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運動的領導者，主要是諮議局的立憲黨人，但保路運動能夠自上而下，快速推行至全川，靠的是袍哥的力量。
8月，保路運動久無結果。川西、川南的袍哥領袖在資州聚會，改「保路同志會」為「保路同志軍」，一字之易，與朝廷對抗之意明顯了太多。成都的議員們未必喜歡這種做法，不過他們也莫得辦法。
保路同志軍的發起者叫張達三，是個武秀才，他的另一個身份是郫縣新場總舵把子。他最要好的朋友叫張捷先，是個小學校長，同時也是灌縣崇義鎮的舵把子。
同盟會派去的王蘊滋是在鴉片煙鋪里找到張達三的，他就這樣站在煙榻前公開說明來意，並稱將「驅逐韃虜，恢複中華」，張達三當即慷慨表態：「郫（縣）、崇（義）、灌（縣）一帶算我的！」——書中暗表，帶張達三出道的大哥賀均山，本身就是反清老手，參加過洪楊起義，或許就是石達開的余部。
張達三如此，張捷先自不必說。他們又聯手找了灌縣舵把子姚寶珊，這個人在松潘、理番、茂縣、汶川一帶甚有威望，萬一造反不成，還可以退守川西北。
9月7日蒲殿俊、羅綸等被捕。早有準備的川西南同志軍立即行動，9月9日，溫江舵把子孫澤沛率領的同志軍便已抵達成都南門外紅牌樓，另一支同志軍則由張達三帶領，在犀浦一帶與趙爾豐的巡防軍主力對峙。這才有了成都的孤城之圍。
同志軍氣勢很盛，口號是「打倒滿清，打倒趙爾豐，打倒周駝子（勸業道周孝懷），打上成都！」他們人數很多，火力太差，幾乎沒有他們稱為「硬火」的後膛槍，大都是土抬炮、鳥槍、大刀、矛子、梭標。
之所以能一路勢如破竹，兵臨城下，一是新軍根本不奉趙爾豐號令，不肯跟同志軍作戰；二是同志軍不擾民，如有違反軍令者，必須按照袍哥規矩，當眾自裁，自殺前還要在大腿上自穿三刀，所謂「三刀六個眼，自己找點點」。
也不需要擾民，同志軍甚至不用自帶糧草。每到一處，自有當地的碼頭酒飯招待，還會放錢到各軍首領房中。兄弟伙需要用錢，只要說一聲，就可以到房中自取，拿多少也有規矩等級，從兩百個銅錢到兩千個不等。這就叫「望屋吃飯」，全川袍哥一家，有人的地方就有供應。
成都獨立之後，各方勢力交錯，趙爾豐兵權未釋，新軍各懷心事，立憲黨爭權奪利。川籍軍官代表、軍政部長尹昌衡則一手拉攏本地軍人，一手加緊聯絡袍哥。
各方矛盾激化，12月8日，四川軍政府都督蒲殿俊在東校場閱兵，部隊借名索餉，發動嘩變。成都全城槍聲四起，火光燭天，新軍、巡防軍散往各街，大肆搶劫，成都人稱為「打起發」，不同隊伍的士兵碰面，就大喊「不照不照」，意思是各干各的。整整鬧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各鄉同志軍趕進城來，才平息騷亂。藩庫八百萬兩生銀被洗劫一空，商民損失不計其數。
這場兵變，幫助了尹昌衡上台，當了軍政府都督。參與兵變的各營，只是回營了事。轉過年，發了洋財的兵丁紛紛拿出錢來娶妻成家，人稱「起發太太」，趕上成都旗人生計無著，拋售房地，有錢的丘八更是乘機購房置地，麵糰團當起富家翁來。成都人無可奈何，只能唱民謠道：「不照不照兩不照，明年生個大老少」，以紀念這場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革命。
尹昌衡當了都督，身兼軍政職務，但他更在意的明顯是另一個身份。他掛出了「大漢公」的香堂招牌，自封為大漢公的舵把子。都督要操袍哥，哪個敢不幫到紮起？尹都督前往成都各街的公口碼頭拜訪，各公口碼頭都為他「掛紅進酒」。尹都督一天進出都督府十幾次，每一次出去都是長袍馬褂，回來披一身的紅綢紅布，堆在床上，立刻又出去。都督府公事堆積如山，但顯然尹都督認為酬酢袍哥更重要。
上行下效，繼任的軍政部長周駿也掛出了「大陸公」的招牌，其他部處也紛紛效仿，一座都督府幾乎成了袍哥集中營。而哥老會提出「恢複漢族衣冠」，這幫哥子弟娃兒又不曉得啥子是漢族衣冠，個個頭扎英雄結，身穿英雄靠或者蟒袍，腰佩寶劍，腳蹬花靴，滿街招搖。成都幾乎又成了一個大戲台。
而尹都督操袍哥亦不是全無用處。前清川督趙爾豐在獨立之後，依然保有衛隊，而且聽說宣統未死，北京未陷，便有復辟之心，不斷唆使親信傅華封從川邊率軍反撲成都，並派人挑撥巡防軍嘩變。重慶蜀軍政府聽聞趙爾豐尚在，已派兵西來討伐。尹昌衡於是決定殺趙。趙爾豐一死，傅華封投降，重慶軍也回師了。殺趙不難，不起戰端而殺趙，尹昌衡靠的就是袍哥內部的關係，先行誘降趙爾豐的衛隊，再沒收了少城旗人的武器。成都回覆了暫時的平靜。
