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近300年的沉浮滄桑，自然從開國皇帝朱元璋得天下開始。
朱元璋得天下，在朝代更迭里，是一段草魚化蒼龍的傳奇：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削平群雄北逐暴元，開創享國近300年的大明王朝，赫然成為中華五千年出身最貧寒的開國皇帝。成功之神奇，為歷代所稱頌。而數個世紀以來，一個問題卻始終爭論不休：他是怎樣做到的？
歷朝看法各不相同，主修《明太祖實錄》的明初大儒董倫感嘆：「蓋因天命所屬，時運眷顧也。」一句「天命」，頗有「君權神授」的味道。改革家張居正言：「太祖得天下，因不拘成法也。」說「不拘成法」，贊朱元璋，順便也給自己的改革「貼金」。清朝史學家趙翼評：「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也。」草根出身的「淮右布衣」，成了清朝史家眼中的「複合型人才」。近現代台灣史學家李光濤則歸結出了朱元璋成功的六字要訣：用賢，善學，敢戰。時代更迭，後世旁觀者清的見解，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的見解，串聯起朱元璋的成功史。無數的歷史畫卷中，被遺忘的卻是發生在大元朝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的一個「盲點」，恰是這個盲點，藏著朱元璋問鼎江山的答案。
這個盲點，是一次普通的問答，主人公是朱元璋與劉基。背景簡單：一個是已佔有南京，基業初立，卻身處元朝廷、張士誠、陳友諒三強夾縫中，爭天下局面正走到「十字路口」的「紅巾義軍將領」朱元璋，一個是聲名在外的江東大儒，亂世中久歷沉浮，經多次邀請方投奔而至，初來乍到的大謀士劉基。
對話的內容很複雜，後世多注意了劉伯溫進獻的堪比「隆中對」的《時務十八策》，卻忽略了其中朱元璋的一個問題以及劉基的回答——義軍「九惡」論。
朱元璋的問題是：天下「義軍」（紅巾軍等反元農民軍）之所以屢起屢滅，難以成事，其根由在何處？劉基答：所謂「義軍」，雖一時兵勢浩大，卻多難長久，其原因正在於「九惡」。九惡者，一惡「不敬孔孟，褻瀆聖人之道，敗壞天理人倫」；二惡「攻伐無度，形同流寇」；三惡「時降時反，相互猜疑」；四惡「糧餉不能自足，臨陣不知兵法」；五惡「掠人妻女財產，只知取之於民，而不知養於民」；六惡「為將者心胸狹隘」；七惡「為士者缺乏訓練，作戰形同群毆」；八惡「勝時聚集，敗時作鳥獸散」；九惡「此義軍與彼義軍之間，相互猜疑，互相攻伐」。史載朱元璋邊聽邊「聞之勃然色變」。而劉基卻毫無懼色，繼而總結髮言：「九惡不除，雖稱義軍，實則草寇流賊。」
這番宏論實在是大膽，彼時的朱元璋雖已是割據一方的吳王，卻依然奉紅巾軍頭領「小明王」為正主，所謂「九惡」論其實是當面罵了朱元璋。劉基話音剛落，朱元璋「憤然而起，擲杯怒目」，眼看著，劉基彷彿要人頭不保了。
然而片刻之間，朱元璋朗聲大笑，滿面怒氣化作烏有，一句讚歎脫口而出：「千古名罵，萬載相傳！」
劉基沒有罵錯，朱元璋更沒笑錯，所謂「九惡」論，雖條條如刀刺中朱元璋死穴，卻是他從此打開帝王之門的鑰匙。
「九惡」論如此重要，究原因：首先，「九惡」點出了朱元璋軍隊自身的弱點，可謂振聾發聵；二者，「九惡」點出了與朱元璋同時代的諸多「豪傑」不能成大事的根本原因，預言了他們最終失敗的命運；最後，「九惡」點出了兩千年歷次農民起義雖轟轟烈烈，卻大多只能走向滅亡，徒為他人做嫁衣裳的根由。甚至之後的明末農民起義，乃至清末太平天國運動，其結局也終不幸被「九惡」所言中。提出「九惡」的劉基，果不負他「渡江文士無雙」的評語。
劉基能夠總結出「九惡」，實非偶然。面見朱元璋時的「九惡」論，其實早在4年前，就寫在他致元順帝的《平賊十策》中，那時他還是一個「深受國恩」的大元進士，並曾在浙東自募兵勇，盡心竭力圍剿方國珍等「義軍」，直到眼見元朝廷已腐敗至不可救藥，方才憤然離去。所謂「九惡」，是因他常年站在「農民起義」的對立面，耳濡目染才看得清楚。刻骨銘心的悟語，化作朱元璋逐鹿天下的利器。
且讓我們以「九惡」為線索，串一下元末農民大起義的風雲景色。
