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吳政權與江東世家大族的關係演變，是孫吳史研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課題，田餘慶先生首先提出後，學者多有論及。依筆者之見，自孫吳立國至孫皓亡國的半個多世紀里，兩者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處於一種動態的相對平衡中。孫氏政權賴江東世家大族而立國揚威，江東世家大族也緣孫氏政權而勢力日增。
孫策時期：試探與靠攏。
孫策進入江東後，對江東世家大族的認識有一個轉變過程。草創江東六郡時，孫策並沒有充分認識到江東大族的實力之厚，年少氣銳的他以為，憑他手下眾多的能征慣戰之士，無須仰給當地大姓，就能在江東建功立業，成就一番事業。所以，孫策對不服從他號令的人，一概誅之而後快，其中既包括由朝廷任命，視孫策為叛逆的州郡長吏，如許貢、劉繇、王朗等人，也包括割據一方、不服從孫策號令的地方豪強割據勢力，如嚴白虎、鄒他、錢銅等，以及吳地大族如盛憲等。在專賴武力行事的過程中，孫策漸漸看清了江東大族潛在實力的深厚，並進而得出結論：要想在江東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必須改變以前的一味用強政策，實現與江東大族的合作。這是孫策的一大戰略轉變，儘管孫策生前並沒有明確表露這一意圖，但我們可以從他安撫、網羅吳地人才的做法中窺知一二。
其一，孫策入吳後，嚴格約束手下部隊，禁止擾民，以博得吳地百姓，當然也包括吳地大姓的好感。入吳之前，孫策在吳地老百姓的傳聞中形象不佳，「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在孫策大軍入吳後，「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竟以牛酒詣軍」。一支戰鬥力強大而且紀律嚴明的軍隊，不但能得到吳地老百姓的衷心擁護，而且也令江東大族備感寬慰。
其二，孫策對江東大族的結好，主要體現在他對吳地人士的搜羅與重用上。孫策轉戰江東六郡時，身邊除孫氏宗族中人孫河、孫靜、吳景等，淮泗精英如張昭、周瑜、黃蓋、程普、周泰等跟隨外，還有一批江東的文臣武將，其數量雖不可與孫權時期同日而語，但也是孫策傾心接納的結果。而且，這批吳地人士大多身居顯職，孫策也視之為股肱，倚之頗深。如朱治，丹陽人，孫策進軍江東時，朱治以吳郡都尉的身份驅走原吳郡太守許貢，迎孫策順利入吳。朱治資歷既高，功勞又著，又與吳地大姓關係密切，在吳地有著相當的表率作用。虞翻，會稽餘姚人，孫策攻王朗時依附，他不見容於孫權，卻為孫策所重，孫策甚至讓虞翻出使中原，令北方士大夫一睹南士風采的打算。虞姓為會稽四姓之首，系文化士族。虞翻與朱治的依附，對吳地人士起了一文一武的模範作用。其他如董襲，會稽餘姚人，「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是最早投附孫吳政權的吳地人士之一；凌操，吳郡餘杭人，「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賀齊，會稽山陰人，「孫策臨郡，察舉孝廉」，後戎馬一生，為孫吳政權東征西討；全柔，吳郡錢塘人，「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楊都慰」，全柔出身名門，祖上曾為漢尚書郎右丞，算得上江東文化士族，影響力頗大；還有芮良，丹陽人，父芮祉跟隨孫堅征戰，自己跟從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這批江東人士在孫策入吳前後就已融入孫氏集團，並對孫吳政權忠心耿耿，權勢與地位也日見其上，除虞翻為孫權流放外，其餘大多被孫權重用。
孫策的這一戰略意圖，在他選擇繼承人的時候，得到了最終體現。孫策臨去世時，張昭等人按常理推測，孫策極可能會選擇和自己性格相近，即同樣以「驍悍果烈」著稱的三弟孫翊為繼承人，卻不料孫策選中了孫權。「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原因孫策交待得很清楚，「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要立足江東，不能單憑武力行事，尤其在如何處理與江東大族的關係這一決定孫氏前途的關鍵問題上，光有武力的孫翊顯然是難以勝任的，唯有「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的孫權才是最佳人選。
