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倫理治國或者說獨尊儒術的原則維護了帝國制度，卻讓我們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首先是沒有了思想。我們民族曾經是很有思想的。儒家有思想，道家有思想，法家有思想，墨家有思想，其他各家各派也都有思想。這些思想和古希臘哲學（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印度佛教（釋迎牟尼）、希伯來先知的學說一起，構成了雅斯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的輝煌。但那是在先秦。所謂"先秦"，即"先於秦"，其實也就是"帝國前"。自從進人帝國時代，我們民族就開始沒有思想，也開始不會思想。董仲舒不是思想家，王充則只能算是"有想法的人"。董仲舒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會電腦"的巫師和政客。他把先秦諸子的思想（以儒家為主，兼及道家和陰陽家），下載、拷貝、剪切、粘貼，雜糅成一個半神學體系，然後貼上儒學的商標賣給帝國。他的"貢獻"，主要是成功地實現了儒學從民間思想到官方意識形態的切換，為帝國設計了一個倫理治國的"軟體程序"。此後二千多年，鳳毛麟角的幾個所謂"思想家"，沒有一個能達到先秦諸子的量級，也沒有一個能接近先秦諸子的水平，更沒有一個能超越先秦諸子的框架。王夫之是學問大于思想，李卓吾是情緒大于思想，王陽明是姿態大于思想，朱晦庵是解說大于思想。余則嵇康崇自然，王弼尚清談，阮籍善飲酒，葛洪會煉丹，亦不過有些"異類"而已。至於煌煌大唐，勉強稱得上是"思想家"的，也就六祖慧能一人；而這位慧能禪師的"思想"，竟是不要思和想！
諸子立說，百家爭鳴，那樣一個黃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這無疑是帝國制度的"無量功德"。我們知道，帝國制度在本質上是聚斂和集權的，因為如不聚斂就無法集權，如不集權則不成其為帝國。邦國因為不集權（天子分權於諸侯，諸侯分權於大夫），所以要滅亡，要被兼并；而能夠兼并他國，並將邦國發展為帝國的，必是擅長集權者。秦王國之所以能夠兼并天下，就因為它既善於聚斂，又善於集權。這樣一來，聚斂和集權，就成了帝國的"天性"。這就很容易發展為專制，而專制主義與思想自由則絕不能相容。專制主義比誰都清楚，思想自由是它的死敵。只要人們能真正自由地思想，專制就不再會有存身的餘地。因此，王朝如果集權而不專制，或實行"開明專制"，環境就比較寬鬆（如唐宋）；如果集權而專制，還大搞"文字獄"，思想就沒有自由（如乾嘉）。然而思想一旦不自由，那它就不再是思想。於是，為了禁絕自由，就只好連思想也一併禁絕。
當然，帝國並不曾明令禁止思想。它只是通過獎懲的辦法暗示知識界，自由思想是沒有好處的。同時它還會苦口婆心地告訴人們，自由思想也是沒有必要的。先秦諸子之所以要思想，是因為那時還沒有找到最好的社會制度，最好的治國方略，最好的指導思想。但是現在找到了。這個最好的制度就是帝國制度，最好的方略就是倫理治國，而最好的思想就是儒家學說。那你還用得著再想什麼？朝聞道，夕死可也！
沒有了思想，剩下的就只是學問。按照秦始皇的做法，學問本來也剩不下的，所以我們還得感謝漢武帝。學問之所以還有必要，是因為要掌握先王之道，就得學；學的過程中有了問題，就得問。但這種問，絕不是懷疑、質問，更不是批判，而是請教。請教之後也不是思考，而是領會。領會以後就去演練，這就是習。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思考什麼的，就不必了，因為"先王之道備矣"。至於質疑、批判、顛覆聖賢學說，更是想都不要想。離經叛道，數典忘祖，那是要殺頭的。總之，獨尊儒術以後，有學，有問，有習，無思。
然而沒有思想的學問並不能構成學術。因此傳統中國的學術界就表現出這樣的特點：鮮有思想，只有學問；鮮有智慧，只有知識；鮮有爭鳴，只有爭吵；鮮有研究，只有鑽牛角尖。所謂"經學"，就是鑽牛角尖；所謂"論辯"，則往往是窩裡斗，甚至只不過是學派、門戶之間的爭權奪利和人身攻擊，正所謂"只見幫派，不見學術"。
