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的演進中，有一個很出名的詞叫「中興」。所謂中興，就是在一個王朝處於衰落甚至到了滅亡邊緣的時候，卻突然出現一段勵精圖治的時期，通過內外政策的調整，使這個王朝挽救危機的局勢，重現繁榮的勝景，這樣的時期，就是為無數封建士大夫以及百姓神往的「中興」。
在中國歷史上，「中興」的時候不少。漢唐宋明清五大封建王朝，都有過讓封建歷史學家們津津樂道的「中興」時代，但是大多數的中興，往往都有兩個毛病：一是這些中興的持續時間比較短，大多都是某一個君王在任時期，而且會隨著這個君王的過世，就戛然而止；二是這些中興，大多數都是通過對體制內政策的重新調整實現的，中興的過程，也多是表面的繁榮，內在的矛盾隱藏得很深，在這樣的狀況下，中興的「含金量」，其實就打了折扣。如果真的要說哪一個中興是名副其實的話，那麼東漢開國的「光武中興」，是其中無可爭議的「第一中興」。
有關「光武中興」的歷史評價，歷代的史家讚美甚多。比如東漢時期的學者張純就曾說「（光武）興於匹庶，盪跌天下，誅除暴亂，興繼祖宗」。後世的讚美也很多，比如南宋時期的陳良更說「古今中興，無過於此」，顯然是至高無上的評價。之所以評價很高，還是因為光武中興的成就，不但結束了西漢以來戰亂的局面，重建了一個漢朝盛世，且這場中興的沿革，並沒有因為劉秀的過世戛然而止，相反繼續發展，持續之後的幾代人。無論從持久程度還是「GDP成就」上，光武中興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當之無愧的。
且來看看，真實的光武中興，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
後人說光武中興的成就大，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劉秀登基即位的時候，面臨的是一個非常殘破的爛攤子，甚至比起西漢開國皇帝劉邦來，他面臨的困難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劉秀初即位的時候，當時與劉秀同時代的馮衍就曾有言「禍害未解，兵連禍結，刑法彌深，賦斂越重，夫婦離散，廬落丘墟」。因為從王莽末年開始的連年內外戰爭，漢帝國的經濟破壞極其嚴重，根據人口學家的統計，在從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的戰亂中，大約有一半以上的中國人死於戰亂，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青壯年勞動力。西漢帝國的舊都長安周圍甚至堆滿了屍體，長年散發著腐臭的味道。而比西漢開國更嚴重的，就是東漢這時期的連年大規模瘟疫，與匈奴戰爭以後，從草原上傳來的各種瘟疫，開始在中國大範圍地蔓延，當時的中醫對這些新出現的「超級病菌」，幾乎沒有任何好的辦法。尤其是鼠疫，在當時中國，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與之相對應的，就是比時知名的士大夫階層，對於新建立的東漢政權，還普遍採取觀望不合作的態度，特別是富有聲望的名門們，都多次拒絕過東漢政府的召見。而且邊境的問題也越演越烈，匈奴趁機侵擾邊關，漢帝國的邊防幾乎是烽火連年，內外交困的局面，就擺在了劉秀的面前。
對於光武中興採取的各種措施，各類歷史學家都給予很高的評價，主要的焦點，都集中在劉秀髮展生產，與民休息的各種政策上。事實上，劉秀之所以能夠迅速的讓國家從戰亂的破壞中走出來，穩定國家政局並且恢複經濟，有一個和劉邦不同的原因，那就是在全面恢複國民經濟之前，首先集中中央的威權。這就是東漢與西漢最大的不同，西漢採取的是道家黃老學說，主張無為而治，即鼓勵民間自然經濟自由發展，國家並不做太多的干涉。東漢卻不一樣，東漢崇尚的是儒家大一統的學說，講究的是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用國家的力量整合資源，使得經濟高速騰飛，所以要做到這一點，劉秀在整治國家之前，首先整治的，是中國當時的政治制度。
劉秀當時對政治制度的整治，如果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強化皇權，限制外戚。即用行政改革的方式，讓他的個人意志迅速成為國家的主體思想，並且滲透到國民經濟的各個角落之中。
首先一條，就是加強中央對方的行政控制。
