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大有為」之君，漢武帝劉徹確實是一個很「有為」的人，一輩子干過的大事著實多，比如打的仗多，對匈奴的戰爭一打就是一輩子，從青年打到他過世都沒完。對南越、西南部族的戰爭，一打更是曠日持久，連打帶拉，終把廣闊的西南、東南大地徹底納入中華治下。外交活動也多，先有張騫通西域，又有大規模開發西域，連出使帶賞賜外國使者，同樣花費巨大，工程建設也搞的多，河西走廊還有河套草原，都設立了郡縣進行統治，在當地鑄城駐軍，不惜血本站住腳跟。還有兩次大規模治理黃河，動用部隊十幾萬人，把黃河從東到西修繕了個遍。外加私生活也豐富，賞賜皇子，乃至求神拜佛，泰山封禪，樣樣都搞得轟轟烈烈，終其在位54年，始終「有為」的很。
既然「有為」，自然就要花錢。打仗不用說，是拿錢砸出來的，所謂通西域，發展友好關係，沒錢自然玩不轉。至於私生活方面，更是揮金如土，干工程修城池治黃河，樣樣也大把花費，偏偏漢武帝本人也是個很大方的人，只要活干成了，封賞賜錢眼皮都不眨巴一下，打贏了仗的士兵要獎賞，軍官要獎賞，求神仙求的好的道士方士也要獎賞，來訪的各國使臣更要獎賞。如此種種，都要錢，雖然西漢早年經過休養生息，積累了大筆財富，但到底也經不住他這種花法，文景時代積累的錢糧，早在公元前124年漢朝在河套鑄城屯軍時，就已經花費殆盡了，以漢朝當時的稅率和農業水平，是難以支撐起漢武帝這般「大有為」的。秦始皇折騰了十幾年，就把秦朝折騰沒了，漢武帝折騰了54年，雖然晚年也鬧得積弊叢生，但西漢帝國終究挺過來了，原因很簡單，他有錢。
可是，漢武帝的錢從哪裡來的？
來錢的花樣當然也多，比如漢武帝時期開始賣官鬻爵，凡是出錢的，要爵位有爵位，要官有官，比如加重民間賦稅，提高農業稅率，稅賦最重的時候，把小股的農民起義都逼了出來。當然也有發展生產之類的好事，比如在民間改良農具，推廣新型耕作方法，提高土地產量。但如上種種，皆只能算是來錢的小頭。「大頭」的費用，都來自一個地方——經濟改革。
漢武帝在位時期，同樣是西漢經濟的重要轉型期，比起西漢早期的輕徭薄賦，與民休息，這時期整個西漢帝國的經濟形態乃至經濟模式，都發生了新變化，漢武帝適時而動的經濟大改革，才是他能夠獲得足夠金錢支持的關鍵。至於經濟改革的成敗，身前身後更是評論不一。
漢武帝時期財政出現困難，是從公元前120年左右開始的。
那時正是西漢帝國對匈奴戰爭的白熱化時期，漢帝國從公元前129年開始，變被動防禦匈奴為主動出擊匈奴，之後相繼收復了河套草原和河西走廊，隨後又發生了匈奴渾邪王、休屠王歸順的事情。打仗的軍費開支，賞賜將領的開支，乃至安置匈奴降軍的花費，樣樣都支出甚多。到公元前124年，西漢帝國就已經花光了文景時期積累下來的錢糧財富。比這個更嚴重的，是西漢帝國此時經濟政策出現的問題，簡單的一句話就是：經脈不通。
西漢立國初期，國家經濟凋敝，因此西漢王朝的主要政策有兩條，一是重農抑商，二是輕徭薄賦。所謂的重農抑商，主要內容就是提高地主地位，極力打壓商人地位，壓制工商業者的生存空間，鼓勵墾荒與農業生產。而輕徭薄賦這一條，卻讓重農抑商政策名存實亡，因為漢帝國早期的稅率低，不僅僅是農業稅低，商業稅同樣低，隨著農業生產的恢複與繁榮，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也就不可遏制。漢文帝時期，還開放了原本的「關卡制度」，允許不同地區的商人自由流通，開放了原本不許老百姓進入的山澤叢林，如此一來，商品經濟的發展便沒有了障礙。到了漢武帝即位的早期，中國大地已經是豪強叢生，新富階層遍布各地，商品經濟，呈現出勃勃繁榮之勢。
等到漢武帝即位才發現，所謂繁榮，其實多是表面繁榮。因為這樣的繁榮，是和政府沒有關係的，大戶富了，政府的稅收增長速度卻沒有趕上民間財富的增長速度，論原因，還是漢帝國「無為而治」惹的禍。
所謂的「無為而治」，就是對民間經濟採取不干涉的政策，鼓勵其自由發展，但自由過了頭，就是政府失去了對民間經濟的控制。以工商業為例，各地的勢豪大戶，大都是商人階層出身，發家之後繼續經商的同時，為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開始買田置地，成為新興的地主階層，在「地主」身份的掩護下，他們獲得了作為商人所難以獲得的特權，更方便他們從經商中獲利。甚至有許多人開始勾結官府，橫行地方。更嚴重的是國家很難從他們身上獲得稅收，因為西漢從建國後，執行的就是低稅率政策，巨大的工商業利潤，用在交稅上的只是九牛一毛。在他們獲得地主身份之後，更借著與官府的勾結，巧立各種名目逃避稅收，如此一來，財富更是滾雪球般增長起來。而且，漢帝國對國民經濟太「無為」，以至於諸多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其經營權都操縱到富商大賈的手裡，這就好比今天一個現代國家，把石油、衛星、航空等產業，都操縱在一兩個寡頭手中，國家既不收稅也不監管，完全放任自流任其發展，這樣做的後果無疑是非常可怕的。
