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歲的草橋中學五年級學生葉聖陶（這是他剛給自己取的號），隔了兩天才知道武昌事變的消息。蘇州本地沒有大的報紙，《申報》、《新聞報》、《時報》從上海送到蘇州，總要晚上那麼半天一天。
而且他得到的消息也不那麼準確，比如「武昌已為革黨所據，新軍亦起而相應」（其實是反過來的），「無恥兇惡之官吏亦殺去無數」（完全沒影兒的事），「此事也，甚為迅速與機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事實是倉促得很，也談不上機密）。然而不管怎樣，少年的興奮欣喜是真實的：「從此而萬惡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也。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氣當昌，其在此舉矣。望之望之。」
這位喜讀《民立報》、為蹈海英倫的楊篤生寫過輓詩的中學生，家裡很清苦，「無半畝田一間屋」，父親給別人當賬房，下鄉收租。然而少年熱血，不因家境而改變，同班同學顧頡剛回憶當時他們怎樣地愛讀于右任主編的革命系「三民報」（《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我們非常的愛它能給與我們一種新血液……使我們甘為國家犧牲」，前兩張報紙被封之後，「怪不得跟滿清政府和租界上的工部局拚命」。（《十四年前的印象》）
江蘇是立憲派大本營，蘇州尤其平靜。蘇州少年的熱愛革命，甘為犧牲，更多是出自對國家的憂慮，因此「三民報」是他們擁戴的，而《國粹學報》、《東方雜誌》也是他們喜愛的讀物。葉聖陶非常渴望能自己辦一份報紙。他在1911年3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如吾等者，居此似乎稍安之地，邊虞之危難實不得知，全賴報紙為之探聽，為之警醒，使吾人得有以為之備，有以為之挽回。」至於如何挽回，未必有什麼定見，所以革命黨的報紙也愛看，立憲派的雜誌也受落，1910年11月中旬蘇州開提燈大會，慶祝朝廷下詔「宣統五年開國會」，葉聖陶和顧頡剛也晚晚列隊參加。
後來葉聖陶重看自己辛亥日記，感慨「我輩看起義似甚簡單，而關心殊甚」，而顧頡剛的回憶更為形象：「我們在學校里再也無心讀書了，天大的一個任務是看報。上海各報，每天下午一時車運到蘇州，我們就推定同學，在下午二時下課休息的十分鐘里，趕快跑到宮巷桂芳閣茶館裡，向賣報人買了幾份報紙，飛步回到學校，高聲宣讀。」（《辛亥觀感》）
上海報界，當時大都傾向革命，受眾亦是如此，《申報》曾登載武昌革命軍失敗消息，被讀者堵門質問，直到編輯拿出電文原稿才解釋清楚。從上海報紙得來的消息，自然會在原本就傾心革命的少年人心中，構建一出「想像的革命」，如「各國對此事頗讚美之，謂少年之中國方勃勃而萌芽也。此語余頗深信之……苟一改革，則我至勇至慧至有能力之同胞，皆即為少年中國之分子。而今果改革矣，樂又何如！」（10月14日日記）對照在清華園惶惶不安的吳宓，葉聖陶實在要樂觀得多。
基於這種樂觀，他對江蘇革命黨人行動遲緩非常不滿，在葉聖陶的想像中，江南是開化之地，應當是黨人一呼，應者雲集才對，「獨恨吳地兵士亦曾少受教育，智識既開，見解當正，而何以絕無動靜也？」（10月19日日記）
在葉聖陶看來，革命軍勝利是理所當然的事，「蓋如此正正堂堂之師，本當勝也」，一聽到不利的消息，則「悶郁特甚」。他也想到過革命軍一敗再敗，終至於消滅的可能，但一想到這點，就覺得「不堪設想」，那樣的話，我們這樣的人，還怎麼活得下去！他整天想著這件大事，上課「充耳而未有所聞」，回家後也無心溫課，一定要報上又登載了革命軍勝利的消息，才得了大歡喜，急急跑回學校，「以報紙攜進教室，則同學爭奪之……皆笑色現於面，暗相告語，不顧程先生在講台上矣。是課畢，同級人出以告眾同學，則頓聞至響至宏之歡呼聲發於自習室中，是真爽快快樂哉！」（10月21日日記）
外省革命形勢越好，葉聖陶就越憤憤於江蘇的無動靜。僅僅在日記發泄已經不足於平息他的憤懣了，11月2日，上海光復的前一天，葉聖陶在學校里寫了一篇作文，題為《秋風辭》，文章里說，「推翻清政府」是中國同胞的天職，可是江蘇呢？
