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當人們好像只是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
從秦始皇到漢武帝，即帝國取代邦國之初，便正是馬克思說的"革命危機時代"。這個時候，帝國的領導人不可能不"請出亡靈"，也不可能不"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問題只在於請出誰來，借用什麼。這就要盤點。前帝國時代留下的治國之方主要有三種，這就是儒家主張的"德治"、法家主張的"法治"和道家主張的"無為而治"。這三種"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在帝國創立之初都試穿試用過了。秦帝國試穿試用了第二種（法家法治），漢之初試穿試用了第三種（無為而治）。前者被證明此路不通，後者則只不過權宜之計。剩下能夠使用，而且行之有效又能久遠的，就只有"德治"，即"倫理治國"。這是儒家的主張，也只有儒家這樣主張。因此，倫理治國，也就是"儒學治國"。或者說，儒家思想治國。
事實上，儘管有王朝的更替，帝國制度仍能維持二千多年之久，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因為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堅持以儒家思想為官方意識形態，就連兩晉也不例外。相反，正因為民間拒絕儒學，皇帝崇尚佛學，魏晉南北朝的動亂才長達三百六十九年之久。無疑，歷代統治者都會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儒學進行改造甚至篡改，會斷章取義各取所需，以至於從董仲舒開始，儒學就已非孔子時代的本來面目，但他們不會放下這面旗幟，只會舉得更高。即便是北方來的滿人，也如此。
這裡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天下一統和中央集權的帝國需要一個統一的思想，一個欽定的官方意識形態。這不僅是為了防止因思想的混亂而導致社會的動亂，也是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帝國從秦王朝失敗的教訓中認識到，軍事獨裁和文化專制，只適合規模不大、且長期處於戰爭狀態的邦國（比如秦王國）；而管理現在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帝國，還希望能夠長治久安，就不但需要嚴刑峻法的威懾，更需要文化懷柔和道德訓誡。而且，後者還應該是常規手段，前者則只能用於非常之時、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這同樣是有成功經驗可資借鑒的，那就是周人的經驗。周，作為一個文化、技術和生產力都相對落後的民族，卻能推翻可能是壟斷了青銅冶煉技術，擁有大量物質、財富、武器和車馬的殷商王朝，靠的就是文化懷柔和道德訓誡這兩種手段。殷商王朝因為橫徵暴斂和濫施酷刑，失去了人心；周人卻反其道而行之，對自己的臣民和屬國，包括周邊原本附庸於殷商的其他部落國家大行懷柔之道，結果"三分天下有其二"，奪取了全國政權。周武王說自己是因為"有德"而"有天下"，不是沒有根據的說法。
周人的這種做法甚至成為一種政治傳統，即包括對待周邊少數民族國家，也首先是"以文教化", "以德服人", "不戰而屈人之兵"。當然，對那些"冥頑不化"，實在不肯臣服的，該出手時還是要出手。劉向《 說苑·指武篇》 云："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所謂"文化"，就是"文明教化"。也就是說，對那些"夷狄"，要先用"文明"去"教化"（文化）。如果屢教不改（文化不改），那就大開殺戒（然後加誅）。總之，無論對臣民，還是對番邦，都要恩威並重軟硬兼施，不能"不教而誅"。文化懷柔和道德訓誡，是擺在第一位的，或者說是應該先做的，因為它成本最低。
這其實也是儒家的主張。儒家的思想和帝國的思路如此一致，它也就沒有理由不成為帝制意識形態。問題是，符合帝國思路的不僅只有儒家，還有法家。事實上帝國的統治也是兼用儒法，雜用王霸，內法外儒；或者像汲黯批評漢武帝的那樣，是"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史記·汲鄭列傳》 ）。那麼，為什麼不能用法家的學說來統一人們的思想，而一定要獨尊儒術？這就要弄清帝國為什麼要有統一的思想，它需要的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學說。
