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統一天下的秦王嬴政，在功成名就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給自己換一個名號，天下一統了，諸侯都滅了，再當大王，恐怕也顯得寒磣了。如此大的功業，也應該找一個比大王更顯貴的稱呼。他命令手下的博士們為自己提供封號，那些書獃子們冥思苦想了許多，總算送上一個泰皇。解釋說，這個稱呼好得不能再好了，泰，意思是大，皇，意思是三皇五帝，加起來的意思，是您老人家比三皇五帝還大。可嬴政還是不滿意，想了想折中了一下，留下了後面的皇字，然後自己開動腦筋，加了個帝字，這樣一個新名詞就誕生了——皇帝。嬴政很滿意，就這麼叫！好聽！就這樣，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有了自己的名字——皇帝。中國有了自己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嬴政。他的名號，叫秦始皇。
之所以選擇皇帝這個詞，秦始皇還是費了一番苦心的，皇，在漢語的意思里有「大」的含義，至於「帝」，那是古代中國人心目中，統治整個世界的至高無上的天神之首。加起來的意思，就是大大的天神。這等於平白無故地告訴中國老百姓，我，嬴政，這個皇帝，是代表上天來統治你們的，我手中的權力，是上天給予的，一萬年也不會變。從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時代開始，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就有了君權神授的色彩。
但是這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秦朝，只維持了區區15年的時間，就在聲勢浩大的秦末農民戰爭中毀滅了。當時的秦始皇，自己自稱一世，他的兒子要叫二世，他期待他的政權能夠綿延萬萬年，可惜，僅僅是15年。
說起秦國二世而亡的原因，許多熟悉秦國歷史的人都把原因歸結到秦始皇的「暴政」身上，普遍的觀點是，秦始皇好大喜功，濫用民力，以至於玩火自焚，國家衰亡。那麼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在說到秦始皇在位時期的功過之前，必須要正視的，是秦始皇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新生的秦王朝，究竟要建成一個怎樣的國家。
秦始皇的國家政權，是在平定六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雖然他可以用武力滅掉諸侯，統一全國。但是現實的問題是，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結構，內部都是千差萬別的，秦國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夠完全移植到六國的身上？是完全照搬秦國的制度統治六國，還是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制度？這一點，在最早的時候沒有人知道答案。
與政治制度相關的，還有經濟制度，六國的經濟條件和經濟體系也是不一樣的，更重要的是文化傳承也不一樣，秦國的經濟、文化、法律，是否適用於六國的其他地區，會不會因為推行不當引發變亂，這一切，也都是一個未知數。
所以秦始皇的國家，就是建立在這一切未知數上。公元前220年的中國，面對的是之前數百年未見的變局，國家走向一種全新的國體，這個國體應該怎麼運作，沒有人有這個經驗，包括秦始皇本人。
即使是秦國內部，跟隨秦始皇多年的官吏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也不一。當時的丞相王綰，就曾經建議秦始皇將自己的兒子冊封在齊楚故地，因為這是「祖制」，當時的大臣們除了李斯之外，也基本都贊成這個制度，秦始皇本人也一度動搖，但李斯拿著春秋戰國的動亂來作對比，使秦始皇打消了這個念頭。當下宣布，在全國推行郡縣制，建立國家直接掌控的中央集團。
這個政策從穩定國家政權角度看是沒錯，但是在當時，不理解的人也是很多的，尤其是在東部的齊國等地區。齊國是一個儒生眾多的國家，這些儒生們最在意的就是西周的宗法，祖制，在他們眼裡的秦始皇，就像是當年垂拱而治的周天子。現在拿到天下了，卻不想著分封，這是大逆不道的事，更何況郡縣制推行下去，也不是完美無缺的，一個問題就是，當時秦國委派為郡縣地方官的官員，大多都是來自於秦本國，貿然進入了一個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地方，這個官當得能舒坦嗎？
