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聯邦法官釋放了亨利·蒂勃特和亞當·格里斯。
政府並沒有據理力爭，否認對他們的拘捕是非法的。格里斯和蒂勃特的辯護班子鑽了法律上的每一個漏洞。
美國人氣壞了。他們紛紛譴責肯尼迪政府，詛咒法律機構，老百姓跑到街上大聲疾呼處死格里斯和蒂勃特，有些人還自發地組織了民間治安團體和搜尋小組，力圖實現人們的正義要求。
格里斯和萊勃特逃到了南美洲，在一個由他們有錢的父母資助的教堂里躲藏起來。
距總統大選只剩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但各種民意測驗表明，肯尼迪雖然勝利在望，卻仍然難以把他挑選的眾多國會議員候選人選進國會。
而且麻煩日益增多：尤金·戴西和那個女演員之間的醜聞被抖了出來；這幾個月有越來越多的指控，說克里斯蒂·科利故意讓那顆原子彈爆炸；還有一些謠傳說坎農和科利私自挪用白宮軍事顧問辦公室的資金來養活龐大的秘密勤務局。
也許弗蘭西斯·肯尼迪自己走得太遠了，美國這個國家對他的社會改良並不感冒，也並不准備擯棄以自由企業制度為基礎的社會結構。美國人想要的不是平等，而是錢。幾乎每一個州都有自己的彩票獎券，獎金往往高達幾百萬元，買獎券的人比選舉投票的人還要多。
在位的本屆眾議員、參議員們的能量也著實不可小覷，他們手下眾多的工作人員當然有政府支付薪水，這不必說；而且他們手中擁有工商界捐助的巨大的資金，這些錢足夠在電視上推出大量精心設計的競選廣告。另外作為立法機構官員，他們可以頻繁出現在電視上的特別政治節目中及報紙上，提高他們的知名度。
勞倫斯·塞拉丁現在活象一個文藝復興時期到處散布流毒的活躍分子，主持著這場反擊肯尼迪的全盤戰役。由於他的出色表現，他實際上成了蘇格拉底俱樂部的領頭人物。『肯尼迪總統仔細審閱著底下人給他送來的一份報告，報告預測他親自挑選的一些國會議員候選人可能會落選。想到他可能再次成為一個無能為力的跋足總統，他不禁深惡痛絕，渾身起雞皮疙瘩，不僅如此，他簡直惱羞成怒，心裡不由自主地充滿了惡毒的仇恨。這種失常的情緒使他感到慚愧，他集中精力開始考慮克里斯蒂·科利在報告中擬定的機密行動計畫。
總統注意到克里斯蒂在接將這份報告遞交給了他。只好這樣。報告中關於選舉的預測分析已夠人吃驚，而科利針對這個情況所擬定的解決措施則更了不得。
必須犧牲牽扯到的一些道德準則，肯尼迪想，並立即清楚地意識到這個代價。他在報告書上草草簽了名，以示同意。
九月三號，克里斯蒂·科利不宣而入，闖進了副總統的辦公室。
他格外警惕，預先向秘密勤務局負責保衛海倫·杜里波的特工分隊下達了特別指示，然後他才徑直走到杜波里的秘書跟前，說他有事要求見副總統。
副總統看到他，大吃一驚，在事先沒有經過她的允許，或至少提前給她打個招呼的情況下，他不期而至，怎麼說也是不合乎禮節的。有一會兒，他心裡直前咕是不是會觸怒了她，但杜波里是個聰明人，並沒有顯露出很大的不快，她馬上意識到，除非發生了什麼重大問題，克里斯蒂·科利這樣的人是不會違犯有關禮節的規範的。實際上，她下意識的反應是憂慮，在幾個月過後，現在又發生什麼可怕的事了呢？
科利立即察覺到了她的緊張和擔心，「沒什麼好擔心的，」他說，「我們在安全保衛工作方面出了點問題，牽扯到總統。我們封鎖了你的辦公室，這是其中一個應急措施，你最好不要接任何電話，交給你的｝下人處理，我本人要和你在一起呆一整天。」
杜波里應該明白了，這就是說，只要科利在這兒，無論發生什麼事，她都沒有權力指揮控制這個國家。「如果總統的安全出了問題，你怎麼要陪著我呆在這兒？」她說，但不等科利回答，又接著說，「我必須親自和總統校對一下。」
「他正在紐約出席一個政治性午宴。」科利說。
「這個我知道。」她說。
科利看看他的表說：「總統大約過一個半小時會給你打電話。」
電話來了，科利盯著海倫·杜里波的臉，看起來她並未覺得過分驚訝，只問了兩三個問題。好極了，她會平息下來的，他不必擔心她。但接下來她的一個舉動卻使他由衷欽佩，他沒有料到她會這樣做——眾所周知，美國的副總統一般都比較謹小慎微——她問肯尼迪她是否可以和尤金·戴西說幾句話，作為總統辦公室主任，戴西當然一定和總統在一起。
