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沉淪感不禁，閑來海外覓知音。金甌已缺總須補，為國犧牲敢惜身。
據說，殺害秋瑾的主事者、紹興知府貴福，死於兩雙少女之手。
「據知府衙內傳出：在貴福被殺前兩個月，有一少女到貴福家去當丫環，侍奉夫人。貴福死後，這個伶俐的丫環突然失蹤。還有傳說：貴福猝死當夜，有人看到兩條身輕如燕的黑影，翻牆進入府內。在貴福妻子驚醒後的剎那間，她似乎看到有兩個身材苗條的影子在床前一閃而過，還聽到一個女聲向同伴低喚：『快走！』頓時像仙女一般消失得無影無蹤。」（沈寂《蓋世奇女尹氏姊妹》）
殺貴福這事，比較像傳奇。要知道這一年尹氏姊妹姐姐十七歲，妹妹十二歲……關鍵是她們的家人後人都沒提起過這件事。
尹氏姊妹是浙江嵊縣人，王金髮的同鄉。她們一共三姐妹，父親叫尹阿小，大姐叫尹金仙，家裡是最普通的浙東縣民。尹銳志與尹維峻可能是加入光復會後，師友幫她們改的名字。
二姐尹銳志能在十三歲加入光復會，據說是因為她識出了省里派來嵊縣破壞光復會的密探，及時報訊，讓王金髮等人可以避開，同時也幫助嵊縣同志清除了內奸。這是1903年的事。
轉過年的年底，嵊縣迎來了一位驚世駭俗的人物。這位人稱「鑒湖女俠」，自稱為「競雄」的男裝女士，其實也剛剛加入光復會不久。她從日本回國，由陶成章寫信認識蔡元培與徐錫麟，就此成為一名光復會員。
但她立刻便成為光復會最好的宣傳員與召集人，回鄉未久即連續在浙東一帶活動、演講。她在這裡遇見了還是一個小姑娘的尹銳志，尹小姑娘後面還跟著一個更小的姑娘。尹維峻當時才九歲，後來尹銳志回憶秋瑾與妹妹有一段對話：
秋瑾：「滿清政府好不好？」
尹維峻：「我們中華兒女為什麼要受異族統治？政府又那麼腐敗，當然不好！」
秋瑾：「滿清政府既然不好，應不應該推翻它？」
尹維峻：「應該推翻。」
秋瑾：「推翻滿清政府，需要採取武裝革命。」她告訴尹小妹，武裝革命就是要將中華兒女組織起來，用武力推翻滿清政府，由我們中華兒女自己來掌權。「這樣就需要一個革命組織，叫光復會。你願不願意參加？參加革命組織有被人捉去殺頭的危險，你怕不怕？」
尹維峻（堅定地）：「我願意參加光復會（邊說邊點頭），我不怕殺頭（邊說邊搖頭）。」
就這樣，秋瑾用一種小學老師的方式，將小學三年級年齡的尹小妹招進了光復會。
老師很快又回了日本。尹氏姊妹繼續在嵊縣的新學堂念書。一年後，老師返回紹興，任教明道女學堂。尹氏姊妹也跟著進了這個學堂。
1906年，秋瑾將兩姊妹召喚到上海。秋瑾顯然非常鍾愛這對小弟子，以她們的名字各取一字成立了「銳峻學社」，作為光復會在上海的總聯絡點。因為旁人不解其意，這個名稱常常被傳成「銳進學社」。尹銳進與陳伯平等人一道，聯絡江蘇、浙江的會黨。尹維峻幫著老師辦《中國女報》，負責發行。
就在這一年，有個十七歲的嵊縣青年在杭州考入弁目學堂，同時也加入了光復會。他叫周亞衛，也是在秋瑾介紹下加入的。秋瑾來杭州發展會員，成果不小，後來的浙江都督朱瑞也是在此時，與一批第二標軍官一起加入了光復會。周亞衛的同鄉、同學中，一道入會的還有一個叫裘紹的。弁目學堂入會的學生很多，秋瑾當然猜不到，這兩個青皮後生，將來會成為自己疼愛的尹氏姐妹的夫婿。
周亞衛多年後還清楚記得秋瑾當日的樣貌：「身穿一件玄青色湖縐長袍（和男人一樣的長袍），頭梳辮子，加上玄青辮穗，放腳，穿黑緞靴」，那年秋瑾三十二歲，光復會青年會員都稱她為「秋先生」。
他甚至記得秋瑾在杭州住處的詳情。撫台衙門前過軍橋南首路西一家叫「榮慶堂」的小客棧，「走進客棧門，過一個約兩公尺寬的狹長天井，踏上檐階，有一條小弄，左首的房間就是秋瑾的住室，窗戶臨天井，室內明亮，來人晤談，就在這裡。斜對過，小弄的右首，比較隱蔽的一間，是新會員填寫志願書、秋瑾和新會員談話的地方。」
交往短暫的周亞衛尚且印象如此深刻，一直追隨秋先生的尹氏姊妹更是刻骨銘心。在秋瑾身邊的一年多時間，是從小熱愛自由與新知的尹氏姊妹生命中的黃金時光。她們跟著老師來了上海，又返回紹興，結識了許多同志，日夜為革命奔忙。丁未年（1907）五月，她們被派回嵊縣，準備浙東起義，攻打杭州。
