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歲離開上海到我三十八歲飛往美國，這中間的三十年，我都生活在東海岸城市福州。這三十年生活佔據了我生命中最寶貴的年華，無論我從哪個方面回憶它，無論是喜怒哀樂還是酸甜苦辣，對於我來說都是極其珍貴的財富。我記得我從上海到了福州，就被送進父母親單位的託兒所。託兒所設在一個平房大院子里，院子里不僅有樹木草地，還有一片泥土地，這使我感到非常新奇，因為我在上海從來還沒有看到過泥土地。尤其下過雨之後，泥土地變得又軟又滑，踩在裡面真是其樂無窮。寬大的空間使我身心得到舒展，調皮的天性頓時膨脹，因此經常被老師罰關進一間堆放破桌椅的房間。母親抽空來看我，只能站在窗戶外邊像探獄般看我，有時候會送給我一塊五分錢的甜餅，我望著藍天吃著甜餅，這囚禁的生活就大放異彩。碰到還有「囚友」，我就把甜餅一分為幾，大家分享皆大歡喜。我在託兒所才呆上一年，就正式上了小學。學校在靠近閩江邊的一片住宅區里，記得學校門口有一棵巨大的榕樹，濃密的樹葉嚴嚴實實遮蓋了一大片場地。但是我上課的教室卻是在校外一座老舊幽暗的木房裡，我在這座木房裡完整的上了一年的學。所以說完整是因為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經開始燃燒起來，學校在幾天之內被砸得一片狼藉。老師和學生都被鼓動起來造反，誰還敢教書和讀書？書是沒辦法讀了，我就跟大人們去省委大院和東街口看大字報，看游斗「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看也看不懂，純粹是看熱鬧，我心裡就羨慕那些戴紅袖章的高年級同學，個個是紅衛兵，可以隨便坐火車上北京見毛主席，或者拉起隊伍下閩西訪古田瑞金，於是就壯膽跑到學校一個叫「前哨」紅衛兵的支部里，要求參加紅衛兵。一個扎羊角辮又戴軍帽的小姑娘把我從腳看到頭又從頭看到腳然後說：「你只能參加紅小兵。」我問紅小兵能不能坐火車上北京見毛主席。小姑娘眼睛一瞪說：「誰說不行？誰說不行我們就把他拉下馬再踩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說完小姑娘又問我家的成分。我說我父親是工人。她問我祖父是什麼成分。我想了想說是中農。她扳開手指自言自語：「貧下中農，貧農、下中農……中農，中農不行！」就把我拒之門外。那幾年我逍遙社會，耳聞目睹文化大革命的種種景象，以少年空凈的心靈大量的容納階級鬥爭的畫面，並且把誰是我們的敵人和誰是我們的朋友作為衡量鑒別人的惟一準繩。那時候我父親參加了屬於保皇派的一個叫工人赤衛隊的組織，專門與造反派唱對台戲。我非常清楚記得，有一次造反派要把單位里一輛美式吉普車開出廠去作革命之用，身為供銷科長的父親堅決不開出車條，造反派就逼迫司機把車開走，只見父親孤身一人站在廠門口，伸開雙臂攔住吉普車。車上的造反派叫喊：「我們這是革命行動！不許你阻擋！」父親說：「要抓革命，還要促生產，這是生產用車，不能隨便開走。你們要開走，從我身上開過去。」父親大義凜然的形象，有點像後來京劇樣板戲《紅燈記》里的李玉和，牢牢刻在我的記憶中。當時的造反派已經從部隊里搶得許多槍支，勢力日大，經常在黑夜裡襲擊捉拿保皇派，氣氛十分緊張。父親因為攔車而得罪造反派，就被造反派劃人了「黑名單」。那天夜裡，父親不敢在家睡覺，縮在對面簡易的廚房裡。次日清晨，由一位好友在前面引路，父親跟在十幾米的後面，雙雙騎車奔向地處郊區的體工大院。如果前面發現異常情況，好友就打手勢信號給我父親，父親就立刻回頭或者另走新路。那天還算順利，好友中午就回來告訴我母親，說我父親已經安全到達目的地。父親在這個戒備森嚴的保皇派大本營里躲了長達半年之久。我後來在許多反映地下鬥爭的影片中看到類似的緊張情景。後來各派終於「大聯合」又「三結合」，到處都在成立革命委員會或者革命領導小組。毛主席又給首都工人階級送去了金黃色的巴基斯坦芒果，聽說首都工人階級大公無私，分了一個芒果給福建工人階級。那天，成千上萬的人湧向五一廣場，終於慢慢開過來一輛紅布蒙身的彩車，車架最高的地方安放著一個精緻的四方玻璃罩，裡面躺著一個碩大的芒果，在陽光的照耀下閃閃發金光。萬眾歡呼高歌，我擠在人群里，也望到一眼，幸福得也跟人又呼又歌。沒過幾天就聽人傳說這個芒果是假的，是用臘做的，真的芒果不可能那麼大個，也不可能那麼閃閃發金光，更不會那麼長時間還那麼新鮮沒有爛掉。