這並不僅僅是學術界的悲哀，而是整個民族的悲哀。因為一個民族是不能沒有自由思想的。沒有了自由思想，就沒有了頭腦；沒有了頭腦，就挺不起脊樑。中國人是講骨氣的。但骨氣不等於意氣。骨氣要真正成為骨氣，必須以自由思想為前提。只有當思想是屬於自己的時候，骨頭才是自己的，也才會有骨氣。只要看看清朝末年，一班朝廷大臣的意氣用事，清談誤國，就知道沒有科學精神、理性分析和自由思想，會給我們民族帶來多大的災難。
帝國沒有思想的自由，也不會有言論的自由。相反，以言論罪人的事例倒是屢見不鮮。孔融和嵇康就是這樣被殺的。孔融被殺，是因為他說了子女是父母尋歡作樂的結果，因此並無恩情之類的話。這是忤逆降逆不孝。嵇康被殺，則是因為他"非湯武而薄周孔"。這是大逆不道。當然，這些都不是他們被殺的真正原因。但執政者能以此為由殺人，則說明帝國是能夠以言論治罪的，也說明帝國是沒有言論自由的，還說明誰要是膽敢懷疑和攻擊帝制意識形態，那是要判死罪的。這兩件事，都發生在帝國統治最脆弱的時候。帝國自身難保之時尚且如此，其鉗制甚力之時也就可想而知。在乾隆皇帝的時代，舉國上下便是萬馬齊喑，一片死寂。所有的人都噤若寒蟬，頂多也只能在螺螄殼裡做做道場，比如乾嘉學派。
一個沒有思想和言論自由的社會也不可能真正有道德。表明上看，道德建設貫穿了倫理治國的始終。一應軍民人等，均必須嚴格按照欽定的道德原則做人行事。對那些不道德的人和事，則有表示反對和譴責的義務。在杭州西湖岳王廟，塑有秦檜等人的跪像。幾乎所有前來悼念岳飛的人，包括一般的遊客，都要向這四個奸賊投去憤怒和蔑視的一瞥，甚至吐痰撒尿。這說明倫理治國確有成效，道德觀念也深入人心。然而遺憾的是，秦檜之流並未因此而"斷子絕孫"。陷害忠良的慘劇依然繼續上演，充當漢奸和偽軍的人則成群結隊。而這些人，如果也曾到過岳王廟，那麼，也照例是要對那四個奸賊撒尿吐痰，絕不會焚香禮拜的。
可見諸如此類的道德義憤究竟有多少出自真正的道德感，十分可疑。在我看來，那恐怕更多的是一種政治表態和道德作秀。中國人是很擅長此類表演的。最高當局只要一聲令下，很容易地就能做到對某個"奸賊"或"小人"的同仇敵愾。至於這個人是否當真有罪，則無人深究，也無須深究。對於這些"憤民"（憤怒的民眾）來說，需要的只是一個表白的機會，即一個表現自己政治可靠和道德無瑕的舞台。這就要有一個"反面典型"以為契機。政治上的反面典型就是"亂臣賊子"，對他們的憤怒可以表白自己的忠誠。生活上的反面典型則是"姦夫淫婦"，對他們的憤怒可以表白自己的純潔。於是，一旦發現亂臣賊子或者姦夫淫婦，民眾就會要求將其遊街示眾，並在圍觀時向示眾者吐口水、扔石頭、喊口號。其實，一個人犯了罪，自有司法部門依法處分，關民眾何事呢？殺人償命，盜竊坐牢，執行就是，為什麼還要"展覽"一番呢？然而無論官方還是民眾，均有此要求。究其所以，在官方，無非想藉此殺一儆百；在民眾，則非如此而不能"表演道德"，證明自己是"好人"，也無法在這種表演中體驗快感，即道德上的優越感（請參看拙著《 中國的男人和女人》 ）。
在沒有反面典型的情況下，這種表演則表現為"做好人好事"。比如父母死後住在墳墓旁或者墓道里，三年不吃細米，不著錦衣。禮教制度甚至會對這些表演做出詳細而明確的規定，比如"披麻戴孝"或者"持哭喪棒"（表示自己因悲痛過度而無法站立）。這絲毫也不奇怪，因為倫理治國的主要手段是"禮"。禮既然是一種儀式（禮儀），就必然帶有表演性，也必然培養出表演的習慣。讓人費解的，是官民人等在表現道德義憤時不經意間流露出的野蠻暴力傾向。他們在譴責和批判那些所謂"亂臣賊子"或"姦夫淫婦"時，實際上已完全不把對方當人看，不但極盡羞辱咒罵之能事，往往還要施以酷刑。中國古代許多刑法都殘忍之極，比如"凌遲處死"或者"騎木驢"。所謂"騎木驢"，就是用硬物刺人女性陰道，致其慘死；"凌遲"則是一刀一刀慢慢將人犯的皮肉割下，折磨死亡。此外還有炮烙（燒烤致死）、車裂（五馬分屍）、腰斬（攔腰鍘斷）、宮刑（閹割男性生殖器），無不駭人聽聞。這其實連"獸行"也稱不上，因為野獸絕無此類行為，因此只能稱之為"慘無人道"，甚至"喪盡天良"。
問題並不在於這些刑法是何等地殘忍，而在於社會對這種殘忍的普遍認同。儘管某些酷刑逐漸被廢（如隋文帝時廢車裂），然而又會有新的酷刑被發明出來。比如凌遲，就是北齊文宣帝時"發明"的，從唐代開始便盛行於諸代。以後明太祖朱元璋又發明了"剝皮實草"，就連海瑞這樣的正人君子也深表贊同。實際上，中國古代的知識界對這些酷刑也是麻木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