，對英宗被俘後的北京保衛戰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統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還因災荒減免了山東、浙江、江西的賦稅，正統七年更建立了由戶部直接掌握的「太倉銀庫」，專門用以儲備國家行政運作的「專款」，「皇室開支」與「政府開支」就此分開。此舉被美國亞洲史專家羅斯墨菲讚歎為「皇室政治改革的創舉」。同時還修訂了朱元璋時期立下的「栓選法」，規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員推舉言官，四品以及侍從言官推舉知縣，一時間「正人匯進」。明王朝的國勢，這段時期尚在蒸蒸日上時。
王振的勢力也在這段時間「蒸蒸日上」，從張太皇太后面前撿了條命後，王振大為收斂，一度小心做人，張太皇太后對他仍舊頗為警惕，時常派人暗中監視他的不法行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從此也漸有好感。真正使張太皇太后轉變對王振的印象，是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的「毆死驛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謨因小事打死驛丞，死者是閣臣楊浦的鄉里，廖謨是另一閣臣楊士奇的鄉里，楊浦堅持「殺人償命」，楊士奇卻堅持死者「罪有應得」。兩位輔政大臣在內閣當場反目，吵鬧到張太皇太后處，都是股肱大臣，張太皇太后也頗感為難。王振藉機建議說：償命太重，不處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謨降職。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懷，深感王振辦事「秉公無私」的張太皇太后從此對王振信任有加。此後，王振開始培養黨羽，把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相繼安插在東廠、御馬監等要害部門，其侄兒王山、王林則成為錦衣衛指揮使，大明兩大「特務」組織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專權也引起了「三楊」中最富智謀的楊榮的注意，他與楊士奇合議，相繼將曹鼎、馬愉等「門生」引入內閣，用以對抗王振勢力。
對待文臣集團，王振也是軟硬兼施。對「三楊」，王振起初禮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楊」漸漸對他放鬆警惕。趁此機會，王振廣泛結交文臣里的「中層幹部」，如左都御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對有「糾劾」大權的言官們更是百般拉攏，利用其搜羅朝廷重臣們的「不法證據」。他還利用文臣內部自身的鬥爭，在朝中御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里結交親信，最終從文臣集團中「釜底抽薪」，結成一個自己的關係網。這以後楊榮病逝，楊士奇因兒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親信言官的彈劾，不得不「引咎辭職」，胡瀅也因「貪污」被下獄，剩下的張輔和楊浦年事已高，孤掌難鳴。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華蓋、謹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鎮設宴慶賀，按規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裡發牢騷，朱祁鎮聞知後，連忙命人打開東華門大門，命王振入宮赴宴，王振到時，百官「羅拜朝賀」，至此大權初攬。次年張太皇太后病逝，王振命人私毀朱元璋立下的「不許宦官干政」的鐵牌，從此一手遮天。這以後，王振權勢滔天，曾指斥他專權的大臣于謙、鄺焚等人一度被下獄，侍講劉球被害死，曾彈劾過朱高熾的國子監祭酒李時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種重百斤的大枷鎖）夾住當街示眾，險些橫死。此外他賣官鬻爵，在六部里安插親信，在「朝貢貿易」中收受瓦剌賄賂，並向外國使臣索賄，可謂作惡多端。
說了諸多壞事，也要說說王振做過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勸朱祁鎮禁止內宮宦官出外採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