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歲的小學生沈岳煥眼中，這些天明顯跟往日不同：叔父紅著臉在燈光下磨刀的情形，真十分有趣。這孩子一時走過倉庫邊看叔父磨刀，一時又走到書房去看爸爸擦槍。他不明白將發生什麼事情，但卻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新事快要發生。
第二天醒來，似乎什麼也沒有發生，只是家裡人的臉色都白白的。一數，家中似乎少了人，幾個叔叔全不見了。只有父親一個人坐在太師椅上。沈岳煥上前問：
「爸爸，爸爸，你究竟殺過仗了沒有？」
「小東西，莫亂說，夜來我們殺敗了！全軍人馬覆滅，死了幾千人！」
1911年10月22日，長沙新軍發動起義，迎來了長沙的光復日。革命在長沙取得成功之後，湖南境內各地相繼宣告獨立，只有湘西辰沅永靖等地，由於地處一隅，頑抗到12月底到次年1月初才宣告革命成功。從1911年10月27日起，湘西鳳凰廳的城防軍與光復軍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攻防戰。光復軍由會黨、新軍、苗人組成，號稱有一萬多人。城防軍主要是「道標」，即道台朱益濬率領的軍隊，額定是一千零六名，武裝精銳。而近四千人的「鎮標」，即鎮台周瑞龍所轄軍隊，本來是由紳士（其中即有沈岳煥的父親沈宗嗣）出面，與光復軍聯絡共同起義。但隊中有一千六百餘名精兵被湖南巡撫余誠格抽調去長沙與革命黨作戰，其餘兵士也被扣留了武器。
鳳凰廳苗變頻仍，有清以來即為軍事重鎮，防禦極嚴。光復軍人數雖多，以弱攻強，自然討不了好。尤其當他們被打敗後，各鄉苗土備，即苗人中的土官，又從後面襲擊，拿下人頭解城請賞，故而景況十分慘烈。
好在沈岳煥自小就看衙門殺人，不怕死人，於是由一位長身四叔帶他去看人頭，於是一幅顏色鮮明的圖畫展現在九歲小孩眼前：
聽說人頭共有四百一十個。沈岳煥聽大人們低聲閑談，也不太懂，大約是城中紳士與城外攻城部隊早就約好了，主要攻打道台、鎮台兩個衙門，當時卻因城裡軍隊方面談的條件不妥，沒有接應，誤了大事。
沈岳煥當然不知道，沒有談妥的條件，主要為「是否保護商人」，光復軍不敢保證紀律，城裡的官兵不敢放他們進來，再加上光復軍分為三支，相互之間聯繫失靈，終於潰敗。史載此戰光復軍折損一百七十餘人，那麼其他的人頭，顯然是殺民充匪請賞的慣伎。
造反已經失敗了，而殺戮剛剛開始。城防軍將城內布置妥當之後，就派兵分頭下鄉捉人，捉來的人只問一兩句話，就牽出城外去砍掉。捉來的人太多，有的既沒剝衣服，也沒用繩子綁上，趕到城外，居然就混進看熱鬧的人群中走掉了。但大多數人從鄉下被捉來，胡裡胡塗還不知道究竟，直到了河灘，被人吼著跪下，方覺得不妙，大聲哭喊驚惶亂跑，劊子手趕上去一陣亂刀砍翻。
這樣的畫面每天都在上演，每天大約殺掉一百個。延續了一個月，方才漸漸減少。天氣寒冷，不怕屍首腐爛生疫，再說也來不及埋，又或許可以用以示眾，河灘上總是躺著四五百的屍首。
沈岳煥日日上城頭去看對河殺頭，與其他小孩比賽眼力，看誰能數清河灘上死屍的數目。後來又增添了一種新花樣，就是去天王廟看犯人擲筊。因為抓來的人太多，殺得本城紳士都開始心寒，不得不創了一種搖號制度，將犯人牽到天王廟神像前，擲竹筊，只有全陰雙覆，才殺，一陰一陽或全陽，都開釋。沈岳煥混在小孩中，「看那些鄉下人，如何閉了眼睛把手中一付竹筊用力拋去，有些人到已應當開釋時還不敢睜開眼睛。又看著些雖應死去還想念到家中小孩與小牛豬羊的，那份頹喪那分對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遠也忘不了」。
這些畫面就這樣留在沈岳煥腦海里。他對革命的印象，就是殺人，殺戮那幾千個無辜的農民。
到得第二年年初，鳳凰終於光復。雖然省城長沙早已宣布獨立，卻要等到鳳凰光複電報來到，「大街小巷鳴鑼宣傳，人心大定」。
