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民國軍政府《敬告皖省父老文》中所說：「皖省扼東南之沖，為吳楚之襟喉，西顧鬻霍之險，中據江淮之利，地勢之優，為諸省冠」，而且有清一代，文有桐城，武有淮軍，皖人之影響及於四疆，再加上「平民革命」，可追溯至陳勝吳廣；「攘夷卻虜」，前有明太祖朱元璋的榜樣。地理人文，安徽都是有意天下者必爭之地。
清末的安徽革命，與諸省有些不同。安徽的豪傑，很多跑到外地去，做出驚天事業，如合肥萬福華在上海刺殺廣西巡撫王之春，桐城吳樾在北京行刺留洋五大臣，壽州孫毓筠在南京刺殺兩江總督端方，合肥倪炳章於廣州發動燕塘起義，合肥范鴻仙於江蘇組織江浙聯軍，休寧程家檉於京師卧底肅親王府……哪一樁不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
反過來，皖省的革命，推動者中卻有許多外地人。如今要說的，頭一個就叫徐錫麟，沒人不知道他。還有一個韓衍，現在很少人知道他。
徐錫麟為什麼會去安徽？
光緒三十一年（1905）八月，紹興府學堂副監督徐錫麟聯手陶成章、龔寶銓等人，創辦大通學堂。看上去順理成章：前一年朝廷准各地私立學堂，徐錫麟身為一府的教育主管，創辦大通學堂，也算響應政府號召，何況他去年已經創辦「東浦熱誠小學堂」，又籌划過「越郡公學」，雖然未成，足見該員熱心教育，足堪嘉獎。
內里卻滿不是那麼回事兒。據陶成章《浙案紀略》記錄，「錫麟開辦大通學校之本意，原為劫錢莊匿伏藏獲之所」，因為技術力量不夠「同志中無通駕駛術者」而作罷（也不知道他們原計畫要怎麼劫錢莊，還需要通駕駛術者）。既然搞不成窩點，徐錫麟就想魚死網破了，「欲於開學日集紹興城大小清吏盡殺之，因以起義」。
他讓陶成章幫他通知浙江各府黨人同時響應。陶成章雖然人稱「煥強盜」，與王金髮齊名，倒還沒這麼熱血衝動。他力勸徐錫麟說：浙江並非「衝要之地」，對周邊地區輻射影響不足，「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並以暗殺擾亂南京不可」。
徐錫麟聽從了陶成章的建議，將大通學堂改成了大通師範學堂，姑且培養人才。想必在兩人的討論中，去安徽——暗殺——起事——吸引南京注意——浙江同時響應，這樣的想法，已經有了雛形。
徐錫麟是一位典型的實幹家。一旦想好計畫，馬上丟下剛開學的大通學堂不管，一心盤算怎麼去安徽起義。眾人計議，最好能夠進入陸軍，掌握軍權，可以「行中央革命及襲取重鎮二法，以為搗穴覆巢之計」。這種想法跟吳祿貞是一樣的，不過吳祿貞本人是日本士官生，跟蔭昌同學，又已經做到了副都統的高位，而這幫紹興人都還是白丁。大通學堂諸人，徐錫麟最大，已經三十三歲，陶成章也有廿七歲。然而徐錫麟說「不要緊」，他找了個富商許仲卿捐了五萬兩銀子，給光復會五位同志都捐了官，他自己是道台，陶成章與另一人是知府，另外還有兩個同知。
捐這個官不是為了「指省候補」，那樣任用太慢，而且也進不了陸軍。他們捐官是為了讓浙江巡撫壽山送他們去日本學陸軍，因為朝廷其時極重留學生，日本回來的人大都能得重用。要達此目的，光有官銜沒用，徐錫麟又去求他的姻親、前湖南巡撫俞廉三。他答應幫俞活動浙江鐵路總經理一職。俞廉三果然極力幫忙，不但幫他們說服壽山批准五人赴日學習陸軍，還寫信給駐日公使楊樞新，一力拜託。
依徐錫麟與陶成章之意，五人團以及隨行心腹如陳伯平、馬宗漢都要赴日，大通學堂不妨關閉，免得樹大招風。嵊縣竺紹康等人卻覺得留此校以招徠志士也不壞。徐錫麟也便由他們去，反正他一門心思回國後去安徽搞事。
日本之行並不順利。陸軍留學生監督王克敏怎麼看這群人也不像留學生——一是年紀大，二是舉止太土，參見魯迅《范愛農》，作者稱他們「這些鳥男人」——便以「自費生」為由，阻止他們進陸軍預備學校振武學校。徐錫麟又拍電報給俞廉三，俞廉三又電浙江，請巡撫致電駐日公使，證明他們是公費生。王克敏又在體檢上做文章，結果五個人都不合格，尤其徐錫麟近視得厲害。
怎麼辦？陶成章等四人決定留下來學習法政或警務（陶成章好象沒有進什麼專門學校，後來清廷通緝令里說他「學日本催眠術」，這也很奇怪）。徐錫麟倒不是不想留下來，但他的眼睛近視得太厲害，年紀又大，誰會取他？還是要回國。走之前，兩位光復會大哥又討論了一次。徐錫麟認為軍權不可得，掌握警察權也不錯。陶成章則認為要麼直接統軍，要麼搞團體暗殺。兩人說著說著爭了起來，但也沒爭出個結果。