「鄂省同胞首先倡義，可尊也；各省響應，高舉義旗，亦可尊也。然細思之，亦不過能盡天職耳。而我省則默然無聞，素稱文教之邦，而乃若此，恥矣。且苟聞鄂事而遽起應之，猶有恥也……我蘇省則見人之所為而不能學步，是明明放棄其天職。放棄天職者將不恥於人類，則我蘇省人猶得腆然人前乎？」
所以當三天後，11月5日，起床後正在吃早飯，突然聽從街上回來的叔叔說：「蘇州已經光復了！」葉聖陶不禁既驚且喜——這可跟他想像中的鐵血革命大不相同。他跟顧頡剛去瞻看都督府——其實就是昨天的撫台衙門，只是掛了白旗，貼了告示。
蘇州光復真可稱得上匕鬯不驚，最膾炙人口的說法，當然是因為沒有破壞太不像革命的樣子，前江蘇巡撫現江蘇都督程德全吩咐人將撫台衙門檐上的瓦片捅落了幾塊，以示革故迎新——不知葉聖陶與顧頡剛瞻看都督府時，有沒有注目地上那幾塊象徵舊政權的碎瓦？
看到的這些景象不足以慰藉少年的狂熱，好在草橋中學成立了學團，協助巡防，這就有些投筆從戎的意思了。
晚飯後，葉聖陶立即裝扮起來，黑衣黃褲，臂纏白布，背一桿練慣用的步槍，彈匣纏在腰間，還有一把刺刀，很有點革命軍的樣子。然後是「列隊出巡，維持地方治安」，一直到天亮才回家睡覺。最可惜的是，事太倉促，辮子還沒來得及剪。
從此葉聖陶便夜夜參加學團活動，煞是神氣，「佩新式五響毛瑟槍，匣子彈十顆，列隊出巡」，十二點後，充任隊長，還可以佩上一把指揮刀，帶著四個同學，專走小街狹巷，防察奸究，然而蘇州平靜得很，似乎動亂與緊張都屬於上海與南京，小橋流水吳儂軟語巋然不動。
幾天過去，葉聖陶驚異地發現，光復後的蘇州人仍然是蘇州人，比如，有人仿照上海，發起學生軍與學生北伐隊，學校里居然沒有一個人肯去報名。而維護治安的學團，本來有三十六人，11月12日，有消息說學團還要擴充，因為一旦南京方面發兵來攻，學團也許要臨陣殺敵——哄地一聲，這群早些日子還盼著革命軍勝利盼著蘇州加入反清陣營的學生，「皆驚駭」，連忙找負責人，要索回早前加入學團的簽名單。有人大嚷，說要解散學團，別人問為什麼，又說不出來，便換種說法，講早前不知道學團要打仗，現下要重新簽名。於是鬧哄哄重簽名，人數一下子減了一大半。
葉聖陶自然是重簽了的。到了晚飯八點鐘，又是學團巡街的時分，今天列隊出校者，驟減至十六人。
蘇州的光復，確實也像蘇州人一般，半推半就。
從表面看，蘇州光復的條件確實不好，甚至可稱惡劣。各地倚為起義主力的新軍，蘇州只有兵力不足的一個二十三混成協，而蘇州西有南京、鎮江，南有杭州，都駐有大量旗兵，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寧將軍鐵良、江南提督張勳，個個都是頑固的保皇黨，以江南水陸交通之便利，一旦蘇州有異動，幾處兵馬聯合夾攻，蘇州腹背受敵，必致地方糜爛。
在內而言，江蘇巡撫程德全雖因薦舉親信應德閎不果，反被降了三級，與朝廷談不上和睦，但也說不上傾向革命；藩司左孝同是中興名將左宗棠的孫子，一向以大清忠臣自我標榜，肯定反對獨立；掌控市區治安的巡警道吳肇邦也站在左藩台一邊。熱血學生如葉聖陶者，實在把光復想得太簡單。
更重要的是，程德全必須要等一個人的意見。事實上，江蘇全省士紳，都在等他的意見。這個人就是張謇。
張謇是武昌事變的見證人之一。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張謇已經在武漢呆了六天。他來武漢，是因為他名下的大生資本集團已經從江南一路擴張，沿江西進，打進了武漢，從此可以籠罩兩湖，坐望西南，張謇傾力打造的商業帝國，已經隱隱見出雛形。
張謇在武漢，與政商各界名流每日酬應往還，上至湖廣總督，下至諮議局諸公，誰不欲結識這位狀元、翰林、商業部頭等顧問官？八月十八日，俄國巡捕衝進寶善里，革命黨名冊全被起獲，張謇則中午赴諮議局的宴請，晚上又赴總督瑞澂之邀，忙到晚上九點才回寓，下午還抽空去為家鄉南通的博物苑選購了一對孔雀，倒沒有留意到武昌城的空氣已經陡然緊張起來。
八月十九日起身，才聽說督署轅門前已經掛出了三個革命黨的人頭。武昌全城戒嚴，所有城門一度關閉。張謇有些擔心了，他早訂好了今晚八點半的日本輪「襄陽丸」的頭等客票，直放安慶。自然，以他的身份，不至於出不得城，但在這風雨欲來的氛圍里，終歸不大自在。
好在今晚是漢口的紳商請客，張謇索性提前於上午十點過江，一到漢口，租界繁華，全無影響，這才放下心來。晚上海洞春餞別，談笑風生，對岸武昌的動靜也便置諸腦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