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春秋和戰國之間有什麼不同？恐怕可以羅列出很多來。國家政治結構的不同，軍事組織形成不同，官職分布不同，甚至諸侯國的統治者不同，戰爭的規模不同，戰爭的目的不同，社會的文化思潮不同，但是所有的「不同」，歸根結底到一點上，卻只是一件事：經濟基礎不同。
我們說戰國時代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期，歸根結底，其實就一件事，這是整個中國經濟結構和經濟基礎的轉型期。按照政治學的說法，也是社會生產關係的轉型期，種種大變革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最終還要落實到老百姓生活狀態上的變化。縱觀從春秋到戰國的所有變化，根本上說，戰國，改變的是中國人的生活。
且去看看，戰國究竟改變了中國人生活中的哪些方面？
戰國改變中國人生活的一大方面，就是基層社會關係的變化。如果國家的經濟體系是一個房屋的話，那麼奴隸制的屋頂，是奴隸主，地板是奴隸，這也是春秋的社會關係。而在戰國時代，這個關係隨著變法的深入，各個國家的轉型，奴隸制小國的被平滅，早已經不復存在了，拔地而起的是一棟新房屋：封建社會關係。這個房子的屋頂，是地主；房子的地板，是佃農；房子的牆壁，是大大小小的自耕農。
在戰國時期的風雲變幻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活動家，縱橫捭闔的國君們，揮斥方遒的將領，或許立場不同、陣營不同、觀點不同、敵友關係不同，卻有一點身份是相同的，他們都是百分百的地主階級。
有關戰國時期的社會轉型問題，各類史料講過很多，講的比較少的卻有一點：這個社會轉型期的各類新階層，他們究竟是怎麼來的？比如，地主是怎麼來的？
戰國時代的地主，是戰國風雲的絕對主角。在戰國早期瓜分奴隸制國家的狂潮里，主角是地主；在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中，那些持不同政見的學子們，背後的利益團體，也大多是地主；在戰國時代風雲變換的變法運動中，那些或剛硬或陰柔的改革家們，他們真實的身份還是地主。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地主更不是一天冒出來的。戰國時代扮演中流砥柱角色的地主們，其實也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形成過程。
戰國時代的地主，主要來源於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原先的奴隸主貴族，他們的身份，很像後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新貴族。在一個社會轉型的大勢所趨里，他們的鼻子比較靈，嗅到的風向比較准，很早就主動轉化了生活方式，雖然本屬於體制內的奴隸主，搖身一變重新做人，在這個社會轉型期里謀取了新的利益，成為新型生產方式的既得利益者。這其中的代表人物，如瓜分了晉國的韓趙魏三族，取代了姜氏齊國的田氏家族。
這些「新貴族」的普遍特點，就是腦子很靈光，而且在原來的奴隸主貴族內部，也大多很不受待見。在舊體制下，他們雖然擁有封地，甚至和統治者有親戚關係，但是不具備世家大族那樣的特權，沒有對軍隊、政權的掌握能力，他們最主要的權力，就是在封地里收取出產，保持富足的生活。因為地位低，既得利益少，所以在這個社會的轉型期，他們的腦袋敢於轉彎，比如在自己的封地里，主動改變了剝削的方式，變以前的奴隸關係，為後來的地主與農民關係，儘可能地給予各種政策，提升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這個變革中，他們最早嘗到了甜頭。嘗到了甜頭，就要爭取更多的甜頭，所以他們就要擴大自己的權力，向舊的貴族搶班奪權。甚至執掌一個國家的政權。這部分人的共同點是，他們本身就是從舊體制內蛻變出來的，身上無法割裂與舊體制之間的聯繫，這也註定了他們進行的各類轉型活動，發起的各類封建化改革，最終是不會徹底的。戰國時期齊國、魏國、趙國、韓國的國家政權，都屬於這種情況，按照過去歷史書的話說，他們最後的衰弱，也是因為「保留了大量奴隸制殘餘」。