徐錫麟的性子，說是果決也可以，說是急躁也可以。後來革命同志為他寫傳，提到兩件事，一是他小時跟家裡長工弟弟平長生要好，兩人都喜歡學武。某夜，兩人看見一個和尚從門前走過，平長生對徐錫麟講：這個和尚一定有本領，你看他一個人深夜行走，也沒人敢欺侮他，說不定會飛檐走壁哩！徐錫麟馬上想到平日聽到的少林寺和尚之類的故事，爬起來就去追和尚，要拜他為師。家裡人第二天才發現徐小官不見了，派人去找，一直追到蕭山才把他尋了回來。
另一件事是1904年俄軍佔領奉天，徐錫麟聽說後失聲慟哭，在家裡立了個靶子，畫成俄國士兵形狀，每天拿短銃射它幾十次，室內彈丸橫飛，有時反彈過來打在徐錫麟肩上，他也面不改色，居然就此練成了一手好槍法。他這樣的性子，陶成章稱為「性情精悍，凡所行事，咸操極端主義」。
徐錫麟籌資捐官，動用俞廉三的關係，赴日留學，回國候補，花了偌大本錢，當然不只是為了刺殺一位安徽巡撫。他在被捕後的供詞里稱「我蓄志排滿十餘年，今日始達目的，本擬再殺鐵良、端方、良弼，為漢人復仇」，固然是面對敵仇，不必盡吐心事，即如供詞里又說「革命黨本多，在安慶實我一人」，乃不欲牽連他人。
後人偽作的《孫中山致徐錫麟》一函中稱「安徽一省實為南省之堂奧，而武昌為門戶，若閣下乘機起事，武昌響應，一舉而得門戶堂奧，則移兵九江、浦口等處，以窺金陵，則長江一帶可斷而有也」，其實可看作時人對徐錫麟入皖之舉的揣測，陶成章在紹興為徐錫麟的謀劃也大致類此（此信發現於安徽巡撫衙門檔案，如系清官吏偽造，則多半是逆推革命黨的意圖）。1907年末《新世紀》第14號上刊出《徐、秋二君事略》亦稱「以君蓄志之久，取道之迂，而僅僅殺恩銘一人，良非君本意」。
總之，徐錫麟入安徽官場，是在下一盤很大的棋，重點在於長江中下游的易手。這也是光復會的一貫主張。然而徐錫麟歸國後的一系列舉動，甚是奇怪。一方面，他確是在儘力實現入皖計畫，如六月赴京，改省分發安徽引見，徐錫麟在致友人函表示：「麟此次到京，奔走終日，無片刻之暇，大約安徽兵權或可到手」，他還請託在日某位朋友學造紙幣，以備將來起義成功發行軍用票，不容易被人造假。
另一方面，徐錫麟又多有歧動，比如同是六月，他又跑去保定，試圖刺殺練兵大臣鐵良，不成，又前往天津，打算刺殺直隸總督袁世凱，袁世凱「疑之拒不見」。徐錫麟難道不知，這兩次刺殺，一旦發動，不管能否得手，籌劃經年的入皖計畫必成泡影？
更奇怪的是，徐錫麟八月往武漢訪俞廉三，跟他大談要在北京開報館，請誰誰誰當主筆，又致函友人，稱打算在奉天組織一間墾務公司，「寓兵於農」，資本需三十萬至一百萬。若說這些舉動，都是為了迷惑外界，掩飾他入皖的目的，則徐錫麟十一月跑去杭州見浙江巡撫張曾敭，明顯也有不軌意圖，否則以徐錫麟曾賄賂前任巡撫壽山的交情，壽山焉有不拜託張曾敭看顧之理？可是張曾敭居然跟袁世凱的反應一樣，「疑之，拒不見」。
徐錫麟屢次謀刺清廷大員，這才啟程往安慶就職。但是他的表現，一點都不像是要去安慶謀奪軍權，反攻江浙的樣子。據呂公望回憶，徐錫麟在杭州白雲庵告別光復會諸友時說：「法國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間不知流過多少熱血。我國在初創的革命階段，亦當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實。我這次到安徽去，就是預備流血的，諸位切不可引以為慘而存退縮的念頭才好。」（《辛亥革命浙江光復紀實》）
徐錫麟去了安慶，恩銘委以陸軍小學堂會辦之職。這是光緒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的事。轉過年，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徐錫麟便將妻子徐振漢遣回紹興家鄉。陶成章後來解釋說，徐是因為「每月所入不過數十金」，養不起妻兒才行此舉。但後人大都認為他是在為行刺恩銘作準備，已經抱了必死的決心。
陶成章記載，徐錫麟在安慶初時非常不如意，官場的那套禮儀他沒學過，常常在覲見酬酢時出乖露醜，被同僚笑話，想按起義計畫去聯絡安徽的新軍，又因為「口操紹興土音」，跟新軍弟兄雞同鴨講，無法像在浙東聯絡會黨那樣見效。因而徐錫麟鬱鬱不樂，「屢思歸浙」，在皖同鄉都勸他不要著急，關鍵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