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慶有家客棧，坐北朝南，大門遙對著姚家口十字街上的斜坡。
你在飯點走進去，看見人頭涌涌，客來客往。但沒人搭理你，你敲敲桌子：「夥計！點菜！」老半天才有個人遠遠地說：「客人若是住店，自己去後面看看有沒有空房。吃飯請到外面街上，本店不開伙好些時了。」可不是？滿店的客商，沒有一個吃飯的，只管走來走去，大聲小聲談話。
這家客棧，名喚萍萃樓。大家知道武昌黃土坡的同興酒館，是共進會的據點，專門吸收新軍弟兄入會，才造成了武昌事變。萍萃樓的資格，卻比同興酒館老得多。
八月十九武昌事變之後，本來就十分興旺的萍萃樓更加熱鬧非凡，門庭若市，說著安徽各地方言的客人在這裡進進出出，有些人進來就關起門來開會。
別家客棧的老闆、掌柜，通常是坐在櫃檯里，一邊算帳，一邊瞄著店面，夥計有沒有偷懶，客人有沒有伺候不周。萍萃樓的老闆畢少齋，日里也坐在櫃檯里，但無所事事，除去與相熟人客打打招呼，簡直就是個甩手掌柜。
只有看到有些人進來，他才不免用壽縣話低聲抱怨幾聲：「你們怎麼還不動手？再不動，我這家店要關張了！」
不明就裡的人未免奇怪：這麼好的生意頭，哪能關張？不過聽話的人當然知道底細，總是笑笑：畢老闆莫急，快了！快了！
它從宣統元年開市，大約辦了兩年多，一二十個房間，既設住宿，又包三餐，只要兩角錢。從開張那日起，就稱得上客似雲來，但月月都在蝕本。為只為有太多的老主顧，一住就是好幾個月，占著房間，每日吃喝，偶有新來的夥計不曉事，提起要帳的話頭，他們總是點點頭：「掛帳！」夥計回頭看櫃檯里的東家，東家也在點頭，那還有什麼話說？
白住白吃就算了，走的時候，或者還會走到櫃檯前，將手一拱，東家居然就乖乖地從錢匣里摸出兩串三串銅錢遞上。這樣豪燥的開店法，便有金山銀山也禁不住消耗哩。
到得宣統三年的夏末秋初，店裡連伙食都開不出來了。奇怪的是，萍萃樓並未關張，每日大門敞開，也照樣客似雲來。畢老闆照舊坐在櫃檯里，無事可管，無帳可記。老主顧們依然每日回來住店，每日出去辦事，有時關起門來嘀嘀咕咕。只是少了吃飯這一項要務，店堂里不免煙冷灶涼。但人氣依然很旺，老闆餓著肚子開店，主顧們餓著肚子住店，夥計也幾乎不用，大家自己拾掇鋪蓋，倒也爽利。
好容易等著了九月九日，萍萃樓早早便砰砰地上了門板。店堂里坐滿了人，有新軍六十一標、六十二標馬、炮、工程各營、陸軍小學、陸軍測繪學堂各處的代表。主持的是個合肥人，叫吳春陽。身邊站著個江蘇口音的黑臉小個子，許多人認得他是在安慶辦讀書會的韓衍。
清末安慶造反經驗，為諸省之冠。1907年徐錫麟起事，1908年熊成基舉義，那炮聲槍聲廝殺聲，還迴響在一班市民的耳邊。唯是如此，清廷防備安慶極嚴，而前兩場起義，皖中軍事精英損折亦巨。吳春陽與韓衍也知道光靠新軍的力量不濟事，武昌事變後，便多方聯絡安徽巡撫朱家寶倚畀備至的巡防營與撫署衛隊，希望裡應外合。
不過歷史告訴我們，這場起義還是失敗了——可惜了畢老闆枵腹開店的一番苦心。原因大略是：領導人不得力，病的病，怕的怕；有人告密；巡撫向南京請求的五營江防軍已經抵達。
不過局勢變化很快，幾日後傳來了上海、江蘇先後光復的消息，緊接著長江上游的九江也宣告獨立。而省內，皖北的壽縣，皖南的蕪湖，都已經自行成立軍政府，「安徽巡撫之政令，此時已不能出安慶城門一步」。
擺在巡撫朱家寶面前的路，無非是學湖北瑞澂那樣逃亡，或像江蘇程德全那樣獨立，再不，就是山西陸鍾琦的下場，死。
面對革命黨人、諮議局議長、紳士代表的聯合逼宮，朱家寶表現得很頑固，說了一些「食清之祿，忠清之事，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硬話，而且放言要「嚴厲搜捕黨人」。這時紳士代表童挹芳說，搜捕黨人會導致「全城俱碎」。
理由呢？一是黨人都「懷挾猛烈炸彈」，這種傳言嚇嚇老百姓和邊遠地方官員也許可以，安徽巡撫倘若怕這個，九月九日的起義又何至被鎮壓？重點還是在另一句：「黨人皆青年志士，皖人之子弟，皖父老俱稔知之。」
朱家寶是雲南華寧人。帝國不允許本省人當地方官，自然便形成了「官紳共治」的格局。縱然是被同僚評為「堅忍伉直」的朱家寶，諸事亦須看當地士紳三分情面。而且同治中興以來，安徽出的高官顯宦甚多，外地到此任父母官者，哪個不是打起十二分小心？
