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法治不是法治，帝國的德治也不是德治。
德治原本是原始社會的管理方式。那時資源和財富不多，族群很小，有限的一點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自然不妨實行"部落內公有制"。在部落和氏族內部，所有的東西都歸全體族民共有，並按照原始道德（德）和風俗習慣（禮）來支配和分配。這就是最早的德治和禮治。應該說，這種制度曾經是很美好的。沒有子女的老人和失去父母的孩子，都能得到贍養和供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統治和奴役沒有存在的餘地，權利和義務也沒有差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分工則完全出於自然（男耕女織）。支配人們行為的依據，除了生存的需要，就是原始的、純樸的道德。領導者並不需要花費多少氣力，便可"垂衣而治"。這就是歷來被人們崇拜和嚮往的"堯舜之世"。
這樣一個時代可能確實存在過。恩格斯在他的《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一書中，曾經描述和讚美了那個時代和那種制度。恩格斯說："這種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一種多麼美好的制度啊！沒有軍隊、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有條有理的。"為什麼會"有條有理"呢？有"德"啊！
然而，即便是在這個時代，也不僅只有脈脈溫情，同時還有野蠻的暴力。正是這種野蠻的暴力，導致了後來的一系列戰爭。包括九黎戰涿鹿、炎黃戰阪泉，也包括五侯爭霸、七國爭雄。所以我們不能把那個時代想像得太美好，更何況它早就一去不復返。氏族社會過去了，部落時代過去了，就連邦國時代也過去了。純樸野蠻的原始社會，已經不可逆轉地被權力至上的古代社會所替代。這個時候，如果再鼓吹原始的、純樸的道德，鼓吹所謂"堯舜之治"，即便不是欺詐，也是愚昧。實際上正如恩格斯所說，它只不過"被濫用來替暴力掠奪財富的行為作辯護"（《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因此儒家和帝國統治者一再推崇、標榜和鼓吹的"德治"，便帶有極大的欺騙性，正所謂"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毛澤東《 賀新郎·讀史》 ）。反倒是另外一些思想家的頭腦要清醒得多。比如老子，就曾以他獨有的睿智和冷峻，說出了許多人不願意正視的事實和不願意接受的道理——"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老子》 第十八章）。也就是說，一個社會如果起勁地標榜和鼓吹道德，這個社會就一定出了問題。
的確，從部落到國家，是一種"離開古代氏族社會的純樸道德高峰的墮落"；而"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的帷幕，則是由"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貪慾、粗暴的情慾、卑下的物慾、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 ）。這種墮落甚至有章可循，這就是老子所說的"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老子》 第三十八章）。從三皇五帝到西周封建，再到春秋戰國，走的正是這樣一條路。
首先是"失道而後德"。道，就是氏族社會的社會制度和時代精神。它的特點，是財產公有，酋長公選，社會講究公正、信義與和平，即《 禮記·禮運》 所謂"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結果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所有的人都是親人，或被看作親人，也都能得到應有的撫養、贍養和親愛。這就叫做"大同"。後來，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了（大道既隱），部落公有變成了家族私有（天下為家），所有的人都只顧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生產勞動也只為自己（貨力為己），公權力也變成世襲（大人世及），聖人們只好出來制定禮儀以為規範。這就叫做"小康"。啟廢禪讓是"小康"的開始，西周封建則是"小康"的既成。這時，原始的、素樸的道德既已淪喪（大道既隱），就不能再講"道"了，得講"德"。