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內外交困的元王朝征15萬民夫治黃河，因官吏暴虐導致民怨沸騰，終在「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的感召下，由白蓮教首領劉福通、韓山童率領，在河南黃陵崗起事，推倒了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多米諾骨牌。
這以後就是群雄並起，風雲際會。同年八月芝麻李等人在徐州起事，佔領徐州。徐壽輝、鄒普勝在湖北蘄州起事，十月稱帝，國號「天完」。郭子興、孫德崖等人在安徽鳳陽起事，這些都屬「紅巾軍」派系，作為「紅巾軍」核心的劉福通一部，更是在4年後建都亳州，立「小明王」韓林為帝，國號「大宋」，正式扯起了「反元復宋」的大旗。浙江的方國珍和江南張士誠，雖不是「紅巾軍」一脈，卻也割據一方。大江南北，可謂沸反盈天。
可「起」得快，「滅」得更快。身為「核心」的劉福通起勢猛，一度攻克宋朝舊都汴梁，接著揮師三路北伐，氣焰滔天，卻犯了「九惡」中「攻伐無度，形同流寇」一條。三路北伐只知流竄攻城略地，毫無戰略目的。接著又不幸「勝時聚集，敗時作鳥獸散」。西路軍攻陝西鳳翔失利，一路潰散。東路軍受挫後起內訌，兩位主將趙均用和毛貴窩裡斗，先是趙均用殺了毛貴，接著趙均用又被毛貴手下殺掉。赫赫大軍，群龍無首，頓成流寇。雖一度攻克元上都甚至佔領高麗，卻終在元朝鎮壓下全軍覆沒。元氣大傷的劉福通連連敗陣，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被元廷擊破後，攜「小明王」於滁州投奔朱元璋，「反元復宋」，曇花一現。
其他諸路豪傑犯「九惡」更甚。郭子興與孫德崖聯合佔領鳳陽，接著「時降時反，相互猜疑」，幾個主要領袖明爭暗鬥。郭子興本人也「為將者心胸狹隘」，甚至幾度聽信讒言，欲治死彼時身為他部將的朱元璋。徐壽輝的「天完」政權更甚，建國後「攻伐無度」，很快因戰線太長，遭元朝反撲。做「皇帝」的徐壽輝，被部將倪文俊篡權，倪文俊又被天完政權另一悍將陳友諒幹掉，連國號也改成了「漢」，這何止是「相互猜疑」，簡直是「窩裡反」。南方的張士誠以及方國珍，則是「時降時反」，割據了一塊土地就不思進取。所謂「各路豪傑」，終不是成大事之人。
有幾惡，各路豪傑很有「共同語言」。如「掠人妻女財產，只知取之於民，而不知養於民」，以劉福通的紅巾軍及方國珍為最。劉福通的紅巾軍三路北伐，導致主戰場山東「赤地千里，鄉民紛紛結團練以自保」。方國珍居浙東，常「大掠沿海，荼毒生民」。至於「不敬孔孟，褻瀆聖人之道，敗壞天理人倫」這條，更是通病。紅巾軍以「白蓮教」為思想支柱，所過之處，甚至發生過焚燒學堂，拆毀宗廟等事。對所掠的讀書人，也無不「極盡羞辱斯文之能事」。這裡面例外的是張士誠，在佔領蘇州後「修儒尊孔，禮敬文士」不假，卻很快沉溺於和文人們的飲宴詩文唱和，全然是宋徽宗做派。至於「為士者缺乏訓練，作戰形同群毆」，元末農民軍，多未受過正規訓練，起事時遇到腐敗元軍，尚能戰而勝之，後來元廷啟用察罕帖木兒、王保保等名將，整頓了「正規軍」的戰鬥力，便使多路義軍連連敗績。最要命的恰是「此義軍與彼義軍之間，相互猜疑，互相攻伐」。諸路「反元豪傑」，幾年征戰下來，相互之間的征伐次數，遠甚於和元政府軍的作戰次數。
如此「九惡」泛濫，又何談「一統天下」。
所幸彼時元朝氣數已盡，雖有王保保等名臣輔佐，但朝政腐敗，皇帝昏庸，宗室王公之間相互傾軋，內戰不休，比南方的「義軍」好不到哪裡去。於是有了朱元璋逐鹿天下時的情形，元朝滅不得南方諸「豪傑」，可諸「豪傑」也成不了大事。長江為界，南北分裂割據，互相對峙，最終問鼎天下的會是誰？
在這場天下紛爭中，最終的勝利者，必然是一個「九惡」中「犯」得最少的人，若能把「九惡」變成「九不惡」，這個人，終將成為這個時代的王者。
於是，朱元璋脫穎而出了。
朱元璋怎樣開始做「九不惡」？他又怎樣做到？朗聲一笑容易，條條付諸實施可就難了。在這之前，他本是草頭百姓，家中鬧饑荒，父兄橫死，無奈之下出來闖世界。先做僧人，後來僧人做不下去，投奔了郭子興的紅巾軍，得到賞識成為愛將，卻屢次捲入當地紅巾軍的權力鬥爭中，終於下定決心提兵另闖天地。之後步步為營建立「根據地」，及至打下南京，有了自己的地盤，等來了元末第一謀士劉基。
眾所周知的事實是：雖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可歷代爭天下，最終得勢的多是世家豪族，所謂農民起義，雖喧囂一時，卻免不了給別人做嫁衣裳，逃不了覆滅的厄運。
從大澤鄉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