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22日
父親是在深夜裡中風的，當時他正在睡夢之中。他中風的時候沒有明顯的癥狀，還是像他往常那樣，一手托著腮幫側睡著。只是第二天早晨沒有像往常那樣早早醒來。到了九點多鐘還處在昏睡中，家裡人就感到不對勁。母親上前輕聲叫他，他沒有醒來，又輕輕搖動他，他仍然沒有醒來。家裡人頓時慌作一團。說來也巧，這時候來了兩位醫生，兩位醫生是老弟的朋友，老弟約他們來家裡，是為母親治療關節炎。最近母親關節炎發作，又酸又痛，以至不能站立，或者站而不久。這時候已經顧不上母親的關節炎，趕緊搶救父親。兩位醫生觀察討論了一陣，初步診斷為中風。老弟抓起電話叫來汽車，把父親送進醫院。經過CT、核磁共振等等一系列檢查，醫生確診為中風。父親中風了，這一年他六十六歲，六六卻不順，在這個年紀倒下去，似乎早了點。
我們兄妹三人知道這一消息，是在父親中風半個月之後。家裡人覺得我們遠在太平洋對岸的美國，生活已經很不容易，也就沒有告訴我們，以免給我們添亂。一次我給兒子打電話，兒子稍不留神說了句爺爺病了，他知道說漏嘴了趕緊又說已經好了。在我軟硬兼施的追問下，兒子才點點滴滴透露出病情。於是我馬上往醫院住院部打電話，找到守在病床前的老弟，疲憊不堪的老弟才把詳細情況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他說事情已經過去了，父親也已經穩定，等著慢慢治療，你們不要急，急也沒什麼用。我趕緊將情況通報在美國的兄妹。那幾天里，我們兄妹三人幾乎天天打電話回去，隔著太平洋盼望太平，每次打完電話又必定互相通報一下詢問的情況。大哥在醫學院搞神經外科研究，自然詢問得格外詳細，以便診斷出中風的程度。剛好也是從醫的大嫂回國探親，更詳細的了解了父親的病情。最後大哥診斷是輕度中風。我們相信大哥的診斷和判定，大哥的話對我們兄妹來說，從來都是一句頂一萬句。
父親在醫院住了一個多月，終於在元旦前回家了。過年總是要回家團聚的，一般病人也不例外，何況父親還是第一次在醫院住這麼長時間，自然歸心似箭。聽到父親回家的消息，我們心裡也松馳下來，能回家起碼說明父親病情好轉或者正在好轉。聽老弟說，父親現在反應很慢，視力下降，說話吃力含糊，除了這些，沒有太大的後遺症。只是已經不能像從前那樣下樓外出，大多時間躺在床上，或者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偶爾也看看電視，少了往常的威風和神氣。根據大哥分析，造成視力和語言障礙的原因，是父親腦血管有兩處淤血，正好壓迫視神經和語言中樞。所以，父親現在在家天天掛瓶點滴，清洗腦血管的淤血部分，以便使血流暢通無阻。
聖誕節這一天，我們在美國的家裡人全部團聚在大哥家裡過節。這還是好幾年來的第一次在聖誕節里團聚。剛來美國的時候，我們都不重視聖誕節，因為這是美國人的節日，作為中國人無法投入進去，似乎也不願意投入進去，還是以過春節為正宗。但是人家美國人也無視你的春節，除非碰到周末，春節也不放假，所以每年春節，家裡人不是這個上課，就是那個打工，總也團聚不起來。這麼幾年下來，自然入鄉隨俗認同了聖誕節，只是過法上有所不同，形式是洋節日，內容卻是中國化。這天大嫂炒了一桌菜，開了一瓶「五糧液」，我們一邊吃喝一邊聊天，這次聊的主題自然是父親的中風，聊著聊著又分析起父親為什麼會中風。
父親的身體相當硬朗，一向很好。但是他從三十多歲就開始抽煙喝酒，而且非常厲害，抽煙一天平均要一包半。「文革」時期，福州市面上沒有好煙賣，父親那時候當供銷科長，經常到上海出差，每次總要帶回來十幾條「飛馬」、「大前門」煙，搭配著本地產的「水仙」、「海堤」次級煙，輪換著抽。父親不僅愛抽煙，而且更愛喝酒，幾乎每天都要喝上一杯，他從不喝「地瓜燒」、「福建老酒」之類的低度酒，而是喝六十度以上的白乾酒，像什麼「二鍋頭」、「洋河大麴」、「丹鳳高粱」、「李渡高粱」。我到農村插隊第一年，隊里分紅分了二十八塊錢。回到家裡，我給父親買了兩瓶「李渡高粱」，這是正中下懷的孝敬，父親為此很高興，好幾年都把這件事掛在嘴邊。父親酒量大，而且酒風很好，說干就干，一口乾盡，從來不拖泥帶水討價還價，更不會以水代酒搞些小兒科的把戲。多喝了幾杯，他再勸人喝酒時就說：「從酒風看黨風」。人家能不喝嗎？那幾年，父親改任科室支部書記，那些委員組長們，不論酒量大小，酒風一律端正。