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的變法不少，南北各諸侯國都搞得轟轟烈烈，但是其中公認最成功的，就是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的成功與偉大意義，各類史料上都闡述過很多次了，但是關於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許多人都籠統地總結為秦國國君的支持，商鞅個人的政策和決心，以及其卓越的行政能力。但對比真實的歷史，這些看法都略顯粗糙。為什麼商鞅變法取得了最大的成功，為什麼只有秦國的變法能夠保持恆久的強大，無論對於過去還是將來，這都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
放在當時的背景下，商鞅變法的整個經過，甚至可以被看做是一場童話般的奇蹟。商鞅進入秦國以前，列國的變法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起來，唯獨秦國還是一片安靜。有能力變法圖強，開創大業的青年才俊們，幾乎沒有一個人願意跨過函谷關，進入秦國這個神秘的國家。因為在所有人的眼裡，在秦國實現變法，幾乎是不可能的，秦國經濟條件落後貧窮，奴隸制貴族勢力強大，民風野蠻彪悍，在中原人眼裡，同屬華夏族的秦人，在當時卻是不開化的野蠻人，這樣的國家，自然沒有人敢涉足。但是商鞅敢，他勇敢地走了進來，最後雖然客死秦邦，但他的變法成功了，他締造了強大的秦國，成就了秦國橫掃六合、滅亡六國的輝煌，無論在生前還是身後，他的這段人生，都被看做一段不可思議的奇蹟。
可是，商鞅為什麼能創造這樣的奇蹟？
說起商鞅能夠創造奇蹟的原因，第一條很簡單，他去的是秦國，宛如一張白紙的秦國。
當時的秦國，既窮又落後，比起中原諸國來，是一張一窮二白的白紙。這時期的秦國，雖然農耕經濟已經成為主要方式，但關中平原地廣人稀，有五分之三的土地還沒有被開發，秦國的農業生產水平，比起中原六國來差距很大。無論是經濟的發展程度，還是文明程度，都遠遠落後於中原國家。而在秦國內部，戰國早期的統治矛盾也異常尖銳，大批的奴隸開始成群抗暴，他們有的集體逃亡，有的嘯聚山林為盜。在封建化程度上，秦國也同樣落後得多，魯國早在公元前594年就實行了封建化的稅收政策——初畝稅，秦國到公元前408年，才由彼時在位的秦簡公推行了這個政策。比起中原諸國可以自上而下的實行變法改革，秦國的國君權力上卻有限得很，戰國早期秦國國君的廢立都由舊貴族操縱。這樣的局面下，要想實現改革，何其難？
但是也同樣是秦國的這些條件，讓他具備了改革成功的天然優勢。首先，秦國經濟落後，制度落後，帶來的結果就是他們沒有中原諸侯國那樣嚴密的奴隸制國家體系。秦國雖然在百里奚時期就引進周朝的禮法，想成為文明國家，但是在國家政治體制的成熟度上，比起中原各國的舊有奴隸制框架，都要差得很遠。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改革，雖然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阻力，但是比起整個行政體制的阻撓，舊貴族個人的阻撓顯然是容易應付的。而秦國雖然生產組織機構鬆散，生產落後，但是秦國的經濟潛力卻是巨大的。關中平原土地富饒，只要能夠改革生產方式，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短時間內就可以實現秦國生產的迅速騰飛，立竿見影的改革效果，會使改革早期的障礙變得一馬平川。
秦國變法的另一個有利條件是他們的文化。在中原人眼裡，秦國人是不開化的「蠻夷」，因為是「蠻夷」，秦國的舊貴族，頭腦中條條框框的舊觀念要少得多。在這樣一個鬆散的舊體制上，推倒重來建立一個全新的國家體制，顯然要比在齊國這樣一個有悠久文化與歷史傳承的國家進行改革容易得多。比如齊國的改革家鄒忌，他之所以採取諷諫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張，並且所有的改革內容表面上都不涉及齊國國家行政體制的轉變，正是懾於這種根深蒂固的舊體制壓力。
秦國改革成功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力主改革的秦孝公本人。縱觀當時所有諸侯國的國君，幾乎找不到一個像秦孝公一樣，具有如此堅定改革決心的國君。他能夠給予改革者全力支持和毫無保留的信任，這是任何一個改革者在其他國家，都無法得到的。
這種毫無保留的支持，無可複製的信任，來自於秦孝公個人的性格，更來自他獨特的身世。