漢末天下大亂，江東地區雖有劉繇、王朗這些朝廷牧守，但他們能力有限，自保尚且不暇，江東大族當然不可能死力相效，如虞翻對王朗，不過是盡一種道義上的責任罷了。當勢力強大的孫策擁眾南下時，江東大族自然不會視而不見，只是，依附問題關係到江東大族的前途去向，意義相當重大，在不能斷定孫策能否保護其根本利益之時，江東大族是不會貿然投靠的。換言之，一旦孫策表現出足夠的實力和能力，那麼江東大族的傾心歸靠就是意料中的事。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隨著孫氏集團勢力的逐步穩固和擴大，尤其在孫策採取上述一系列措施之後，江東大族的猜疑之心漸次消弭。只是，大姓的猜疑之心雖去，與孫氏集團全面攜手的時機卻還未成熟，全面合作尚需等待些時日。
孫權時期：合作與打擊。
孫權統治時期，大致可以陸遜為相的赤烏七年（公元224年）為界，分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孫吳政權逐步實現了和江東大族的全面合作，後一階段則是孫權對江東大族刻意防範和打擊的時期。當江東大族勢力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時候，也是孫權對江東大族防範和打擊升級的開始，陸遜之死的深層次原因就在於此。
孫權即位後，對江東大族以招撫為主。由於孫策掌權時已經對江東大族表示出了友好態度，孫權與江東大族的合作就成為水到渠成的事。孫權初即位時，「深險之地鋒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孫權在張昭等人的扶持下，除派親信將領攻打吳郡、會稽、丹陽三郡的山越族，還做了一件重要事情：「招延俊秀，聘求名士」，以擴大統治基礎。其中既包括南渡北士如魯肅、諸葛謹、嚴峻、步騭等人，也包括江東大族中人，顧徽、陸績、張允、張溫、駝統、陸遜、陸瑁、朱恆、吾粲等人，均在此時進入孫氏統治集團。
隨著孫權對江東大族的倚重，迎來了孫氏集團和江東大族全面合作的高潮，其標誌就是吳地士人大量進入孫吳政府並分享最高層權力。在基層州郡，孫吳和曹魏一樣，早在嘉禾年間（公元232年～公元238年）就已設立九品中正制，以選拔人才，州置大公平（後稱大公正），郡設中正。這一制度的設立，得利最大的當然是江東大族，其次才是南渡北士。如《三國志·吳書·朱治傳》稱，「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在中央政府，顧雍從黃武四年（公元225年）到赤烏六年（公元243年）卒於任上，為相19年，陸遜則自夷陵之戰後，屢遷為上大將軍，「吳於大將軍之上復置上大將軍」。這樣，吳國的最高文職丞相，最高武職上大將軍，兩者均落入吳人之手，足以說明江東大族的勢力至此已發展到極盛。
在江東大族勢力迅猛發展之際，危險也同時出現。孫權對江東大族的猜忌和懷疑日漸加深，並採取了一系列的打擊措施，並具體體現在暨艷案、呂壹事件和二宮之爭這三件事上。暨艷案發生於黃武三年（公元224年），張溫、暨艷是吳郡人，與顧、陸大姓關係密切，張溫之妹就嫁給了顧雍子顧承。二人以「核選三署」為名，行「彈射百僚」之實，矛頭所指都是淮泗人物，如丞相孫邵、太守王靖，這自然引起淮泗集團的強烈不滿。
孫權堅決站在淮泗集團一邊，不顧駱統、陸瑁等人上疏求情，殺暨艷、廢張溫，此後張溫一族也從吳國政治中消失。呂壹事件發生於赤烏元年（公元238年），這一次是孫權借校事呂壹之手對江東大族勢力進行抑制，首當其衝的是丞相吳人顧雍，然後是左將軍吳人呂據，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打擊，引起江東大族的強烈不安。而驃騎將軍步騭、太常潘浚等淮泗重臣也極力反對，最後孫權不得不以呂壹為替罪羊，一殺了事。
如果說，前兩事件對江東大族的打擊還只在局部，那麼二宮之爭對江東大族的打擊就可謂傷筋動骨了。二宮之爭是太子孫和與魯王孫霸間的奪位之爭。大體而言，江東大族多支持太子孫和，淮泗集團則大都擁護魯王孫霸，孫權對二宮之爭貌似公允實則偏心處置，淋漓盡致地體現了他打擊江東大族勢力的決心。
他先將丞相陸遜逼得「憤恚致卒」後，繼續遣使責問陸遜子陸抗二十事。接著，原丞相顧雍子顧潭、顧承兄弟被流放交州，客死異鄉，驃騎將軍朱據被賜死，尚書選曹郎陸胤下獄，太子太傅吾粲被誅殺，張純棄市，江東大族中的重要人物可以說是摧折殆盡。相形之下，孫權對參與二宮之爭的淮泗人物的處置卻是輕描淡寫的，僅全寄、惕竺、吳安、孫奇4個無關緊要的小人物遭誅，其他重要人物如步騭等反受升遷。
孫權對江東大族堅決打擊的原因，絕不僅僅在於陳壽所說的孫權疑心過重，即「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既臻末年，彌以滋甚」，其原因是深層次的。
從政治上看，孫吳國內除孫氏宗室外，另有兩股政治勢力，即南渡的淮泗集團和江東大族集團，這兩股勢力共同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