戴西接起電話，她只是簡單地詢問了一下他們下周的工作日程，然後就掛上了電話。她不過是想證實一下剛才打電話的那個人是不是肯尼迪，儘管她能聽出他的聲音。她剛才問的幾個問題，只有戴西本人才能答上來，看來沒有假。
她肯定覺得其中有詐，科利想。她冷冰冰地說：「總統告訴我讓你用我的辦公室做指揮中心，而且我得聽你的。我想這事實在太特殊了，也許你能給我解釋一下。」
「非常抱歉。」科利說，「請給我一杯咖啡，我向你詳細彙報一下，在這件事上你知道的會和總統一樣多。」這話是真的，但稍有偏差，她就不會有科利知道得那麼多。
海倫·杜里波目光專註地看著他，科利知道，她信不過他。女人不懂權力，不懂得適當使用暴力可帶來出奇制勝的效果。他竭盡全力讓她確信他是真誠的。他幾乎說了有一個小時，才差不多說服了她。她是個才貌雙絕的女人，科利想，真是太遺憾，她永遠做不成美國總統。
這一天，風和日麗，在紐約謝爾頓飯店的會議中心，肯尼迪總統在一個大型午宴上要即席講話，隨後沿著第五大道乘車巡遊，接著在臨江原子彈爆炸的廢墟地帶，他還要演說。
這件事早在三個月之前就計畫好了，而且還公佈於眾。這種情況最令克里斯蒂·科利感到頭疼，總統太暴露了，誰知道會有多少潛藏危險分子，而且在科利看來，荷槍實彈的紐約警察也是種危險，他們完全被這個大都市裡泛濫的犯罪活動給腐蝕爛透了。
科利親自精心布置了周密宏大的預防措施，只有秘密勤務局中他的特別行動部門的人才知悉為了保衛總統偶然在公眾場合出席所動用的人力和其他令人瞠目結舌的細節。
先遣隊提前抵達總統預定巡訪的地段，在整個地區進行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巡邏和搜索。啟程的前兩天，又有一千人被派來，要他們混雜在歡迎總統的人群之中，在總統車隊經過的大街兩側及車隊的前方圍成一道馬其諾防線。另有五百人被安插到沿途樓房屋頂上，不斷掃視居高臨下可俯視總統車隊的各個大樓窗口的動靜，這些人都配有重武器。除此之外，當然還有總統自己的貼身衛隊，有一百來人。最後，還有一批扛著照像機、攝影機，裝扮成記者的特工，電視採訪車上也裝有武器。
克里斯蒂·科利的手段遠不止這些。在過去四年肯尼迪當政期間，曾有過五次謀殺他的行動，但哪一個刺客都沒能靠近過他。
當然這些傢伙是瘋子，目投羅網，都被投進了最嚴厲的聯邦監獄。
而且科利心中有數，即使這些傢伙被釋放，他也會找出種種理由把他們重新關起來。
企圖行刺美國總統的威脅多了，郵件、電話，有密謀的、也有在街上大聲嚷嚷的，雖說不可能把這些瘋子全都關起來，但克里斯蒂·科利有辦法讓他們活得極不舒服，讓他們忙於考慮自身的安全，再無暇顧及他們的那個崇高目標。這些人處在完全的監視之下，他們的郵件要受檢查、電話被監聽，這麼說吧，即使他們在大街上吐口痰，也會帶來無窮的麻煩。
所有這些預防措施，在九月三號當肯尼迪出席在紐約謝爾頓飯店的會議中心舉辦的政治性集會的宴會時，都尤為精心地作了特殊的布置，幾百名特工被安插混雜在聽眾之中，肯尼迪一人場，整個大樓即被封鎖。
還是九月三號這天，安妮到第五大道去買東西。她來美國已三個星期，準備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她打了許多聯絡電話，而且最終見到那兩個行刺小分隊，他們是裝作奧迪克的超級油輪上的工人抵達紐約的。行動分隊的人都住進了預先他們準備好的公寓里，另有二支後勤分隊早在這些公寓里藏進了大批武器，不過他們不參予主要的行動。
安妮不會知道，克里斯蒂·科利的聯邦調查局監聽了她打的所有電話，對她的每一步都了如指掌，她與各個分隊在公共電話亭打的電話都被截住，內容彙報給了克里斯蒂·科利。
她沒有向任何人袒露的是，她決定把這次使命搞成一個與敵人同歸於盡的自牧行動。
而在她的生命只剩下不到四個小時就要結束的時候，她卻還在大街上買東西，安妮自己也覺得這是多麼奇怪啊。
索爾·特羅伊卡和伊麗莎白·斯通此時正在辦公室內，試圖用東湊西拼搜集來的各種信息，證明克里斯蒂·科利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