所以，在公元前213年，山東儒生淳于越在宴會上當場諷刺秦始皇，將秦始皇激怒。結果在李斯的挑唆下，秦始皇下了焚書之心，開始活埋不聽他話的儒生，這就是秦始皇暴政之一的「焚書坑儒」。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從數量上看，燒毀了大量珍貴典籍，並坑殺了460多名儒生，可謂殘暴之至，但這樣的殘暴，卻不是無緣無故的恨。秦始皇本身就對儒家不感冒，他在乎的是法家，在乎的是權謀霸道之術，儒家君君臣臣的君臣關係，他現在根本用不上，也不想用，所以作出殺掉的決定，也就順理成章。
而秦始皇這麼做，也是受了李斯的挑唆。李斯這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給別人「下藥」。早年就是因為他的緣故，坑害了原本秦始皇很想重用的韓非子，這次他妒忌的目標不是一個，而是一群，改朝換代了，六國的人才，全都進了秦國的人才庫，特別是儒生群體，以山東的儒生為核心，英傑薈萃，說不定哪天就會威脅到我的地位，所以必須要早做準備，能下藥的就下把葯，能轟走的就趕緊走。轟不走的，就往死里整，反正要把這些人對我的威脅降低到最小。
其實儒生的反對，淳于越的指責，都是小事，關鍵問題是，這時期的秦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什麼？說起來就兩條，一是外部面臨匈奴的威脅，二是國民經濟在戰亂後的凋敝。
關於這兩條，在秦國統一初期的形勢，都是非常嚴峻的。先說匈奴問題，這時期的匈奴勢力，還沒有後來漢朝時候強，卻也已經是草原三大游牧部族中的一支（另外兩支是大月氏和東胡），此時的匈奴正好佔據河套平原，正對著秦朝國都咸陽所在的關中平原。這個戰略要地被他們拿在手裡，整個中國北部就都暴露在他們眼皮底下，他們想打就打，想搶就搶，原先的趙國和燕國此時也已經滅國，當地雖然有秦軍留守，卻也基本處於不設防狀態了，在這種局面下，不解決匈奴是不行的。
而國內經濟問題也同樣嚴峻，秦國連年用兵，花費巨大，自身的財政窟窿就很大。而六國經歷過戰亂，正是民力疲敝、經濟困頓的時期，這時期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六國地區的經濟制度不一，新的國家財政體系，必須馬上建立起來。國家要想振作，必須要通過經濟體系的整合掌握國家的稅收，這樣軍隊才有資本打仗，邊防才能夠鞏固。
秦始皇是知道這個問題的，所以他登基之後，首先採取的是兩個政策。一是迅速地把郡縣制推廣到全國，在新佔領的領土上設立官衙，鞏固統治。與此同時，秦國由蒙恬率領30萬大軍北進，經過浴血奮戰，從匈奴人手中收復了河套平原，建立了防備匈奴的核心基地。暫時解除了匈奴對南方漢地的威脅，「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正是這一段時期。必須承認，秦始皇北擊匈奴的一戰，並非是窮兵黷武，如果當時不主動採取出擊政策，任憑匈奴肆意劫掠，那麼北方的漢地就永遠無法安寧。而且在收復河南地後，秦始皇為了節省開支，命令蒙恬就地屯田，結果河套地區的糧食不但能夠自給，還可以供應給其他周邊軍鎮。這些措施在當時都是明智的。
在內政經濟方面，秦始皇很快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官僚體系，全國分為46個郡，中央在地方確立了嚴格的集權統治。在經濟方面，比較重要的一條就是「使黔首自實田」，也就是說，讓老百姓自己核查土地數量，然後上報中央，這就等於是徹底掃除了殘存的井田制，使新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全國迅速成型。這一條對於秦國統一後經濟制度的確立，以及經濟的發展，都是有著關鍵意義的。在此基礎上，秦王朝的土地賦稅制度也建立起來，國家的賦稅徵收，分為口租、口賦和雜賦，這也基本是沿用秦國時代的土地稅收政策。這其中，口租就是農業稅，即田賦；口賦就是人頭稅；雜賦就是每年臨時徵調的賦稅。秦朝的農業稅，是交十分之一，人頭稅的數量，和西漢文景之治時期基本持平，大約120錢左右。這兩樣在當時，都算不得太重的稅。至於雜賦，一般都是在遭遇戰爭的時候臨時徵調的，現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負擔，表面上看也不會太重。與此同時，貨幣、度量衡、文字，也都在這一時期統一了，秦國的法律《秦律》也頒布全國實行。分散的中原六國，漸漸被秦始皇捏成一個統一的力量，觀這些行為，我們必須承認，早先的秦始皇，還是很有勵精圖治一面的，在捏合整個國家合力，加強中央集權方面，他都做得很不錯。
秦國國事的惡化，通常的說法是「暴政」，暴政的內容，主要包括大興土木營造宮室，修築秦始皇陵墓、阿房宮等。但真正勞動百姓最甚的，是三項重大工程，一是修築長城；二是修築國內的驛站道路；三是整治國內的河道。
這三項大工程，幾乎都是前後腳展開的。秦始皇開鑿運河，範圍非常廣。在平滅六國後的第二年，就曾經發動10萬民夫整治江南的邗溝，以及山東的濟水運河。與此同時，秦始皇派30萬大軍收復河套平原後，又一口氣徵發了40萬民夫整修長城。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又再次征伐40萬民夫，整頓國內的驛站，以關中平原為中心，修築了連接中原以及南方的驛站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