秦孝公的家世很特殊，他原本不是秦國王室的正統繼承人。他的家族是秦國王室宗族中較偏的一支，秦孝公的父親公子連，早年就因為主張改革，觸動了國內舊貴族的利益，被趕出國境。後來公子連不屈不撓，利用秦國發生政變的機會突然回國，在經過苦戰後奪取了國君之位。這次政變兇險萬狀，當時的守舊派已經部署了軍隊埋伏在邊境，準備隨時殺掉他，好在軍隊中支持他的軍官臨陣倒戈，這才鋌而走險奪權成功。公子連即秦國歷史上的秦獻公，他在位期間廢除了野蠻的殉葬制度，制定了五家一伍的保甲制度，並且開始初步推廣郡縣制，在全國設立了四個縣來試點。可惜他的運氣很不好，這時候的秦國，東面面臨魏國的威脅。此時魏國正處於魏文侯改革後最強大的時期，秦國在對魏國戰爭里，連戰連敗，丟失了整個西河地區。改革時代的參與者們，大多沒有長遠眼光，對改革的看法一向都是功利的，秦獻公對外戰爭的失敗，也成為保守派質疑改革的理由。公元前362年，帶著壯志未酬的遺憾，秦獻公在憂憤中死去，21歲的兒子渠梁即位，就是後來締造了秦國變法的秦孝公。
秦孝公雖然年輕，但是家族的傳承，父親為改革辛苦奔忙的一生，他早就瞭然於心，而他也是一個胸有大志的人，改革的成功與否，不僅關係著秦國的強大，更關係著父親的遺願。所以，秦孝公在登基後，連續多次發布了求賢告示，希望能招攬到推動改革的人才，他將給這個人才毫無保留的信任，讓他幫助自己締造一個強大的大秦帝國。他很快等到了這個人才——商鞅。
對於秦國這個有著特殊成功條件的國家來說，商鞅，也是一個不可複製的人物。商鞅原名公孫鞅，是衛國貴族的後人，在西奔秦國之前，他曾經在魏國相國公叔座身邊做謀士，那時正是魏惠王登基的早期，身為相國的公叔座，許多重要的謀略，其實都來自作為他高參的商鞅。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商鞅真正接觸到了當時戰國最強大國家的核心行政機構，他的施政經驗和視野，都來自於這段時光。從師承上說，商鞅承襲自李悝的法家學說，對李悝的《法經》非常推崇，並且精心研究，在漫長的思考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施政改革理念。這樣一個有深厚理論積澱和豐富施政經驗的人物，才是改革者中的最好人選。
商鞅來秦國之前，有兩個偶然因素，讓他差點來不了秦國，一是長期欣賞商鞅才華的公叔座，臨終前將商鞅推薦給了魏惠王，如果魏惠王能夠認可公叔座的推薦，那麼恐怕就沒有強大的大秦帝國了，但魏惠王卻認為公叔座老糊塗了，對商鞅的才能嗤之以鼻。第二個意外，是老謀深算的公叔座深怕商鞅不被魏惠王所用，將來勢必成為魏國大敵，因此勸說魏惠王，如果你不肯用商鞅，就一定要殺了他。商鞅知道後只是冷笑，他既然不聽你的話用我，又怎麼會聽你的話來殺我。事實也正如商鞅所料，魏惠王根本沒拿商鞅當盤菜。不用也不殺，任他自謀生路去了。
這兩個偶然，也包含著一些重要的信息：第一，經過在公叔座身邊數年的錘鍊，商鞅已經鍛造出了深不可測的心機，對於他人心術的揣測，早已做到料事如神，這樣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才能承擔起那場驚天動地的變法。第二，魏惠王並不是一個英明的君主，以他看人的眼光，即使聽了公叔座的話重用商鞅，也不會長期地信任商鞅，這樣一個剛愎自用的君王，根本不可能給商鞅以施展才能的平台。
所以這時期的商鞅，將希望寄托在秦國身上，也是情理中的事情。當時的六國里，趙國和韓國還沒有大規模的變法，齊國是宗族當道，商鞅更不具備鄒忌那般諷諫的本事，自然是去不得。至於南方雄心勃勃的楚國，吳起的例子也擺著呢。所以，秦國，是胸懷大志的商鞅唯一的出路。商鞅，是志存高遠的秦國僅有的選擇。
公元前361年，商鞅來到了秦國，見到了求賢若渴的秦孝公，經過3天的攀談，商鞅以其學說打動了秦孝公。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頒布了變法令，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這場改變戰國歷史的變革，從此開始了。
商鞅變法，從一開始就註定荊棘密布。在變法令頒布以前，秦孝公曾召集群臣討論，結果引來了舊貴族們的集體反對，大臣甘龍等人極力阻撓商鞅變法，而商鞅也不是一個好惹的人，當場與甘龍等人展開了辯論，一番唇槍舌劍將反對派駁得啞口無言。明火執仗的反對，就此變成了暗流，無數的明槍暗箭，在商鞅變法的路途上等著。
但商鞅不懼，他之所以有信心，是因為長年的沉浮，讓他明白一個最簡單的道理：變法要成功，必須採取最簡單直接的辦法，抓住事物的核心矛盾下手，快刀斬亂麻。所以商鞅採取的第一個政策，就是要變法，先變人。所謂變人，就是要樹立改革者的絕對威望，讓他獲得大多數人的足夠的信任。完成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