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的政治，從整個發展脈絡上看，一個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大權是在往下走的。在春秋的大部分時間裡，雖然有尊王攘夷的口號，但結果卻是周天子幾乎是名存實亡，國君們日益不拿天子當幹部。在春秋的240年間，國君們對周天子越來越囂張。但凡事都有報應，事實也正是如此，這樣的報應，很快就落到了國君身上，割據一方稱王稱霸的國君們，隨著爭霸戰爭的延續，他們也驚奇地發現，自己手中的權利，已經逐漸被手下的士大夫們所剝奪，當年他們架空周天子的過程，而今也在他們自己身上重演。許多大國之所以要求停止戰爭，以至於促成了向戎弭兵會議，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的權力，已經由國君下面的士大夫來把持了，對於他們來說，頻繁的戰爭，只能給更多人立功的機會，以至於分散自己的權力，所以和平也就成了大多數國家的願望，從老百姓到實際掌權者。這種國君權力衰弱的過程，就是春秋歷史權力演變中著名的「政在私門」。
而「政在私門」這種局面的出現，對於整個春秋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在從春秋到戰國的歷史轉換中，「政在私門」的現象，也是一個歷史的先聲。
「政在私門」現象發生的直接原因，是在春秋爭霸戰爭里，國君之下士大夫權力的擴大，而深層的原因，卻是因為春秋時期諸侯國的政治制度。
春秋諸侯國的國君之下，主要包括了卿、大夫，這些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和諸侯們一樣，擁有國君賞賜給他們的領土封地。在他們的封地里，他們擁有獨立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而這些領土封地的統治者，都是這些卿大夫的家族宗室們，也就是說其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而他們的發展壯大，卻要拜此時仍然存在的西周宗法制所賜。西周宗法制在行政區划上的核心內容，就是所謂的「天子立國，諸侯立家」，即天子分封土地給諸侯，諸侯再分封土地給更下面的卿大夫。在西周之前，諸侯的卿大夫們的力量特別有限，因為此時沒有戰爭，他們很難通過立功手段獲得更多的封地，因此遠遠不能和諸侯們抗衡，在整個政治中的話語權，也就特別有限。但是從春秋時期開始，在越來越多的諸侯戰爭中，諸侯們為了籠絡下面的卿大夫，總是用分封土地的方式，來換取他們的效忠，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越是在戰爭中得利的大國，獲得封賞的卿大夫也就越來越多，卿大夫的實力也就越來越擴張，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齊國、楚國、晉國，晉國的六大卿大夫，最後把持了政權，楚國在楚莊王之前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也是由若敖氏來掌握國家政權的，所謂的楚王基本就是傀儡。齊國的局面更亂，齊景公之前連續3個國君死於士大夫的奪權鬥爭里，崔杼、慶封兩個卿大夫輪流坐莊，讓齊國的局面一度混亂。到了春秋晚期，這些在歷次征戰中壯大起來的卿大夫們，有相當一部分的已經把國君架空了。一面是實力衰弱的國君，無力進行分封，相反則要搞內部鬥爭，消除卿大夫權力對國君權力的威脅，另一面是羽毛豐滿的卿大夫，也需要足夠的時間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諸侯國之間的矛盾，已經被諸侯國內部的矛盾所取代。春秋末期，大國的諸侯戰爭已經停止了，主要的戰場，轉向了新興起的國家，比如吳國，越國這些暫時不存在這種問題的國家。
卿大夫在尾大不掉的同時，他們為了鞏固自己的位置，也需要在自己的封地內部進行再次分封，也就是所謂的利益再分配。春秋時期的卿大夫們，其內部分為「側室」「貳宗」「小宗」等組織。比如魯國季孫氏的手下，有側室公孫氏；晉國趙穿一族，就是趙氏的側室。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局面下，從諸侯——卿大夫——側室這三個結構中，國家是越分越零散的。這些所謂的側室，因為實力更加弱小，成為了卿大夫的鐵杆死黨，他們死死地把自己捆綁在卿大夫的權力體系上，也正因如此，國君們的根基底部，就被卿大夫以及下面的側室們挖空了，國君被挖空，被奪權也就因此不遠了。