更為嚴重的是，西漢帝國這時期也沒逃過封建社會的固有經濟規律——土地兼并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不可避免，大量的新富階層開始兼并土地，無地農民日益增多。世人都津津樂道漢武帝執政晚期的農民起義，實際上從漢景帝在位的晚期開始，就不斷發生無地佃農造反的事情。與此同時，西漢特權階層過多，無論是地方諸侯還是功臣勛貴，都享有免稅的特權，更享有在地方上收稅的權力，國家每年的生產稅收，相當程度都落在了他們的手裡。所以，在漢帝國府庫充盈的外表下，掩蓋的是稅收效率低下，國家稅收與貧富分布嚴重脫節的現實，這些現實都是漢帝國的「內憂」，一旦爆發出來，就是國家尾大不掉的腫瘤問題。
人難以想像的是，比起後世的封建王朝，此時西漢帝國的貨幣政策相當不成熟。西漢帝國的貨幣政策，從建國早期就制定得極其粗簡，即使是漢文帝這樣的明君，也做過允許寵臣鄧通私人鑄造貨幣的傻事，後來雖然被漢景帝叫停，但是此時西漢帝國流通的貨幣，可以說五花八門，既有中央發行的貨幣，也有地方諸侯國發行的貨幣。從漢高祖劉邦在位開始，南方的吳國等諸侯國，就有私人鑄造貨幣的權力，後來雖然經過七國之亂，諸侯勢力遭到嚴厲打擊，諸侯的鑄幣權收歸中央，但是諸侯私自開採境內銅山，用以鑄造貨幣的事情屢禁不止。到了漢武帝在位時期，國家貨幣的另一問題就是假幣泛濫。漢朝早期的貨幣外形簡單，容易仿造，外加對山澤礦場限制比較少，不要說諸侯貴族們，就是普通的不法商人，也很容易仿造出以假亂真的錢幣。貨幣駁雜的結果，就是國家對國民經濟控制能力的下降。
所以，當我們說起漢武帝即位早期的政治局面時，必須看到，他繼承的，既有祖先留給他的豐厚遺產，也有一大堆麻煩，漢武帝即位早期的中國，是一個經濟繁榮，生活富庶的中國，同樣也是一個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土地矛盾浮出水面，國家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日益虛弱，經濟制度和稅收體系漏洞百出，混亂不堪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在承平時代，或許還能維持一段時間的表面繁榮，但是如果國家稍有變故，就很可能是國民經濟體系的全面崩潰，漢武帝即位早期的國民經濟困局，其實正是為這一切買單。
所以擺在漢武帝面前的問題，不只是反擊匈奴的戰爭，一統國家的夢想，更重要的，是對國民經濟的全面整合，整合的辦法也只有一個——改革。
漢武帝的經濟改革，真正起於公元前120年，改革的動因，最初是為了給公元前119年那場對匈奴的大遠征籌款，屬於「救急」策略，既然要救急，自然就要對準利益最豐厚的部門：鹽鐵。這場改革也有一個名字：鹽鐵官營。
在當時，鹽鐵行業就相當於今天的石油、礦產行業，屬於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暴利行業。冶鐵行業自不必說，需求量大，市場穩定，在漢朝休養生息下，完全可以謀取重利。至於食鹽行業，在封建社會，這更是一本萬利的高利潤行業，煮鹽的成本極低，食鹽又是老百姓的日用品，屬於完全的賣方市場，甚至每年食鹽的「定價權」，也都操縱在富商大賈手裡。對於這兩個暴利行業，先前政府所得的稅收極其有限，而且憑此行業致富的富商們，也早與官府甚至地方豪強勾連，有些人本身就是地方豪強，甚至中央的官員，也有人每年從中取得巨額利潤分成。所以多年以來，政府基本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徹底「無為」而治。
到了這時候，「無為」是不行了。這時期漢帝國對匈奴的戰爭連年開支巨大，早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偏偏這一年禍不單行，黃河暴發了百年不遇的洪水，關中地區又遭到蝗災，政府連賑災的錢都拿不出來，甚至只能向長安當地的富戶告貸。如此捉襟見肘的情況，自然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