一般地說，帝國是由三種成分構成的。高高在上的，是君臨天下、乾綱獨斷、稱孤道寡的帝王。匍匐在他權威之下的，則是只有奉獻沒有權利的草民。帝王孤身一人威加海內，草民數以萬計一盤散沙。二者之間，則是一個龐大的官僚集團。這三種人，都對國家意識形態有自己的需求：奉天承運的帝王需要有一種冠冕堂皇的理論為他的統治張本，安邦治國的官僚需要有一種大而化之的主義為他們的施政立法，逆來順受的草民則需要一種講得過去的說法來平衡自己的心理，以便心安理得地接受帝國的統治和奴役。這種統治和奴役並非他們的自由選擇，是他們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但有此說法，至少是一種寬慰。可以說，君王、臣僚、民眾，都有一種"理論要求"。
不過，理論也好，主義也好，說法也好，都應該出自一家，才能自圓其說。儒家主張"尊王攘夷"，符合第一種需要；主張"忠君愛民"，符合第二種需要；主張"尊卑有序"，符合第三種需要。法家雖然也主張君主專政，但對官員和庶民並沒有約束力和說服力；道家則是主張退回到原始社會，不要統治的。這都不符合要求。所以歷史選擇了儒學。
獨尊儒術的政策一經確定，帝國便利用它強大的意識形態勸說功能來實施禮教。這其實也是儒學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儒家的政治主張，就是以禮樂代法制，以教化代刑律。據《 論語·陽貨》 ，孔子在子游（言偃）執政的武城"聞弦歌之聲"，曾笑言"割（殺）雞焉用牛刀"，意思是治理武城這樣的小地方，哪裡用得著禮教？然而子游卻回答說，學生聽老師講，君子學道就仁愛，小人學道就馴服。孔子立即肅然起敬，承認言偃所說是正道，自己所云則不過戲言。禮教之重要，由此可見一斑。
禮教的內容無非勸農桑，重耕讀，崇孝梯。因為"其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聞也"（《 論語·學而》 ）。也就是說，一個老老實實在家務農，勤勤懇懇在家讀書，從來就孝順友愛的人，是不會犯上作亂的，因此務使軍民人等身體力行。這就要普及道德教育。事實上這種教育也是全國範圍的，而且一直延續到明清兩代。明代每年正月和十月，地方上都要舉行"鄉飲"（這也是從西周時代傳下來的一種半官方半民間政治活動），所有人戶都必須參加。飲酒之前，有唱禮、演講、宣布朝廷法令、表揚與批評等程序，實際上是一次道德教育、政治學習和禮儀演練。清代則於1670 年頒布了康熙皇帝親自擬定的十六條道德訓誡，即後來稱之為《 聖祖聖諭》 的東西，並規定每半個月，地方官和當地士紳就必須向民眾宣講一次，以為全體臣民的做人準則和修養綱領。在這些活動中，士農工商均須恭聆聖訓，體察聖心，從中獲取道德的力量。有異心和劣跡者，則更應反躬自省，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以期能夠和那些良善之民一起共沐天恩。
除組織這種常規性的學習外，帝國另一種行之有效的辦法是樹立典型。孔子是理所當然的"大成至聖先師"，是所有讀書人的楷模。讀書人見到孔子的牌位必須下跪，提到孔子的名諱必須起立，平時的言行如果能有三條和孔子一樣，就可以認定是好學生。後來一個流氓便據此自封君子，因為他剛好做到了三條：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唯酒無量。
可惜諸如此類的笑話並沒能阻止帝國樹立典型的熱情。繼孔子在兩千年間被一再加封直至享受王爵待遇後，劉備的愛將關羽又在康熙年間被冊封為"武聖人"。當時的候選人還有南宋的岳飛，但因岳飛曾與清人的祖先金人作戰，只好忍痛割愛。其實岳飛也好關羽也好，之所以備受帝王青睞無非因為他們忠心耿耿。不過民間對於關羽則另有一份情感，即推崇他的義氣深重。按照陳壽（（三國志·關羽傳》 的記載，此公之重義，是連曹操都要被感動的，何況芸芸眾生？自然奉為楷模。忠，是統治者喜歡的。義，是老百姓喜歡的。官方推崇忠，民間推崇義，關羽也就理所當然地受到崇拜，關帝廟香火旺盛也就不足為奇。這又說明，倫理治國的方略曾經是何等地深入人心。
這其實是一個文化大戰略，即通過文化的力量來維護統治。好一點的，不過但求長治久安；壞一些的，則還要實行專制。但不論是長治還是專制，帝國的統治者都不會忘記藏在皇袍裡面的屠刀。於是，用文化來統治，就難免發展為"用文化來專制"；而"用文化來專制"，又必然發展為"對文化行專制"，其登峰造極者則為乾隆。乾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