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總統 阿爾·戈爾
作為一位被選出來的政府官員，給《寂靜的春天》作序有一種自卑的感覺，因為它是一座豐碑，它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強大提供了無可辯駁的證據。1962年，當《寂靜的春天）第一次出版時，公眾政策中還沒有「環境」這一款項。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磯，煙霧已經成為一些事件的起因，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還沒有對公眾的健康構成太大的威脅。
資源保護——環境主義的前身——在1960年民主黨和共和黨兩黨的辯論中就涉及到了，但只是目前才在有關國家公園和自然資源的法律條文中大量出現。過去，除了在一些很難看到的科技期刊中，事實上沒有關於DDT及其他殺蟲劑和化學藥品的正在增長的、看不見的危險性的討論。《寂靜的春天）猶如曠野中的一聲吶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辯的論點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如果沒有這本書，環境運動也許會被延誤很長時間，或者現在還沒有開始。
本書的作者是一位研究魚類和野生資源的海洋生物學家，所以，你也就不必為本書和它的作者受到從環境污染中獲利的人的抵制而感到吃驚。大多數化工公司企圖禁止《寂靜的春天）的發行。當它的片段在《紐約人》中出現時，馬上有一群人指責書的作者卡遜是歇斯底里的、極端的。即使現在，當向那些以環境為代價獲取經濟利益的人問起此類問題時，你依然能夠聽見這種謾罵（在1992年的競選中我被貼上了「臭氧人」的標籤，當然，起這個名字不是為了讚揚，而我，則把它作為榮譽的象徵，我曉得提出這些問題永遠會激發兇猛的——有時是愚蠢的——反抗）。當這本書開始廣為傳頒時，反抗的力量曾是很可怕的。
對蕾切爾·卡遜的攻擊絕對比得上當年出版《物種起源》時對達爾文的攻擊。況且，卡遜是一位婦女，很多冷嘲熱諷直接指向了她的性別，把她稱作「歇斯底里的」。《時代）雜誌甚至還指責她「煽情」。她彼當做「大自然的女祭司」而摒棄了，她作為科學家的榮譽也被攻擊，而對手們資助了那些預料會否定她的研究工作的宣傳品。那完全是一場激烈的、有財政保障的反擊戰，不是對一位政治候選人，而是針對一本書和它的作者。
卡遜在論戰中具有兩個決定性的力量：尊重事實和非凡的個人勇氣。她反覆地推敲過《寂靜的春天》中的每一段話。現實已經證明，她的警言是言簡意賅的。她的勇氣、她的遠見卓識，已經遠遠超過了她要動搖那些牢固的、獲利頗豐的產業的意願。當寫作《寂靜的春天》的時候，她強忍著切除乳房的痛苦，同時還接受著放射治療。書出版兩年後，她逝世於乳腺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證明了這一疾病與有毒化學品的暴露有著必然聯繫。從某種意義上說，卡遜確確實實是在為她的生命而寫作。
在她的著作中，她還反對科學革命早期遺留下來的陳腐觀念。人（當然是指人類中的男性）是萬物的中心和主宰者，科學史就是男人的統治史——最終，達到了一個近乎絕對的狀態。當一位婦女敢於向傳統挑戰的時候，它的傑出護衛者之一羅伯特·懷特·史帝文斯語氣傲慢、離奇有如地球扁平理論那樣地回答說：「爭論的關鍵主要在於卡遜堅持自然的平衡是人類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當代化學家、生物學家和科學家堅信人類正穩穩地控制著大自然。」
正是今日眼光所看出的這種世界觀的荒謬性，表明了許多年前卡遜的觀點多麼地具有革命性。來自獲利的企業集團的譴責是可以估計到的，但是甚至美國醫學協會也站在了化工公司一邊。而且，發現DDT的殺蟲性的人還獲得了諾貝爾獎。
但《寂靜的春天》不可能被窒息。雖然它提出的問題不能馬上解決，但這本書本身受到了人民大眾的熱烈歡迎和廣泛支持。順便提及一下，卡遜已經靠以前的兩本暢銷書得到了經濟上的自立和公眾的信譽，它們是《我們周圍的海》和《海的邊緣》。如果《寂靜的春天）早十年出版，它定會很寂靜，在這十年中，美國人對環境問題有了心理準備，聽說或注意到過書中提到的信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位婦女是與這場運動一起到來的。
最後，政府和民眾都捲入了這場運動——不僅僅是看過這本書的人，還包括看過報紙和電視的人。當《寂靜的春天）的銷售量超過了50萬冊時，CBS為它製作了一個長達一小時的節目，甚至當兩大出資人停止贊助後電視網還繼續廣播宣傳。