最有名的莫過於孫毓筠1906年策劃在皖舉事，以配合萍瀏醴起義。這可是謀逆造反啊，十惡不赦的大罪，也驚動了兩江總督端方，他抓到孫毓筠，也無可如何——孫某的叔祖父孫家鼐，咸豐年間狀元，與翁同龢同任帝師，此時正是武英殿大學士，充政務大臣、編纂官制總司核定，即將成立的「資政院」，據說也是這位八十老翁將出任總裁。這種「皖人子弟」如何動得？因此端方也只好將孫毓筠判了五年監禁，關他在兩江總督衙門裡「讀書悔過」了事。
抓捕黨人這事就此放下。但朱家寶不想、也不敢出任都督，宣布獨立。他的顧慮跟程德全遲遲不讓蘇州光復的擔憂是一樣的，南京的清兵離安慶太近了！
一封密電替朱家寶解了圍。密電發自河南彰德，發電人正是即將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的袁世凱。袁世凱勸朱家寶「宜順應時勢，靜候變化，不可膠執書生成見，貽誤大局」。這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各省獨立是大勢所趨，與其讓黨人或士紳得了都督高位，何若咱們自家人守時待變——當然，這話只能私下講。朱家寶心領神會，遂於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宣布獨立。
對於這個結果，安徽的革命黨人並不滿意——他們九月九日的起義，可不是為朱撫台勸進的。然而，安徽新軍中的革命勢力，已經被朱家寶動用江防營打散了，不少人甚至逃離了安慶。副都督王天培是留日士官生，與革命黨走得很近，但他無有兵權，也扳不動朱家寶。
於是有了吳春陽的「借兵」。
借兵這事兒，從古就很危險。試想哪個手握兵權的人是吃素的？你巴巴兒請了他來，他豈有幫你打跑對手，就皆大歡喜、班師回朝的道理？大清的天下，還不是靠著吳三桂所謂「借兵」得來的？所以曾國藩幕僚趙烈文說清室「得國太巧」，早晚會有報應。
按吳春陽的理想，最好是武昌黎元洪能借給「一混成協軍火」——安徽有人，但軍火不足，故受制於江防營。安徽都督一旦易手，可以集結萬名以上的新淮軍，取道潁州、亳州，直撲河南的信陽州，令馮國璋的北洋軍首尾不能相顧，不僅可以穩住安徽，武昌之圍也不攻自解。
但黎元洪實在無力援皖。從北至南，哪一省不在找他？不是要錢，就是要軍火。黎菩薩自身難保，只好派出漢口軍政分府主任詹大悲與吳春陽一道，去找江西的「潯軍」借兵。
潯軍都督馬毓寶倒很痛快，當即派出一個叫黃煥章的旅長，率二千潯軍入皖。吳春陽先走一步，到了安慶，蕪湖急電，要他去主持起義。吳春陽認為安慶有王天培主持，潯軍相助，當可無事，蕪湖為進攻南京必由之地，要儘快光復方好，就丟下安慶趕往蕪湖。
蕪湖事並不難辦，但蕪湖方下，吳春陽就收到安慶急電：黃煥章圍都督府，劫軍械所，焚藩署，洗劫藩庫，全城糜爛。
潯軍到來確有效力，張勳的江防五營即撤回浦口，未曾交火。但正應了「前門驅虎，後門進狼」的俗諺，黃煥章不肯駐在安慶城外，強佔安慶師範學堂，並向諮議局索餉一萬元。議長說，一時間湊不齊這筆錢，先發二千五百元，再行籌餉。黃煥章部不同意，立即嘩變，九月廿四日（11月14日），主要由「洪江會匪」組成的潯軍嘩變，不僅趕跑了都督朱家寶，黃煥章自稱總司令，而且兩天之內，「城內殷實富戶，悉被搜劫，無一倖免，公私損失三百萬」。
待得吳春陽11月18日趕回安慶，城中已是一片亂象，市衢狼藉，人心惶懼，不亞於當年長毛入城。合肥人吳春陽「憤極」，因為是他出面請來的這幫畜生！他直接去黃煥章的司令部，要面責黃煥章，身邊的人都拉他，說黃煥章狼子野心，豈可輕入虎穴？吳春陽憤然回答：「黃煥章假借民軍，行同盜賊，踐我土地，虐我人民，安徽素稱多志士，今事至此，就沒有一個人仗義執言嗎？」
吳春陽返回安慶時，蕪湖軍政分府表示願意派兵相從，但吳認為兩軍交戰，更增人民苦難，決意隻身面斥黃煥章。黃煥章也確實被吳春陽拿言語拘住了，又顧忌吳會向江西馬毓寶控訴，當面答應退還軍械、庫銀和商民財產。吳春陽滿意而退。但小人反覆無常，吳次日再往，迎接他的是七顆子彈。
吳春陽也料到了這種結局。他頭天晚上寫信通知安慶城內各同志，要他們撤出城去，以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