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心一點的人都會發現，如果一個人拋棄了世上所有的享樂，一心一意地獻身給所謂公眾事業，那可能是極其危險的，美國總統弗蘭西斯·伊克斯維爾·肯尼迪就是這樣的人。
在他從事政治之前，肯尼迪在不到三十歲時就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積累了巨大的財富，此後他就開始集中考慮一個問題，即什麼才值得他獻出自己的一生去做？因為他是個天主教徒，因為他有很高的道德情操，因為在他童年時失去兩個叔叔的悲劇，他覺得沒有什麼事情比改良他所在的這個世界更為重要的了，在本質上，他就是想要與命運抗爭。
當他被選為總統之後，他宣稱他的政府將向人類所遭受的一切艱難困苦開戰，他將代表千百萬老百姓的利益，決不再受那些政治說客和富豪集團的控制。
如果不是肯尼迪在電視上的傑出表現的話，在通常情況下，美國的選民們會把這些看作是過於激進的表現，他比他那兩個著名的叔叔還要漂亮些，而且更具表演才能，也比他們受過更深的教育。他是個名副其實的學者，善於應用廣泛的統計數字來支持他的雄辯的演說。他在各個領域招攬了一班口才極佳的優秀人才，把每個計畫的藍圖詳盡地呈現給公眾，他還有那麼一點刻薄的挖苦諷刺的才能。
「如果有良好的教育，」弗蘭西斯·肯尼迪說：「那麼那些小偷、搶劫犯、騙子就會懂得怎樣在不傷害別人的情況下去偷，他們應該知道怎樣象華爾街那些人那麼偷，象我們這個社會裡那些投機倒把分子一樣，學會怎樣逃稅，我們也許會多弄出一些白領犯罪，但是至少沒有人再會受到傷害。」
然而肯尼迪也有他的另一面，「我對左派來說是個反動分子，對右派來說是個恐怖分子，」在肯尼迪簽署賦予科利領導的聯邦調查局以廣泛的特權的那一天，他這樣對科利說，「當一個人犯下所謂的犯罪行為時，我認為這是對上帝的冒犯，我的神學就是法律制裁。
一個犯罪分子的犯罪行為就是對另一個人類同伴強加於他自己的要求，這本來只是上帝才擁有的權力，這樣就迫使受害者做出決定是否應當接受生活中的這另一個上帝，如果受害者和社會在任何方面默認了犯罪分子的行為，我們就毀掉了我們生存的希望和力量。社會，即使是當事人沒有任何權力來開脫或減輕對犯罪分子的懲罰，為什麼要在遵紀守法的老百姓的頭上形成犯罪分子肆無忌憚的特權？在那些謀殺、武裝搶劫、強姦的惡性案例中，犯罪分子往往把他們自己當成了神。」
克里斯蒂笑了笑，說：「把他們都關進監獄嗎對肯尼迪做了個鬼臉，說：「我們沒耶么多監獄。」
克里斯蒂把有關美國犯罪的最新計算機統計報告交給了他，肯尼迪看了幾分鐘，勃然大怒。
「假如要是老百姓知道這些犯罪數字的話，」他說，「假如他們能知道那些從來不會被統計的犯罪行為的話，會怎麼樣？小偷們，包括那些犯有前科的，很少會被逮進監獄。
人權，甚至政府也不能侵奪的人權，這種珍貴的自由，神聖的社會公約，這一塊神聖的領地，卻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那些持槍帶刀的搶劫犯、殺人犯、強姦犯們的踐踏。」
肯尼迪引述了一句出名的英國不成文法：「雨兒會進來，風地會進來，但國王不能進來，」然後說：「什麼狗屁話！」他接著說：「光是加利福尼亞一個州一年發生的謀殺案就是英國全國的六倍之多，在美國，殺人犯一般至多會被關上五年，假如你真有本事讓他們被判刑的話。」
「美國民眾被幾百萬的瘋子嚇得驚慌不安」肯尼迪說：「他們害怕晚間在街上走路，他們在家裡裝上安全設備，僅此一項，每年就要花掉三百億美元。」
肯尼迪尤其對這一個方面感到憎惡，他說：「你知道嗎？百分之九十的犯罪分子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尼採在很久以前就說；『一個軟弱溫和的社會必然會庇護危害它自身的人。
』那些宗教團體講它們的什麼狗屁慈悲，要寬恕犯罪分子，他們壓根兒就沒有權利寬恕犯罪分子，那些狗娘養的。最糟糕的一件事是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當媽媽的，她的女兒被極其殘忍地強姦後又被殺死，她竟然說：「我寬恕他們。『其他媽的，這女人有什麼權利寬恕他們？」