在整個的春秋戰國時代，「新貴族」們還有另外一個群體——君子。這裡的君子，不是指的道德高尚的好人，而是說戰國時代脫胎於舊貴族，又在新經濟形勢確立後，實力迅速壯大的新貴族群體。這些人的普遍身份，就是各個國家的王族宗室，他們的普遍特點，就是擁有大量的土地，其財富富可敵國，經營大量的新興產業，包括農業和工商業，也放高利貸。他們自己的莊園里，也有一套完全忠誠於自己的勢力班底，普遍的叫法叫「門客」。門客最多的時候，可以達到幾千人，有時候甚至可以左右國家局勢，在中央集權制度初建的戰國時代，他們是中央集權制度下的衍生品，又是一群掣肘中央集權的「異類」。這些人與國家的統治者之間，既互相利用，又互相制約，最後的結果，就是他們的勢力，隨著戰國時代的結束而結束，門客盈門的盛況，也只能給後人徒增談資。這些人里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戰國四君子」——楚國春申君、魏國信陵君、趙國平原君、齊國孟嘗君，他們活著的時候，大都是本國的驕傲，他們身後的幾千年里，一直被後人看做傳奇，但是真正完成統一大業的，卻是改革最為徹底，沒有君子的秦國。
地主階層的第二個類型，就是戰國時代的官僚階層。他們取代了過去的舊貴族，成為戰國時代國家政權的執行者，成為國君中央集團的幫手，而他們成為地主的方式，就是通過建立功勛，得到國君的土地賞賜。戰國時代，國君對於臣下的最主要賞賜就是土地，尤其是在三晉地區的韓趙魏三國，當年曾經是商鞅主人的魏國丞相公叔座，魏王一次性賞賜給他的土地，最高的時候就有100萬畝。吳起當年因為守備西河要地有功，也被魏王賞賜土地20萬畝。這一類地主的成分比較複雜，有的是舊貴族轉化來的，出身比較高貴，比如公叔座；有的卻是百分百的草根出身，通過建立功業一步登天，吳起就是這一類型。
除了國君賞賜之外，有些官僚也很有投資眼光。在這時代里，他們喜歡把所得的俸祿用來購買土地，比如那位紙上談兵的趙括，對土地的熱愛程度就很高，甚至外出帶兵，一路看到好的土地就買下來。他母親也因為這個，斷定他沒有帶兵之能。而在當時，官僚階層的這種情況很普遍，錢是容易貶值的，土地卻是永遠不會貶值的，有了土地，不止是身份的象徵，也是經濟的保障。
官僚地主階層的擴大，也和戰國各類變法中的一項重要政策有關：獎勵軍功。這項政策最早實行在魏國，後來商鞅在秦國發揚光大。這個政策的主要內容，就是把土地作為獎勵方式，授予那些在戰場上立過功的人。這些通過軍功、戰功獲得土地的官僚地主，和普通的官僚地主身份截然不同，他們往往是戰國政壇上的重要力量。
地主階層的又一個類型，是很有「勵志意義」的，那就是布衣地主，這一群體有兩個類型，一種是平民中小地主，一種是從自耕農、手工業者，甚至奴隸轉化而來的地主。他們獲得土地的手段，主要是土地買賣。這個群體中比重最大的，就是工商業者出身的地主階層，戰國時代一句流行語是：以經商來發財，以土地來保財。在秦始皇登基初期權傾朝野的呂不韋，就是這一類型人物里的傑出代表。
而更有勵志意義的另一個群體是，許多自耕農通過個人的辛勤勞動，逐漸擁有了土地。這一群體主要分布在早期人多地少的秦國、趙國地區。當時的統治者，普遍採取了獎勵墾荒的政策，國家給予墾荒者法律上的保護，並提供農具，特別是秦國，只要你敢刨地，要什麼支持國家就給你什麼支持。商鞅在秦國實施的「廢井田，開阡陌」運動，更成為這一過程的催化劑，許多早期的自耕農們通過銳意地耕作，佔住了大量土地，搖身一變成為地主階層。在當時的中國，秦國之所以人口迅速增長，六國人口大量湧入，是因為那裡是從自耕農變成地主難度最小的地方。
有了地主，自然對應著要有農民，作為被地主踩在腳下的群體，戰國時期的農民，主要包括自耕農、佃農、僱農三個群體。
其中自耕農的來源，有兩類：一是奴隸社會的平民階層，但更多的卻是奴隸社會的逃亡奴隸，那些早期擺脫奴隸主統治的逃亡奴隸們，通過積極的墾荒，流亡到新的地區開闢新土地，逐漸成為了擁有合法財產的自耕農。這一類自耕農，普遍分布在當時的秦國和楚國以及吳國地區，隨著中原地區的戰亂頻繁，大批奴隸逃亡，他們開始往地廣人稀的地區遷移，今天的華東、關中、江漢平原，就是最好的目的地。
戰國時期不同國家的變法，內容雖然不同，但其中一個目的卻是相同的，那就是拚命增加自耕農的數量。因為自耕農數量的增加，意味著國家可以收取稅收的稅源擴大，保證新興的封建制國家建立完備的財政收支體系。這一點上，戰國變法的宗師李悝曾經有過精闢的概括：農傷則國貧。但是對於各路諸侯國來說，自耕農的增加是最困難的，因為國君下面的地主階層，都在想方設法地隱瞞人口，把大量的人口變為自己的佃農。所以魏國變法的時候，採取的是國家提供農具和法律保護的方式，來增加自耕農數量，而到了秦國商鞅變法的時候，卻採取了更加嚴苛的措施，嚴苛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