又沒過幾天又聽人傳說要追查謠言，說毛主席親手送的芒果怎麼會是假的呢？從金色的北京城運來的芒果當然會閃閃發金光！說巴基斯坦是幾億個芒果里挑一個，所以就有那麼大個。而且個個都經過特殊加工，幾年都不會爛掉，不僅不會爛掉還一直會像剛從樹上摘下來一樣的新鮮。於是大家又歡欣鼓舞。不久，學校開始「複課鬧革命」，我們又走進久違的學校，走進空空蕩蕩的教室，沒有桌子椅子沒有玻璃窗沒有黑板沒有課本，但是絲毫沒有影響我們要上學的熱情。我們每天提著小板凳去上學，老師胳膊下夾著一個軟皮小黑板走進教室，把小黑板往牆上一掛就開始上課。語文課就上《毛主席語錄》，算術課就上一些簡單的加減乘除。學校里實行准軍事化，一律按連排班設制，我還記得我是在四連一排三班，確實很好記，叫起來也很上口。不久，學校又成立紅小兵營，校革命領導小組居然宣布我擔任紅小兵營的營長，並且還專門分配一間房間作為紅小兵營部。這使我第一次領略到權力的魅力，我白天在營部向各連排發號施令，晚上在營部挑燈讀《毛選》四卷，我把《毛選》四卷通讀了三遍，做了幾大本筆記。我那時候讀《毛選》難免囫圇吞棗，但是《毛選》里準確淺白流暢生動的文風卻對我產生極大的影響，至今仍然還有影響。一到學校放假，我和幾個紅小兵連排幹部就輪流住校值班，嚴防階級敵人搞破壞活動。記得有一次，我父親路過學校，要進學校里的廁所解手，我把他攔在門口，請他多走一段路到公共廁所去解手。我當時鐵面無私的行為就像那個蘇維埃站崗的士兵攔住了忘記帶證件的列寧同志。父親不但沒有惱火，反而向他的同事朋友津津樂道講述這件事，誇我「鬥私批修」十分徹底，可以做紅色接班人。當了幾年紅小兵營長，使我積累不少當「第一把手」的經驗，但是我顯然也做了不少錯事，比如組織紅小兵到新村街口阻止一些郊區農民挑擔叫賣時令蔬菜，名曰打擊投機倒把等等。至今想來心裡仍然沉重，非常內疚。我很快就小學「畢業」進了中學讀初中，中學也是空空蕩蕩，中學應該叫二十三中，可是大家都叫二十三空，好像在叫一個空軍部隊的番號簡稱。新生也一樣按連排班分配好，但是學校居然沒有安排我擔任任何一個級別的職務，甚至連什麼生活委員之類二線閑職都不給。好歹也是營級幹部，就這麼一挪到底，這使我失落好幾天，以至後來我對那些離開領導崗位的離退休幹部的失落非常理解並報以深切的同情。那一段時間裡，我像撂下重擔一樣渾身輕鬆，就一心一意在籃球場苦練，企圖打進八一男子籃球隊，終於個子沒有突破一米八，只被學校籃球隊召去，還是坐板凳的替補後衛。坐板凳的滋味真不好受，因為我在小學最後一年裡，還作為主力隊員幫我們那所名氣不太大的小學奪得區小學籃球賽的冠軍。過去的受寵和輝煌不再，讓我失落也讓我難受，更讓我品嘗到生活的滋味而不再張狂。這時候學校搞起了「教改」，工業基礎農業基礎化學英語等等課程像掉隊的羊一個個被牽回來。我的學習興趣被點燃起來，尤其是作文課，不僅寫大批判文章，還寫什麼記敘文，這更引起我的興趣。有一次上語文課的時候，語文老師在課堂上朗讀了我的一篇作文。使我心裡湧起一陣一陣無法抑制的快感。我想我後來會埋頭寫小說，跟這些無法抑制的快感一定有關。學校里「教改」還沒有進行多久，就被認為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回潮，全校範圍開展了一波又一波的大批判。與此同時福州又誕生了新生事物——北峰分校，一時間各個中學都在遠郊的北峰山上建立分校，報紙上稱這是「上山下鄉」的演習場。學校隔幾個月就把各連排拉到分校去半農半讀。開始還裝模作樣上點課，後來就漸漸鬆懈，變成了全天勞動，學生就想著各種辦法請假回城。我的一個同學胃有毛病想請假回城，老師說要公社衛生院醫生開證明才行，就派我陪他下山到公社衛生院看病，結果醫生在診斷後面寫道：「至於回城休息治療，由學校決定」。這件事要由學校來決定那一定是不準的。同學一路愁眉苦臉，在上山路上休息的時候，我取過病歷再看，突然看見「由」字寫得又草又稀，就掏出筆把「由」字改成「望」字，居然改得不露痕迹。回到分校之後，他把病歷給老師看了，當晚就獲准回城。第二天他背著行李下山，一臉的痛苦狀，惟有見到我的時候擠了一下眼睛。十幾年後我到一家報社當編輯，有人問我什麼時候開始干編輯這一行，我說十六歲就開始幹這一行了。從分校回城要先走兩個多小時的路到一個小鎮，再搭乘班車進城，買一張車票要六毛錢。學校要求學生學習解放軍「拉練」回城，行李扔到大卡車上運回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