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集團其實也有自己的苦衷。
我們知道，官僚集團是一個非生產性的社會階層。他們並不能給帝國提供財富，只會消耗財富。這可能也是帝國要對其實行低薪制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則已如前述）。另一方面，作為財富的消耗者，他們又不是這些財富的所有權人，這又正是老百姓"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原因之一。在一般民眾看來，皇帝"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無論如何奢靡排場，都理所當然。官員們搜刮的卻是民脂民膏，而且是直接從自己身上搜颳去的，因此特別可恨。也因此，一旦天下大亂，民不聊生，民眾就會將自己的仇恨集中在官員身上。
皇帝對官員則有一種複雜的心理。一方面，他離不開官員。另一方面，他又近乎本能地認為帝國的事情會壞在這幫傢伙手裡。幾乎沒有一個皇帝會真正信任他的官員，也幾乎沒有一個皇帝真正相信，官員們在代理皇權時竟然不會以權謀私。因此，運用各種手段對官員們進行監督是必要的，揪出一兩個貪官污吏來殺一儆百是必要的，用反覆無常的方式來使官員們感到天威難測就更是必要的。而且，由於皇帝被預先設定為天道的代理人和天下第一聖人，因此，所有的成功都是因為皇上聖明，所有的錯誤都是因為官員無能。辛辛苦苦替皇帝打工賣力的官員，很容易地就會成為帝國的替罪羊。
處於這樣一個尷尬的地位，再加上官場上風險大，危機多，稍有不慎，就會獲譴於天，官僚集團不得不為維護自身的利益結成攻守同盟，比如官官相護，比如欺上瞞下，比如集體心照不宣地拖延抵制，消極怠工，並在自身利益和傳統道德、現行法規相衝突時，創造出不成文的另一套規則（比如官場陋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帝國在與其周旋時則往往進退失據。它既要集權又要授權，既要授權又要控權，這本身就是矛盾。為此，帝國不得不大量增設官職和機構。比如明代州府之上的衙門，竟有三級之多。最低一級是諸道，如督糧道、提學道、清軍道、驛傳道、分守道、分巡道、兵備道。諸道之上是三司，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清代則減去都指揮使司）。三司之上，則又有總督、巡撫、巡按（清代減去巡按）。總督、巡撫、巡按原本是出於某些特殊目的臨時指派的派出官員，類似於特派員或專案組。然而逐漸竟成定例，變為常設，成了執掌一方的封疆大吏。原本是省級地方官的布政使和按察使，反倒不像省長了。
諸如此類的情況不勝枚舉，而歷代官僚集團的膨脹速度都很快。比如明初洪武年間文武官員二萬四千多人，到一百年後的憲宗時變成八萬餘名。又如唐代元和年間官吏人數之多，已達到納稅人每七戶就要供養兩個官吏的程度，正可謂"十羊九牧"。
與此同時，官員為了保證自己權力不受制約，利益不受損害，也不得不在行政、執法時大量使用"私人"（自己人）。僚屬靠不住，則委命於胥吏；胥吏靠不住，又委命於師爺。這些"編製外人員"的"計畫外開支", 和朝廷增設官職機構所需經費一樣，表面上由朝廷或官員自理，其實最後都要由民眾負擔。當然，州縣聘請師爺和朝廷增官設職，原因都是多方面的。或者說，並不能相提並論混為一談。但結果則一樣，即都是官僚集團的急速膨脹和廣大民眾的不堪重負。
一方面是官員和機構成倍增加，另一方面則是國家事務無人問津。據《 神宗實錄》 ，萬曆末年，從中央到地方，辦事官員"十缺六七"。湖廣、河南、福建皆缺巡撫，定員五至六人的內閣只有一人當差，中央官員的缺俸則長達五個月之久，這可真是匪夷所思。
其實就算所有官員都全部到職到任，行政效率也不會多高。誰都知道，官僚機構越龐大，效率就越低。官員任事時間越長，就越疲沓，越懶散，就連皇帝也如此。所以，新任皇帝如果是"有為之君"，或者想做"有為之君"，登基之初便幾乎都要整頓吏治，淘汰冗員。但這又幾乎總是會遭到官僚集團的集體抵制。沒有一個既得利益者甘願自動退出歷史舞台，而其他官員出於兔死狐悲和唇亡齒寒的心理，以及千絲萬縷的人際關係，也往往很難積極配合朝廷精兵簡政的改革。最後是皇帝不得不將舊的機構閑置起來，另設機構來推行他的政令，而這些新設機構則又會在不久的將來製造出大量尸位素餐的新官僚。至於那些舊機構里的官員，則繼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吃國家財政飯（皇糧）而毫無愧色。