每次聚會，總會在酒桌上派生演變出好幾種關於黨風和酒風關係的口號來，如「只有黨風正，才有酒風好」、「端正黨風，帶動酒風」等等。一次一位同事酒後失言：「酒……酒風帶動黨風」。父親猛然酒醒，一擱酒杯，斥道：「胡說！」從此規定再也不準在酒桌上說什麼黨風和酒風的關係。父親五十年代初入黨，對黨一貫忠誠，是個特殊材料構成的共產黨員。但是再怎麼特殊，也經不起煙酒長期輪番的侵蝕，不到五十歲，就得了高血壓，可他還是照樣抽煙喝酒。直到那年春節，他突然心絞痛。那天我幸好在家，急忙找人要了幾片硝酸甘油，讓父親含在舌下，才緩解脫險。此後父親才戒煙少酒，並且開始重練十八錦段功，堅持練了十幾年，耳鳴腿疾腸胃不適等等小毛病都漸漸好了，但是煙酒的副作用仍然消除不了。所以我們一致認為，父親的中風與他長期的抽煙喝酒有極大的關係。父親又是急性子，急性子而馬虎還好辦，偏偏他是個急性子而又認真的人，大事小事事事過問，做起事來又一絲不苟，不順心就發脾氣。有些事其實根本不算什麼事，本來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楚和擺平，可是父親卻要左考慮右考慮，總要考慮得周密無縫，才找你擺開來從容細談說個清楚。我感到父親做事很累，老也松馳不下來，經常勸他小事馬虎一些，特別是些家務瑣事，可以不管，這樣可以省心。父親卻厲聲反問：「我不管誰管？你們做兒子的管嗎？」急性子而又認真，使他覺得事事重要，所以他的心情總是沉重，很難輕鬆起來，更不會對一些小事大手一揮或者一笑了之。父親的中風跟他的急性子有一定的關係。
父親病倒以後，我把煙戒了。其實我抽煙並不多，大約三天才抽一包煙，因此經常遭受煙友嗤之以鼻：「你這也叫抽煙？」但是我斷斷續續已經抽了二十多年。在這二十多年裡我曾經戒煙十幾次。促使我戒煙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父母親的諄諄教導和妻子的嘮嘮叨叨；另一方面是醫生的明確指示。但是每次戒煙後不久，我總是忍不住又抽上了。這一次在沒有教導嘮叨和指示的情況下，我抽完「萬寶路」煙盒中最後一支煙，把煙盒連同打火機往垃圾桶里一扔，自覺與煙告別。那時候，我突然有一種滄桑感，從滄桑感中又生髮出一種強烈的責任感，彷彿父親把接力棒交到我的手中，我握緊接力棒奮力向前跑去。我不僅要承上啟下，而且還要扶老養小，所以在這種重要的歷史關頭，我是決不能有一點麻煩，崇高的使命感促使我把煙徹底戒了。妻子很奇怪，問我怎麼不抽煙了？我說不抽煙不是正合你的意思嗎？你還奇怪什麼？她更奇怪了，自言自語說：「男人也真是，你越強迫他戒煙，他越是不戒；你不管他了吧，他自己倒戒煙了。」她想了半天，似乎還琢磨出某些哲學上的意思來。那天我向一位從醫的朋友討教中風問題，他在回答我的問題時說：「中風是遺傳病。」這使我嚇了一大跳，雖說我當時面無明顯反映，似乎還說了幾句俏皮話，但是回到家之後我卻一直在極其認真考慮這個問題。我溯源而上，發現我父親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祖父也得過中風，這給了我巨大的不祥之感。那是在七十年代初的一天，我祖父正躺在床上睡覺，有隔壁鄰居來向他借大木盆洗澡，這大木盆是放在床底下的，祖父翻身彎腰把大水盆拉出來，這用力一拉，當即出了問題。祖父中風了，那一年他也是六十六歲。
對祖父的過去，我知道的不多，所知道的情況，大都是聽父親和姑姑說的。祖父似乎是三十年代到上海的，當時他是一人先到上海的，祖母帶著兒女仍然留在鄉下老家。我的老家在長江入海處的北岸一個叫海門的地方，從海門坐篷船搖搖晃晃一天多時間就能到上海，所以城鄉距離不算太大，也因此吸引著老家人成群結隊到上海這個十里洋場來淘金，祖父就是與他遠房表兄一起到上海的。遠房表兄有一手算盤功夫，在上海灘操練沒有幾年，就進了英國人辦的洋行做事。有一天，洋行老闆在喝下午茶時偶爾說起要找個管家，遠房表兄就將我祖父介紹過去。一直到陳、粟大軍打進上海，十幾年來，我祖父一直在這家洋行里做管家。
洋行矗立在外灘上，傲視著黃浦江，這幢尖頂大廈和左鄰右舍的幾幢樓宇後來成了上海最有名氣的地標。父親有一個大旅行袋，右上角就印著這個地標。記得有一次祖父指著尖頂大廈對我們兄弟三個說：「我過去就在這裡廂工作。」那時候我們覺得祖父很不得了，居然在那麼有名的地方工作。後來我們才知道祖父是在裡面當管家，雖然管家叫得好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