卿大夫們的這種宗族組織，在當時叫做「家」。這裡的「家」，並不是傳統的家庭，而是士大夫的勢力宗族，這是卿大夫們的基礎勢力單位，這個單位經濟、政治、軍事合一，是當時卿大夫階層獨大的主要方式。卿大夫的「側室」「貳宗」等組織，幾乎都是存在於「家」這個組織之中的。這種組織單位，就好比是一個吸收能力很強的海綿，在西周的初期，還只是小小的一塊，但在春秋的大浪淘沙之中，他把幾乎所有的力量都吸附了進來，力量日益膨脹，到了春秋末期，已經足夠威脅國君的統治了。
作為「家」的首領，卿大夫們在自己的「家」中，也就是君主，他們在家裡就是被稱為「主」，這個主的權利，幾乎屬於「三權合一」。在宗法上，他們是一族的首領；在政治上，他們是這塊土地的君王；軍事上，他們又是一支軍隊的統帥。到了春秋末期，許多卿大夫的實力，甚至超過了國君。戰國諸子百家的墨子，就曾經把吳王夫差、宋王偃、中山王尚等諸侯和范吉射、智伯謠、中行雲三個卿大夫合稱為六君，也就是說在墨子的眼中，這些膨脹起來的士大夫們，儼然已經具有了和國君平等的地位。
有了和國君平等的地位，卿大夫們也自然要建立起和國君平等的機構組織。在卿大夫的「家」中，其統治機構，從西周到春秋，總體趨勢是從簡單到複雜，最後到特別複雜，複雜到一定程度後，他們就乾脆從家變成了國家。春秋晚期的卿大夫們，其「家」中的官職設定，幾乎和諸侯國中的政府一樣，比如魯國掌權的卿大夫季氏，就把在魯國朝廷里的機構，稱為「外朝」，把在自己家中的機構，稱為「內朝」，可謂是兩個朝廷，一個領導。而在卿大夫的「內朝」之中，協助卿大夫們處理各種事情的大臣，就是通常所說的家臣，其主要官職，包括中屬大夫、家宰、邑宰，這是家臣中地位比較高的官銜，主要負責替卿大夫們處理封地內的事務和中央家族的事務，這些人的身份，叫做「士」，他們的崛起，也是春秋權力演變的一個重要內容。與此同時，卿大夫們也擁有獨立的武裝力量，比如晉國的范氏、欒氏、齊國的田氏，他們發展的一百多年，主要的特點就是自身武裝力量的不斷增強。在春秋中期，晉國的卿大夫西客就曾帶著自己的私人武裝力量，發動對宋國的戰爭。與此同時，楚國的卿大夫若敖氏，也以自己的武裝力量攻打齊國，一度佔領了齊國的都城臨淄，殺掉了齊國掌權的卿大夫慶封。在春秋中期以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掐架，已經不止是國家和國家的矛盾，更摻雜了不同國家之間卿大夫的矛盾，有時候一些卿大夫之間的私人戰爭，出動兵力的規模，甚至要比國家戰爭還要慘烈。比如齊國卿大夫慶封和楚國卿大夫若敖氏的戰爭，雙方在齊國都城臨淄發生會戰，動用的戰車總數達到了1800多輛，兵員加起來近十萬人，這個規模已經超過了春秋時期大多數大國之間的戰爭。除了在外面互相掐以外，各國國內的不同卿大夫，也頻繁地發生奪權戰爭。比如齊國就是因為連續7次的奪權戰爭，差點導致亡國。而隨著卿大夫威權的擴大，那些卿大夫的土地、人口、軍隊規模也在不斷增大，家臣們所執掌的權力也越來越大，為了不讓家臣們有樣學樣，學自己去架空領導，卿大夫們也勢必要在其「國」內進行各種行政上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把權力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裡。
春秋卿大夫的「家」內改革，開始於春秋時代中後期，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絕對集權。在春秋中後期，卿大夫的改革方式，主要是統一賦稅，確立軍隊的絕對指揮。卿大夫下面的家臣們，一般不具備獨立指揮軍隊和掌握賦稅的權力，所有的權力都來自於卿大夫的授權，這樣一來，封建制中央集權國家的雛形，也就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卿大夫有了絕對控制的權利。當時的春秋，卿大夫的勢力，也就日益牢固起來，成為架空諸侯國君的主要力量，那些卿大夫們，也不再滿足於讓自己的「家」尾大不掉，相反非常期待能夠給自己的「家」前面再加一個字——「國」。
而卿大夫們的崛起，還和春秋晚年越來越激烈的奴隸暴動有很大的關係。隨著傳統奴隸制階層的瓦解，大規模的奴隸暴動頻繁發生，在這樣的局面下，奴隸主貴族的實力遭到了進一步的削弱，那些擁有「家」的卿大夫們，順應這一潮流，採用收買人心、減輕賦稅、採取新的土地租賃關係等方式，招募大量的逃亡奴隸為自己所用，甚至有的卿大夫，還主動策動奴隸造反，再趁機從中漁利。比如齊國田氏的田桓子，就是通過策動政敵高氏屬地里的奴隸造反，順利地誅殺了高氏，並將其屬地和人口收歸己有。而對於當時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們來說，他們並不懂得倫理綱常，也不在乎誰是正統，他們唯一知道的，就是誰對自己更好，卿大夫們收買人心，減輕民力的做法，很容易就得到了底層老百姓的心。春秋時候的諸侯國里，那些實力膨脹，尾大不掉的卿大夫們，不管身後的評價如何，在當時他們都是名聲非常好，深受底層老百姓歡迎的人，得民心的卿大夫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