何況還有大量的候補官員需要安排，這就是那些新科進士和舉人們。我們知道，科舉取士原本是一種選拔官員的有效措施，它的優點已如前述。但同時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會產生相當數量的候補官員，而且他們還會定期、定額地產生出來。不定期是不行的，不定額也是不行的，產生以後不儘快安排職位就更不行，因為那將使科舉制度失去它的作用和意義，失去吸引力和凝聚力。如果像萬曆末年那樣，上千新錄貢生滯留京師，乞求朝廷任命，則將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
實際上這也是科舉制度的又一個弊病，即中舉做官被看作讀書人的唯一出路，至少是唯一正當、有效益有前途的出路。本來，一個國家和民族絕不能沒有知識的創造和文化的傳承，知識階層該做和可做的事情也很多，比如科學的研究和藝術的創作。可惜帝國對這些都不感興趣。哲學被看作誤國誤民的清談，科學被看作標新立異的末技，藝術則不是被當作宣揚禮教的工具，就是被看作玩物喪志的禍根。讀書人除了做官幾乎別無他業可從，帝國則除了誘以官祿賜以爵位，也沒有別的辦法將其控制籠絡於股掌之中。相反，帝國為了抬高官員的權威（其實也就是它自己的權威），還要一再貶低其他行業，視讀書做官為人生最高目標。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其實是"萬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那麼，不想方設法多弄些官來給他們做，又能如何呢？
況且想做官的又何止讀書人！可以說只要有可能，幾乎是人人都想做官的。因為帝國為了維護其專制統治，賦予了其官員以許多優惠和特權（比如不納賦稅和寬刑免罰），以及極其尊崇的地位。他們峨冠博帶，香車駟馬，高堂廣廈，錦衣玉食；堂上一呼，堂下百諾，簽拿票押，敲扑喧囂。這些優惠、特權、威風和排場，都是令人羨慕的。更令人羨慕的是，當官還可以封妻蔭子，耀祖光宗，甚至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至少，家族中有人做官便可少受許多欺負。因此，儘管官場早已人滿為患，仍有大批心儀已久的人想擠進來。
沒有人能守住這扇大門。因為每個人都有兄弟子侄、親朋好友、門生故舊，也都想在官場中培植親信，建立網路，發展私人關係，就連皇帝也不例外。結果是官僚集團無法遏制地膨脹起來。其實真正釜底抽薪的辦法，是取消官員的特權，使官員們和士農工商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甚至讓人覺得當官還不如經商治學，從事生產。但這顯然是帝國不願也不能的。無疑，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裁員、定編、撤併機構之類的做法，只能是揚湯止沸，甚至火上澆油。歷代王朝的精兵簡政沒有一次成功，原因之一就在這裡。
官僚機構的膨脹增加了民眾的負擔，也增加了統治的成本。這不僅因為要增加辦公經費和官員俸祿，還因為它會造成機構和官員職權不清，職責不明，相互推諉，彼此攻擊，來回扯皮，也會造成朝令夕改或政出多門，讓下面無所適從。所有這些，都是官場上常見之事。其所以然者，除制度本身的弊病外，內訌與黨爭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由於政見、主張、觀點、看法，甚至由於出身、資歷、部門、籍貫的不同，當然，更主要的還是由於不同的利害關係，官員們常常會形成不同的派系，在朝廷里黨同伐異，勾心鬥角。這就不但會造成國家機器的運轉失靈和人才資源的極大浪費，而且會毒化環境毒化心靈。
這又是一個惡性循環的過程，即官僚機構越是臃腫，官僚集團越是龐大，推諉、扯皮、內訌和黨爭就越是嚴重。這也並不奇怪。僧多了，粥自然就少了，不爭不奪，怎麼行？問題是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對此則往往聽之任之，甚至暗中鼓勵，以為這是壟斷權力、控制官員、保持平衡的有效手段，卻不知這其實是飲鴆止渴。
官僚機構的膨脹也加大了監督的困難，而當腐敗成為風氣時，越監督只能越腐敗。因為不但反腐敗的成本增加了，規避法律逃脫懲罰的成本也增加了。這就只能逼得貪官污吏們加大腐敗的力度，不擇手段地巧取豪奪，以便攫取更多的利益來尋求保護，甚至贖買帝國的監督權。這就是另一種"稅外加費"了，民眾也將更加不堪盤剝。誰都知道，一般地說，一隻狼的胃總是有限的。但如果它還要替其他的狼來吃，而且這"其他的狼"還沒有一個準數，那麼，羊的命運會是怎樣，大約也就不難想像吧！
實際上，帝國對官員的控制並不能遏制他們追求代理人私利的慾望，也不能遏制腐敗，反倒只會使其變本加厲。因為帝國唯一能夠揮舞的指揮棒，就是官位和官職。為了在爭權奪利的官場鬥爭中立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