很巧的是，杭州弁目學堂的周亞衛，此時已經考上了第一營正目，被派回大通學堂擔任聯絡工作。他來紹興時尹氏姊妹已經離去。不過，他是嵊縣人，秋瑾派他回家鄉協助竺紹康組織隊伍。仍然不巧，周亞衛被派往嵊縣南鄉烏岩鎮，不在縣城，再次與尹氏姊妹擦肩而過。
剛到烏岩鎮，嵊縣來了個人，告訴周亞衛徐錫麟蒙難、秋瑾被捕的消息。周亞衛跑回嵊縣一看，機關所在地門戶大開，空無一人。杭州發往嵊縣的通緝名單里，有王金髮、竺紹康，也有尹銳志、尹維峻，還有他的同學裘紹，但是沒有周亞衛。被通緝的人都逃到上海租界去了，周亞衛倒可以安然回杭州，繼續當他的第一營正目。陸軍小學堂成立，他又被派去當副學長。在那裡，他跟一位來自安徽的地理歷史教員陳仲甫混得很熟。
丁未之役後流亡上海的光復會員，無不以為徐、秋報仇為己任。然而群龍無首，聯絡諸同志的任務，居然落到了十七歲的尹維峻、十二歲的尹銳志身上。
尹氏姊妹在上海街頭，當了兩名報販，每天收入所得，除了維持生活，還周濟周圍挨餓的同志。實在挺不下去時，也接受王金髮母親寄來的小筆款子。小妹尹維峻發誓要為秋瑾報仇，自學了製造炸彈技術，就在上海就地製造炸彈。
傳聞在1909年，尹氏姊妹帶了十多位同志，攜著自製的炸彈遠赴北京，計畫刺殺滿廷要人，在北京等了將近一年，人地生疏，朝廷防範周密，難以動手，只得返回上海。
然而這幾年中，上海光復會的勢力確實一天大似一天，尤其1910年陶成章從南洋歸來，在法租界平濟利路重設光復會總機關，名稱仍然叫「銳峻學社」，由此也可見尹氏姊妹在上海光復會中的地位。
光復會的眼光不只放在下江地區。1911年9月，尹銳志到了武昌，與第八鎮新軍聯絡，希望湖北、上海、江蘇、浙江數省同時舉義，長江中下游一動，清廷天下即失其半。
尹銳志在武昌，住在一位嵊縣同鄉家。嵊縣地屬紹興府，這位同鄉在外游幕，也算是「紹興師爺」。
武昌事變，尹銳志聽到消息，馬上去找往常聯絡的新軍弟兄。當日武昌官吏四散，革命軍主事的是第八鎮工程第八隊隊官吳兆麟。吳兆麟覺得自己這批人的威望聲名，近不足以聯絡漢口西人，遠不足以號召各省軍民，因此他建議推舉新軍協統黎元洪為湖北都督。眾人亦不反對，可是黎元洪不在府內，武昌城內遍尋不著。咋辦？
只有尹銳志知道。她的那位同鄉，正是黎元洪的幕賓，黎元洪不願出來承事，從家中逃出來，藏在幕賓家，卻沒想到這位紹興師爺府上，還寄居著一位光復會的女首領。
尹銳志當然不會替黎協統隱瞞，於是吳兆麟等一群軍官擁入幕友家——此處的記載又開始出現大分歧。
被找到之後怎麼樣，黎協統自己語焉不詳，只說10月10日晚他被參謀、副官「力勸暫避」，於是先到一位參謀家換衣服，再躲到四十一標第三營管帶謝國超家。天明時，各軍代表尋至謝家，將他擁至楚望台，再到諮議局，就任都督。
可是外間都傳說黎元洪是被新軍軍官（吳兆麟或張振武）從床下拖出來的。最早也最生動的敘述，來自民初《震旦民報》上的《新空城計傳奇》，作者蔡寄鷗：
「眾兵徑直趕至內室搜查，到處沒發現黎的蹤跡，在內房裡搜查的士兵，只聽得木床在不斷地抖動。他們在床架子上搜了個遍也沒有發現什麼，因為床底下光線很暗，看不清楚，他們就嚇唬著吆喝道：『什麼人，你再不出來，我就開槍了！』躲在床底下打哆嗦的黎氏連忙說；『快別，別，別，我，我，我是黎元洪，我帶兵時並不刻薄，你們為什麼要與我為難？』黎還是不肯出來。眾兵只好掀的掀床，拉的拉人，將黎從床底拖了出來。」
據說黎元洪的下屬曾拿這份報紙給他看，建議他抓人封報。黎菩薩表示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若是抓人封報，反而授人口實，遂置不問。不過這個傳說越來越盛，1928年出版的《中華民國革命史》，1938年鄒魯著的《中國國民黨史稿》，皆以「黎匿床下」為定論。雖然因為派系問題，國民黨方面「唱衰」黎元洪是情理中事，不過諸書言之鑿鑿，雖然為黎辨誣者也不乏其人，總歸是一樁疑案。
尹銳志的小叔子周進三回憶稱，大嫂親口告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