這就是四川特色的袍哥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各地均藉助會黨之力，但是在四川，立憲派不過充當旗號，同盟會更是敲敲邊鼓。如何革命，其實是由袍哥社會的法則決定的。
民初社會傳聞：端方花了四十萬兩白銀買得川粵漢鐵路督辦大臣一職。這未免太小看端方的智商了。端方因兩宮葬禮時派人攝影被罷斥後，急謀起複是事實，但他難道不知道，各地保路風潮如火如荼，此時督辦路事，是一塊燙手山芋？
端方在京未發時，自5月起，就一再上奏，希望朝廷收回「鐵路國有」成命，又懇電沿各督撫，請「務須和平，勿專制強硬，以致激變」。
6月29日，拖延已久的端大臣隊伍終於離開北京。因為懷著極大的疑懼之情，端方走走停停，還跑去彰德洹上跟袁世凱「商榷要政」，而且他還對記者說，此去「如無妥善辦法，即擬辭職」——跟四川袍哥一樣，端方也在鋪後路。
本來自北京到武漢的火車只需一日，端方生生拖到7月4日才到武漢。據《申報》報道，湖北各官員從端方上月中旬放風說要出京，就屢屢相約往大智門車站迎接，結果屢屢撲空，大概一共白跑了十來次，人人把端方恨得要死。
在武漢的兩個月，端方確實竭盡所能，希望在「朝廷國有」的定策與「鐵路商辦」的民意之間尋找一條折衷之路。比如他曾派夏壽田返京與郵傳部商議，是否將川漢鐵路四川段宜昌經萬縣、重慶至成都的原有路線，改為由潼關經川北保寧府達成都，寧願從陝西境內繞一下，這樣可以朝廷、紳民分別築路，既滿足民意，又不失政府尊嚴。
但是內閣與郵傳部拒絕了他的建議，路線已經與四國銀行團簽定協議，改路？那不知又要多費多少口舌工夫？
好吧，端方於是守在漢陽，只是修修督辦大臣公所，找人來繪製路線圖，招聘鐵路人才。比起其勢洶洶的四川紳民，湖北各界對他的態度要好得多，而武漢三鎮比起已全面罷市的成都，也要平靜很多。
而且，他的兒女親家袁世凱早有信來，要端方在路潮平息之前「宜先駐漢陽，分投委員勘查，步步為營」。後世史家說，如果端方按此行事，縱然在武漢碰上了辛亥首義，多半也不會身首異處。畢竟，瑞澂、張彪，諸多湖北大員一個都沒有死。
然而趙爾豐搞出了成都血案，朝廷嚴令端方入川查辦，端方回奏力辭，朝廷再嚴令，怕川人武力暴動？給你兵隊，而且派楚同號軍艦護送入川。看你還有什麼借口？
端方几乎每停一處地方，都要向內閣或盛宣懷發電，嘆苦經，找後路，巴不得停在宜昌，停在夔州，停在萬縣，停在重慶，等路潮出個結果再說。
然而朝廷並沒有放過他，不僅連番催促，甚至在武昌事變之後，於11月6日諭令端方署理四川總督，將整個四川的重擔都壓在了他身上。不過，由於武昌事變後電報不通，端方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又當了一回制台大人。
有史料顯示，在知道武昌事變、湖北獨立的消息，又有流言傳說北京失陷、宣統逃亡之後，端方確曾認真考慮過自己在大變動的四川中的位置。他認為趙爾豐已經失去民心，朝廷又無力控制西陲，按照武昌推舉黎元洪的前例，他是否也可以被推舉為四川總督，甚至四川獨立後的軍政府首腦？
他曾派劉師培等人潛入成都探聽消息，但迴音很不樂觀，據說趙爾豐已經做好準備，端方一到成都，就會被軟禁起來，連地方都預備好了。
端方更不肯往前走了。而且，入川以來，沿路補給相當困難。端方家丁日後回憶說：「沿途飲食，並無菜蔬可食，每飯只有白飯鹹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養豬堆糞之屋，即欽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兩三月均如是。」於是，命運將端方送到了資州，也留在了資州。
資州離重慶六百多里，距成都四百里，可進可退，而且地面安靖，似乎沒有自立軍活動，比一路上的滋擾不寧好得多。端方就此住了下來。
他一路走來，每到一處即鳴鑼集眾，尋一處寬敞廟所，派六弟端錦前往演說，表示對所有「匪徒」均不帶兵剿趕，願自行解散者，發與盤費，優給獎勵。爾等川人，也莫以為川地堅固，有蜀道之難，現時有機關槍炮，一旦天兵到來，四川如何抵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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