革命引發了如許的殺戮，但革命本身卻算平和。鎮守使、道尹、知縣，只要肯離境就可保無事。除了沈岳煥的一個表哥，從苗鄉回來，在全城開會時，打了縣知事一個嘴巴，引得全場笑鬧，弄得大會幾乎開不下去，鳳凰這座兵多於民的小城幾乎沒什麼變化，「革命後地方不同了一點，綠營制度沒有改變多少，屯田制度也沒有改變多少。地方有軍役的，依然各因等級不同，按月由本人或家中人到營上去領取食糧與碎銀，守兵當值的，到時照常上衙門聽候差遣。衙門槍鐘鼓樓每到晚上仍有三五個吹鼓手奏樂。但防軍組織分配稍微不同了，軍隊所用器械不同了，地方官長不同了。縣知事換了本地人，鎮守使也換了本地人。當兵的每個家中大門邊釘了一小牌，載明一切，且各因兵役不同，木牌種類也完全不同」。
然而沈岳煥的心中卻死死地記住了那幾幅顏色鮮明的畫面，血淋淋，紅艷艷。後來他說，這是「辛亥革命的一課」。1923年8月，沈岳煥來到北京，他向一位親戚解釋他為何要遠離故鄉：
「六年中我眼看在腳邊殺了上萬無辜平民，除對被殺的和殺人的留下個愚蠢殘忍印象，什麼都學不到。……被殺的臨死時的沉默，恰像是一種抗議；『你殺了我肉體，我就腐爛你靈魂。』」
這個從小慣看殺人、從軍六年的年輕人，帶著腦海中無數顆人頭的記憶，離開了人命如草芥的邊城故鄉。他改了名字，叫做從文，打算用手裡的筆，為那上萬具被殺的肉體，存留他們的靈魂，抗擊這世間枉殺的愚蠢與殘忍。
國民黨大佬吳稚暉1920年在長沙做「市民演講」時，這樣歸納湖南的特產：「你們湖南，只有兩大出產，第一，是兵；第二，是革命黨。」不管是兵，還是革命黨，都需要一往無前的精神，用梁啟超的話說，則是「湖南人的特色，遂是在這個『蠻』字頭上」，「為主義所在，什麼都可以犧牲的特點」，這種性格在中國傳統文化性格背景之中，顯得格外突出：「中國人素來以中庸調和為美德，而湖南蠻子卻不然。」（《奮鬥的湖南人》，1922）
具體到清末民初這一段，則1925年長沙《大公報》一篇文章說得最透實：「猛進是其長，而躁進則其短；倔強是其長，而偏激則其短。敢為天下先而自己復立腳不定。譬如清末迄今，倡革命者湖南人最猛（黃興），而反革命者湖南人亦不弱（黃忠浩以身殉）；倡帝制者湖南人為首（楊度），而推翻帝制者亦湖南人為首（蔡鍔）。」
這篇文章發表時，民國已經開張了十四年。黃興、蔡鍔，都變了偉人銅像，楊度搞了籌安會，學禪學佛了一大圈，此時已加入中國國民黨，尚未加入中國共產黨。只有黃忠浩這個辛亥年就被殺了頭的「反革命者」，居然還能被湖南人記得，倒也算一個異數。
黃忠浩是湖南黔陽人，出身是「優貢生」，秀才里的尖子，後來捐了個內閣中書的小官，便「主沅州講席」，說明學問不壞。他以書生起家，卻轉而帶兵，因此自許為曾國藩第二。歷任湘撫如趙爾巽、陳寶箴，都很賞識他。甲午中日戰爭前，黃忠浩調入湖北，張之洞對他也相當讚許，雖然沒有打過洋人，但掃蕩各地亂民，屢建功勞，治軍講究「不擾民，不怕死，勤操練，戒輕浮」，人稱其軍為「忠字旗」，確實有幾分曾國藩時代湘軍的風采。
黃忠浩一直做到廣西右江鎮總兵，又署四川提督。告老還鄉後，以紳士身份，辦湖南省教育會，有聽過他演說的人稱，黃忠浩主張「圖富強以抗敵，興教育以新民」，以及修治洞庭、振興農業，在湖南講新學的人群中，頗有名望。
而且，黃忠浩還是湖南礦業界的領袖，他在沅州開金礦，「是為湘有礦務之始」，辦教育的同時，又兼任湖南礦務總局中路總辦。保路運動興起，他也是反對鐵路國有政策的一員。學術、軍事、教育、實業，晚清諸重要領域，黃忠浩樣樣皆能，這樣的人，放眼湖南，大概也沒有幾個吧。
如果沒有武昌事變，黃忠浩也許會就在長沙一直講新政，辦教育，興實業。即使大清覆滅，他也許會當遺老，也許不會，但多半不會被當做湖南的頭號反革命寫進史冊。
武昌之亂，起於新軍。以兩湖地理之近，唇齒相依，當然唇亡齒寒。而且大把的湖南人在武漢鬧著革命，不用腦子都知道他們一定會派人潛回湖南，鼓噪新軍，製造第二個武昌，再反過來支援湖北。
巡撫余誠格一收到武昌的消息，立即謀劃如何防範新軍。然而湖南新軍鎮統蕭良臣是北方人，部下不太服從他。既然余巡撫的幾位前任都相信黃忠浩，那麼，讓他來當巡防隊統領吧！
余誠格讓黃忠浩統軍，並非只是看中他諳熟軍事，更重要的原因，是黃忠浩為長沙知名的紳衿。湖南紳權之重，天下知名，宣統二年的搶米風潮，便是由於紳衿集體囤糧禁運起端。起用黃忠浩，便於與長沙士紳溝通，只要這些紳衿們不插手革命，單憑新軍和會黨，余誠格有信心彈壓得住。
黃忠浩本來已經計畫當年去日本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