東漢在建國的時候，大體的國土面積與西漢差不多，國家以郡縣作為地方政權，全國一共有118個州郡，從地方區劃的數目上看，東漢的地方郡縣數量遠遠大於西漢，這正是為了分散地方的權利，保證中央對地方的絕對控制權。與此同時，漢武帝時期曾經臨時設置的十三道刺史，被劉秀改革為常設機構。刺史負責治理其境內的管理，並且有領兵、發兵的權力，傳統的地方州郡官員，其權力已經被大大地削弱。同時，劉秀因為人口減少，在全國開始了「縣城合併」運動，在全國裁撤了大批地方縣城，將縣城合併，以集合人口，全面進行恢複經濟的工作。
漢光武時代開國的地方官員們，身份和西漢初期開國也有很大不同。西漢初期開國，在地方官員的任用上，都是老成持重的當地名流，成分比較單純。到了劉秀時代，地方官的成分非常複雜，既有王莽時期的舊官員，也有皇室宗親，功臣宿將之後，因為人員比較雜，所以隱含的麻煩也比較多。王莽時期的這些舊官員們，和前朝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些人固然有非常豐富的治理地方的經驗，但是前朝的陋習也非常嚴重，尤其是在掠奪百姓和貪贓枉法上，許多人都是「老手」，這些人既要用，更要監督。而皇室宗親與功臣宿將，他們的問題卻是「馬上得天下，馬上難治天下」，這些人大多數是軍人出身，最大的優點是打仗，治理地方本身就不是他們的長處，有時候一些簡單粗暴的辦法，反而會好心辦壞事，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所以設立刺史制度，對地方官員進行監督，最大限度地削弱地方官員權力，不給他們專權的機會，也就顯得尤其重要了。
在地方職權進行調整的時候，東漢帝國的中央機構也在進行改革，東漢的官制，主要沿用了西漢的三公九卿制度，即司徒、司空、太尉三者稱三公，但是在具體的職權上，東漢卻進行了大力的削減。和西漢時期三公往往有「太師」「太保」「太傅」等名譽爵位不同的是，東漢僅僅保留了「太傅」。東漢的九卿，和西漢不同，完全被劃入了三公的附屬之中，從表面看，這樣是加強了三公的權利，但事實上劉秀卻是「陰壞」。一是劉秀一反西漢時期讓周勃、陳平等開國元勛擔任丞相的做法，在他的政府里，開國元勛一律不能擔任三公。而在權利上，三公其實也大為縮水，劉秀的各項統治政策，大部分都是由尚書台來實行，三公其實更多的時候，是一種名譽性的職位。
而劉秀在中央政權上的新發明，就是著名的「尚書台」。尚書在西漢的時候就有，但那時候的尚書，只不過是少府的一個辦事機構，甚至沒有單獨的名分，到了劉秀時期，尚書的權利迅速擴大，尚書台設主官一人，稱尚書令，下面有副主管——尚書僕射，外加左右二承。下面的曹史等各級官員，共有62人。在東漢時期，尚書台才是國家權利的最高核心，他們位高權重，朝廷決策，機密謀劃，賞罰官員，都是由尚書台來運作，三公的職權大部分都被他們取而代之。而對比鮮明的是，尚書台的官員品級並不高，這樣一來，三公有高位而無實權，尚書台有實權而無高位，兩家互相牽制，劉秀的皇權，也就可以從中掌控，高枕無憂。為了統一中央威權，劉秀可謂煞費苦心。
這種強化個人威權的做法，在東漢開國的時期，不但沒有引起下面的抵觸，反而引起了舉國的擁護，因為尚書台的官員，雖然品級低微，但大多數都是來自於和功臣宿將關係密切的官員，上上下下早已經形成了盤根錯節的關係。所以位高無權的三公和位低權重的尚書台之間，開始也就能形成「和諧」局面。但是從當時恢複國民經濟的角度說，尚書台的建立，確實起到加快國家行政效率的作用，比起三公掌權時期的機構林立，人員臃腫，行政效率低下，對新政策的抵觸重重，尚書台對於皇帝，卻只有無條件的尊奉實行，帝王的威權在這個過程里，得到了大大的加強。
與行政機構改革同時進行的，是劉秀對於外戚集團的遏制。當時的劉秀，對外戚集團是極其提防的，因為當年西漢帝國，就是滅亡於外戚的王莽集團，所以劉秀在開國後，對外戚進行了種種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就是用金錢換權力，即給予外戚充分的經濟特權，用來換取外戚們的行政權力。在這一點上，劉秀首先拿自己的舅舅開刀，他的舅舅焚丹、焚尋、焚宏相繼封侯，在封侯的同時，其手中的兵權也被劉秀收回，劉秀還煞費苦心，給予三位舅舅名馬高車，讓他們在家鄉招搖，以示榮寵。劉秀的三個舅舅們也很知趣。比如劉秀的舅舅焚宏，多次告誡家人要謙虛，並且把「富貴盈滿自溢」作為祖訓，要求家人來起尾巴做人。舅舅們起帶頭作用了，其他人更不用說。劉秀在封郭聖通做皇后時，順便封了皇后的幾個兄弟為侯爵，後來郭聖通被廢除，但是她的幾個兄弟並未被追究責任，只是被免除了行政官職，反而加賜俸祿。郭聖通之後被封為皇后的陰麗華，她的哥哥陰識長年跟隨劉秀征戰，立有大功勞，但是，當劉秀表態要封陰識侯爵時，陰麗華卻私下告訴兄長，不要輕易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