肯尼迪總統曾在國會上討論了這本書，並指定了一個專門調查小組調查它的觀點。這個專門調查小組的調查結果是對一些企業和官僚的熟視無睹的起訴，卡遜的關於殺蟲劑潛在危險的警告被確認。不久以後，國會開始重視起來，成立了第一個農業環境組織。
《寂靜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動主義的種子，並且已經深深植根於廣大人民群眾中。1964年春天，蕾切爾·卡遜逝世後，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聲音永遠不會寂靜。她驚醒的不但是我們國家，甚至是整個世界。《寂靜的春天》的出版應該恰當地被看成是現代環境運動的肇始。
《寂靜的春天》對我個人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它是我們在母親的建議下在家裡讀的幾本書之一，並且我們在飯桌旁進行討論。姐姐和我都不喜歡把任何書拿到飯桌旁，但《寂靜的春天》例外。我們的討論是愉快的，留下了生動的記憶。事實上，蕾切爾·卡遜是促使我意識到環境的重要性並且投身到環境運動中去的原因之一。她的榜樣激勵著我，使我寫了《瀕臨失衡的地球》，它是被哈頓·米夫林公司出版的，當然不是偶然的。這個公司在卡遜的整個論戰過程中都支持了她，也因此得了一個好名聲，出版了許多關於我們的世界所面臨的環境危險的好書。她的照片和那些政治領導人——那些總統們和總理們的照片一塊懸掛在我辦公室的牆上。它已經在那裡許多年了，它屬於那裡。卡遜對我的影響與他們一樣，甚至超過他們，超過他們的總和！
作為一位科學家和理想主義者，卡遜又是個孤獨的聽眾，官場的人們常常難以如此。當她接到一封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杜可斯波里的一個名叫奧爾加·哈金絲的婦女的關於DDT殺死鳥類的信時，她就構思出了《寂靜的春天》。現在，因為卡遜的努力而禁止了DDT，一些與她有著特殊關係的鳥類，如鷹和移居的獵鷹，不再處於絕跡的邊緣。因為她的著作，人類，至少是數不清的人，保住了性命。
無疑，《寂靜的春天》的影響可以與《湯姆叔叔的小屋》媲美。兩本珍貴的書都改變了我們的社會。當然，它們也有很大的區別。哈麗特·貝切爾；斯托把人們熟知的。公眾爭論的焦點寫成了小說；她給國家利益和大眾關懷注入更多人性的成分。她描繪的奴隸的形象感動了民族的良知。林肯在南北戰爭處於高潮時會見了她，對她說：「您就是啟始整個事件的小女士。」相反，蕾切爾·卡遜警告了一個任何人都很難看見的危險，她試圖把環境問題提上國家的議事日程，而不是為已經存在的問題提供證據。從這種意義上說，她的吶喊就更難能可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她於1963年在國會作證時，參議員阿伯拉罕.李比克夫（Abraham Ribicof）歡迎她時令人不安地模仿林肯恰好一個世紀以前的話說：「卡遜小姐，你就是啟始這一切的女士。」
兩本書的另一個區別在於，《寂靜的春天》與現實持續不斷地相關聯。奴隸制可以，也確實在幾年內終結了，儘管還要花一個世紀或更多時間去處理它帶來的後果。但是，如果奴隸制可以依靠筆端的鬥爭而廢除，化學污染卻不能。儘管卡遜的論辭鏗鏘有力，儘管美國採取了禁止DDT的行動，環境危機卻不是變好，而是越來越糟。或許災難增長的速率減緩了，但這本身就是一種令人不安的牽掛。自《寂靜的春天》出版以來，僅農場用的農藥就加倍到每年11億噸，危險的化學藥品的生產增長了400％。我們自己禁止使用了一些農藥，但我們仍然生產，然後出口到其他國家。這不僅使我們陷入一種以出賣自己不願意接受的公害並從中獲利的狀態，而且也反映出了在對科學無國界觀念的理解上的原則性錯誤——毒殺任何一個地方的食物鏈最終會導致所有的食物鏈中毒。
卡遜的很少的幾次演講的最後一次是在全美園林俱樂部（Garden Club of America）作的。她承認，事情在變好之前會變得更糟：「問題很多，卻沒有容易的解決辦法。」但她還警告說，我們等待的時間越長，我們要面對的危險就越多：「我們正遭受著暴露的化學藥品的全面污染。動物實驗已經證明它們極具毒性，很多情況下它們的效果還會積累。這種侵害在出生時或出生前就開始了。如果不改變我們的方法，這種侵害會貫穿整個生命歷程，沒有人知道結果會怎樣，因為我們未曾有過這樣的經歷。」自從她下了這些斷言，我們已經悲哀地經歷了許多，癌症和其他與農藥有關的疾病的發生率猛增。難辦的是我們並非什麼都沒做過，我們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