克里斯蒂有點故意討好地顯出驚訝的神色，肯尼迪轉而又開始攻擊文學，「奧維爾在《1984年》中完全錯了，」他說：「個人才可能家禽獸，還有赫胥黎，他把他的《勇敢的新世界》當作是一件壞事，我不介意生活在『勇敢的新世界』中，那總比現在這個世界強，現在的問題是有那麼些個人專橫狂妄，而不是政府。」
克里斯蒂半真半假深有感觸地說：「我確實對這些我給你看的統計數字深感震驚，這個國家的老百姓都生活在恐怖之中。」
「國會必須通過我們所需的法令，報紙和其他新聞媒體應該大聲疾呼揭露踐踏《人權法案》和神聖的《憲法》的血腥暴行。」肯尼迪停頓了一下察看他的朋友的反應，科利看起來多少有點震驚，肯尼迪笑了笑繼續說下去。
「我給你透露點內幕，你信不信吧，最令人吃驚的事情是，我和這個國家裡一些最有權有勢的人討論過這個情況，我給蘇格拉底俱樂部做了一次演講，我原想他們會關心關心，但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們對國會有很大的影響力，但他們無動於衷，你八輩子也猜不透這是怎麼回事，我猜不出。「他停了下來，似乎他希望克里斯蒂能做出猜測。
他的臉皺成一團，流露出一半是好笑，一半是輕蔑的表情，「這個國家裡有權有勢的富人們能保護他們自己，他們並不依靠警察或政府機構，他們把自己保護得嚴嚴實實，他們有私人保鏢，可以遠離社區里的犯罪，明智一點的人也不把自己同瘋狂的毒品買賣之類的事情扯在一起，他們當然可以在架著電網的圍牆內安然入睡。」
克里斯蒂伸伸懶腰，吸了一口白蘭地，然後肯尼迪繼續說下去。
「其實，問題就在於這塊兒，這麼說吧，如果我們通過打擊犯罪行為的法令，那也就是說我們要懲罰的黑人犯罪分子遠多於其他人，你說這些沒有才幹、沒有教養、沒有權勢的人還能幹些什麼？
如果他們不把精力用在犯罪上，他們就會轉而搞些政治舉動，他們會成為活躍的極端激進分子，將改變這個國家的政治力量對比，那時說不定我們會慢慢喪失掉我們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
克里斯蒂問道：「你真相信這一套說法？」
肯尼迪嘆一口氣說道：「嗨，誰知道呢？但是這個國家的權貴們相信這一套，他們這麼盤算，讓那些地痞無賴欺壓無依無靠的人好了，他們能偷什麼？幾十億美元？實在是小意思，代價不算大，成千上萬的人遭到強姦、偷盜、謀殺、搶劫，這沒關係，這些受害者都是些無足輕重的人，輕微的破壞總比真格的政治動亂要好。」
克里斯蒂說：「你走得太遠了。」
「也許是吧。」肯尼迪說。
「如果真走這麼遠，」克里斯蒂說，「你就必須弄出許多治安機構來，那將造成美國式的法西斯統治。」
「但那種政治格局終究容易控制，」肯尼迪說，「再說，這樣做對那些權貴們也好。」
然後他衝剋里斯蒂笑了笑，撿起那個計算機統計報告，「我想把這東西保存起來，」他說，「弄一個框子，把它掛在我書房裡的牆上，作為克里斯蒂·科利榮升司法部長和聯邦調查局局長的紀念。」
在復活節後這個星期一，早上七點，總統弗蘭西斯·肯尼迪的顧問班子，他的內閣成員及副總統海倫·杜彼里聚集到了白宮的內閣會議室中，他們非常擔心不知他將會採取什麼行動。
內閣會議室中，中央情報局的頭子西奧多·塔比，等著肯尼迪做了個手勢之後，先做了個開場白，「我先告訴大家特蕾莎平安無事，沒有人受傷，同時對方仍然沒有提出任何要求，但據說要求將在晚間提出，我們得到警告說，必須立即答應他們的條件，也不談判，不過，這是慣用的伎倆。劫機者的頭目，雅布里，在恐怖分子的圈子內很出名，當然在我們的案卷中也有記載，他是個單幹戶，我行我素，但通常地行動時也會求得一些恐怖分子團伙的幫助，比如象那個故弄玄虛的『百名先鋒』組織。」
科利插嘴問道：「怎麼說是故弄玄虛，西奧多？」
塔比說：「這不同於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只不過是許多國家的恐怖分子之間一種鬆散的聯繫，不是嚴格的組織。」
肯尼迪不客氣地打斷說：「繼續說你的。」
塔比看了看他的記錄：「毫無疑問，沙哈本蘇丹同雅布里在一個鼻孔里出氣，他的部隊護衛著機場，阻止任何營救行動，在這同時，蘇丹還裝作是我們的朋友，並聲稱自願充當調停人。他在這件事情中的目的是什麼沒人能知道，但這對我們有利，蘇丹是個既現實又脆弱的人，容易向他施加壓力；雅布里是張不好對付的牌。」
說到這兒，這個中央情報局的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