事實上西周思想家強調的也正是"德"。從周公到孔子（孔子是西周思想的繼承者和發揚者）, "明德"、"事德"、"敬德"、"好德"、"有德"之類的說法不絕於耳。這其實是一種無奈。莊子說，河水幹了（泉涸），魚們來到陸地（魚相與處於陸），相互用吹濕氣和吐唾沫的辦法來救助對方（相呴xu以濕，相濡以沫），這當然很道德，很感人，但又怎麼比得上根本就用不著救助的"相忘於江湖"( ( （莊子·大宗師》 ）？可見人們提倡道德，只因為這個社會已經不道德了。現在，古代氏族社會的純樸道德已經無可挽回地墮落，唯一的辦法就只有高揚道德的旗幟。更何況，周奪殷人之天下，不標榜自己有德，不鼓吹上天"唯德是輔"，就沒有辦法維護自己政權的合法性。這就是"德治制度"誕生的原因。
不過，西周的"德治制度"並不只講"德"，還講"禮"和"樂"。因為道德作為一種對內心世界的規範，是無形的。用來治理國家的東西，卻必須有形。因此還得要有"禮"。禮，包括禮儀、禮節、禮貌、禮法、禮教，其實就是一系列行為規範。它的作用，是能將"德"落到實處。那麼，為什麼還要有"樂"呢？因為"禮"是一種秩序，是文明對野蠻的鎮壓。這就要用"樂"來調劑、平衡。樂，既指音樂，也指快樂，也就是要求"以德治國"必須音樂般和諧，收到上下秩序井然（禮），人人心情舒暢（樂）的效果。按照周公對這種制度的設計，德為禮之本（根本）, 禮為德之表（表現），而樂為禮之輔（輔助），也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就是德；兩個基本點，就是禮樂。禮辨異，樂統同，禮講秩序，樂講和諧，它們共同為德治服務。德治抓根本，禮樂來實施，因此又叫"禮樂制度"。
這是一種必須持之以恆予以認真實踐的制度。否則，"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論語·陽貨》 ）。可惜，春秋時期的情況，恰恰就是"禮壞樂崩"。這個時候，再講"德"，講禮樂，就沒什麼用。於是孔子講"仁"。仁，是孔子學說的核心範疇。《 論語·陽貨》 記載孔子的話說，禮，難道就是祭祀禮儀嗎（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難道就是音樂舞蹈嗎（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當然不是。是什麼呢？是"仁"啊！不仁，要什麼禮樂，又怎麼對待禮樂？正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論語·陽貨》 ）。顯然，仁，是比禮樂更重要的東西。現在，禮壞了，樂崩了，道德淪喪了，只有"仁"才能救助，也只有"仁"才能救贖。這就叫"失德而後仁"。
戰國的情況就更糟糕。不僅是"禮壞樂崩"，而且是"殺人如麻"。這時再講"仁"，就未免滑稽。因此孟子講"義"。義，是一種帶有殺戮性質的東西。因此有"大義滅親"，沒有"大仁滅親"；有"義無反顧"，沒有"仁無反顧"。仁，是一定要反顧的，也是滅不了親的，因為仁的本質就是"親親"（愛自己的親人）。它至多只能犧牲自己（殺身成仁），無法對付別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而在戰國時代，要對付的正是別人（也包括自己的不道德行為）。所以不能再講"仁"，要講"義"。這就叫"失仁而後義"。
到了荀子的時代，連"義"也講不成了，只好回過頭來講禮樂。《 荀子》 一書中既有《 禮論》 ，又有《 樂論》 ，就是這個原因。這就叫"失義而後禮"。結果，是講出了一個儒家的反對派——法家（韓非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法家既不講仁義，也不講禮樂，講刑律。因此，在"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的後面，還應該加上一句"失禮而後法"。而這時，也正好就是帝國的前夜。
秦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全面試行"法家法治"的王朝。使用"法家法治"這個詞，是為了將它與本來意義和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嚴格地區分開來。事實證明，這種殘暴的所謂"法治"根本行不通。它甚至被當作"暴政"的同義詞。不但被統治者忍無可忍，就連統治集團自己也不以為然。無奈，帝國的統治者們又只好去實行儒家所主張的"德治"，這正是"獨尊儒術"會取代"焚書坑儒"的原因之一。
不過此刻的情況，與周公的時代已不可同日而語；而歷代王朝實行的，也與其說是"德治"（道德治國），不如說是"禮治"（倫理治國）。德治和禮治原本就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德治強調的是道德的自覺性，禮治則更注重禮儀、制度和外在的行為規範。顯然，禮治比德治更有可操作性，也更具有表面性。因此，在德治時代後期，人們勉強維持的，也不是"德"，而是"禮"。就連孔子，也認為如果實在保不住道德，能保住禮儀也不錯。據《 論語·八佾》 ，孔子的學生子貢（端木賜）曾向先生建議，說以前諸侯每月初一都要殺一隻羊祭於祖廟，叫"告朔"，然後回朝聽政，叫"視朔"。現在他們既不祭廟，又不聽朝，只有羊照殺。既然如此，不如連這隻羊也一併省去。孔子卻說，阿賜啊，你